百年清华

鲲西，原名王勉，福建长乐人，1916年生。上世纪三十年代，他进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读书，师从吴景超、潘光旦等名师，与不少当今名公、学界耆宿是学友。七七事变后，随学校南迁到云南。1938年毕业后曾在昆明工作，并担任过国民党远征军的美军翻译。建国后在上海历任海燕书店、新文艺出版社、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编辑。退休以后，王勉先生才得以有较多的精力从事阅读与写作，并以鲲西之名发表一系列品书和怀旧的文字，才开始有了这些署名鲲西的文章和著作。

王勉老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最后一条龙”被卷到他故乡的云里去了，再也不会回来。还记得，当金性尧去世的时候，他感慨地对我说：“编辑部里，我和周黎庵、金性尧是同龄，都属龙，我是二月生的，最大，他们却先走了，现在只剩下我这最后一条龙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走……”我见他伤感，就劝慰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你不是说自己八十五岁要走的吗，我问你理由，你说曹禺不就只活了八十五。我说这不成为理由，而今，2010年了，你老已九十五了，金老是金老，你是你，你会活过一百岁的，到那时，我来贺寿。”他笑笑，就谈起金老欲购《明实录》影印本的往事。后来，他写了《爱书之人金性尧》《爱书人金性尧，此言不变》两文，既表达了对故交逝去的伤痛，也抒写了他自己爱书的情怀。

不过，王老与金老不一样，他读书、爱书，但并不藏书，也不很惜书。他读过的书，时常有颇多的书页留下折痕，看到哪里，就随便地一折，除非是精美的画册，他才注意。我曾经提醒他该用书签，他说：“没这习惯。我的书，没有宋版、明版，不珍贵，看过就算了。”对于藏书，他的观念是：藏是为了读，如后继无人，最妥善的是送给需要的人，或者捐公，让书继续发挥作用。所以，他从1992年起以为“年当论八”，必须把不用之书清理，赠给需要的好友，将来方可免遭废弃，并送我大量书籍。

但他一面清理，一面还是继续购买新书，譬如施蛰存先生的日记之类。王老九十以后，我每去访他，话题依然离不开书。写信也是如此，例如他在2009年3月20日给我的信中说：

“近来记忆大差，《陈师曾画论》一书应是兄相告，别无他人。昨有事去淮海路，并过季风书店，询电脑上查书，被告知此书架上仅有独一无二的一册，当即购下。此书如是畅销，殊出意外。中国书店版，附图，惜制版未甚清晰。卷末并附陈氏诗，忆其悼亡诗极有名，不知何以未附录。其他注解，并陈去世后碑文等均详载，足下若有机会定当购一册，因兄比仆更内行也。此外另购英国一学者撰《罗马史》，缘前日忽于旧箧中翻出友人钟君于九九年相赠吉本罗马兴亡史节略一小本，并注云作为吾二人交谊五十载纪念，意诚可感，为此特一读罗马史，并撰小文，题作《旧箧中翻出的罗马史略》。”我因此想，王老说金性尧是“爱书之人”，他自己又何尝不是。然而除了书之外，他对故乡福建似乎有更深的情结。2006年之后，我们每次晤谈，除了书，大抵谈他家乡的人和事，譬如福建方言、福州小吃，偶尔也提到他的家人，但甚少，只是两次言及他的祖父。一次是从梅兰芳引起，他知道我爱好京剧，与许姬传相熟，问我知不知道《天女散花》唱词的事，我说知道，那是王又点谱的，就是王允皙，民国初期的诗人，有《碧栖诗词》。他大为高兴，说，“你知道王又点是谁？就是我的祖父！”一次是谈严复。他对严复非常崇敬，对钱锺书之于严有微言表示不满，转而说到严复和他祖父有交谊，严曾请他祖父为阳崎的尚书庙戏台撰写楹联等事。此外，他谈到好多福建的名人。古人如黄道周、林则徐，近人如冰心、郑孝胥。他告诉我，“冰心是现代的闺秀作家，怎样评价，且不论。但她的《寄小读者》是我的启蒙读物。我从事写作的第一篇文章用的笔名‘李平’，就是冰心的小说《往事》里的一个人物的名字。”真是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的确眷恋他的故乡，越到晚年，相思越深。2011年3月1日，我应他之召去他家，王老交给我一篇文稿，托我打印，共5页，二千余字，题目是《思故乡》。我匆匆地看了一遍，发现思路似乎很不清，行文杂乱，有些地方，恐怕只有他自己懂得，或只有福州人才能理会。而字迹的凌乱，实在难以辨识。其中还留有空缺，如“夔州”的“夔”、“耄耋”等字，他都因为一时记不起来而空着，甚至把“肩舆”一词以“坐竹”两字代替。为此，不得不一字一字地面对面地校改，同时调整文句段落，或补或删，花了整整两小时，才把文章改定。改定之后，我感到非常悲哀，虽然在两个月之前，即2010年年末，在为王老编他的文集《寻我旧梦》时，对他的思路混乱已经有所感觉，但还没有发展到今天的程度，现在似乎溃不成文了。而他却对我说“还有许多文章要写”，我则暗暗悲叹：恐怕他已力不从心了。我不知道这篇《思故乡》是否会成为他最后的“绝笔”？没想到竟应了我的预测，仅仅过了三天，3月4日他因摔跤而进了医院，从此再也没有回家，一住四年，直到今年11月11日去世。

这四年中，我多次往医院探望，他有时清醒，有时昏乱，从没有提到过写作。开初时，他还不怎样迷糊，还感谢我为他整理和打印稿子，说《思故乡》已经寄到福州去了。当年8月，我为他编定的《寻我旧梦》出版，上海辞书出版社于9月召开品书座谈会，他无法出席。我于会后到医院向他传达情况，他虽有时神志不清，有时还很明白，说：“这是我的最后一本集子了，多亏你，否则编不成书，书名也是你定的，序也写得好，不浮夸。”之后，他就时好时恶，甚至迷糊到问他的妻子：“你叫什么名字？”有一次我去探望，正值他睡醒，脑子很清醒，和我说起穆旦。我知道他对穆旦的诗十分欣赏，对清华、对西南联大，也十分怀念。多年前，我劝他写回忆录，他摇摇头，说：“那是名人干的事，我不是名人。”我说：“我不是要你写自己，但你该写写你所接触过的人，比如潘光旦，你读社会学时的老师；还有韦君宜，你在清华时的同学……”他点点头：“这倒是值得写的。”后来，他果然写出了极具史料价值的《清华园感旧录》。

对于写作，我知道他颇自信，但也时觉孤独。从1959年与王老相识，虽中断信息28年，但自八十年代重逢之后，这近三十年的交往，使我深深感受到他的内心的痛苦的，是他的寂寞。渴望知音，这实在是知识分子难以摆脱的因袭的牢笼。2009年4月6日王老在给我的信中曾经这样倾诉：

“刘心武文云，人须有谈伴，所言甚是，及今仆也只有三四可相与谈文论艺的朋友。在文学上无（毋）宁说是一个独行者；有时偶翻拙集，自觉无论用字斟句以及此中所涵意绪，都应说不错的。对于文学的喜爱，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以后一些趣味是自己养成的，无系统，只是随着时间流泻过去。已出四、五册，自觉皆有可观者，何以识者少？此所以抑郁不乐也。当代有些年事不相上下的文字，其实卑之皆无甚高论，然名甚噪，此所以有时觉愤愤不平也。昔有些友人评仆云厚积薄发，其实不然。仆无专门，但评论，无论文字和内容皆有创见。非为厚积薄发也。”

对此，我自然深表同情，但同时认为，他也许将自己过于封闭了。事实上，知他识他的未必“少”，钱伯城、王元化、何满子，以至于刘绪源、陆灏，都非常赞赏他、推崇他。因此，我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抚慰之，幸而得其首肯。但是，我始终没有为他的著作写过一篇书评。这是他所期望的，也是我深感歉疚的，而今则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了。

无法弥补的遗憾，还有很多。让我后悔不已的是去年（2013）我专程去了闽南，去了他的故乡福州，然后南下，游览了泉州、厦门、漳州。回沪之后，想去医院告诉他严复故居、冰心故居、马尾、鼓山等等的现状，连同我拍摄的一系列照片。我与王老夫人通电话，征求她的意见，她却因为我的健康并不太好，远途归来，劝我休养，待恢复了去看王勉。后来又通过几次电话，她总是说：“王勉现在蛮好，吃得比以前多了点，很稳定，但是仍旧清醒时少，胡涂时多。”委婉地劝说“现在不必去，你也八十开外了，行走不便，去了反而使我不放心”。这是因为我在前一时期患坐骨神经痛，不能行走之故，但经半年治疗，已愈，但王夫人还是不放心。我想，既然情况“稳定”，那就隔段时间去吧。哪里想到王老忽而走了呢。

更遗憾的是，王老是11日走的，我却到了21日才得此噩耗。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往事纷至沓来，成了一团乱麻。次日，我重捡起他的许多著作：《三月书窗》《推窗集》《深宫里的温莎娘儿们》《清华园感旧录》《听音小札》《作家的隐私》《寻我旧梦》《吴伟业》以及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的单篇文章而未结集的论文：《袁中郎的再评价》《吴梅村秣稜春>传奇与琵琶行>》《文学传统与红楼梦>的诞生》《文学传统和红楼梦>悲剧主题的形成》《赵南星与明代俗文学兼论金瓶梅>作者问题》与多篇古代文人传记。此外，还有44封他给我的书简，以及委托我校正打印的致戴子钦的信。而今斯人已去，作为后辈的我们，目前的要事当是汇集王老的遗著，搜集其佚文，编出一部鲲西全集来，方是最有意义的悼念。

躲斋写于2014.11.24—25凌晨

转自《文汇报》2014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