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50年留美归国经过纪实

中科院院士　沈善炯(1942)

科学不分国界，但科学家有其祖国。这句一直回荡在我心坎的名言，给我——一个游学异国的科学工作者指出了人生的方向。

——《我的科学生涯》著者自序

编者按：

本文选自沈善炯学长回忆录《我的科学生涯》(1999年岁末)第一、二章。

沈善炯，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1917年4月13日生于江苏省吴江县，1942年西南联大生物系毕业，1942至1944年任教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1948至1950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读研究生，获博士学位后回国。1955、1979年两次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抗生素研究”；“固氮基因的结构与调节”）。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历任学部常委、主席团成员?1997年获陈嘉庚生命科学奖。1999年获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1950年6月25日下午，我的博士论文答辩顺利地通过了。

沈善炯学长（摄于一九八六年）

沈善炯、罗时钧、赵忠尧（自左至右）1950年归国途中东京蒙难，从巢鸭监狱释放后，在东京麻布区国民党驻日代表团住所院内留影，1950年11月上旬。

（作者注）

我的指导老师诺门·哈洛威士(Norman H.Horowitz)推荐我去两个地方为研究员，相当于后来称为“博士后”的工作。一是到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细菌系随史丹尼尔(R.Y.Stanier)工作，另一个是到威斯康辛大学随生化系史耐尔(E.Snell)工作。当时鉴于我妻子卢盛华的意见，她劝我多学些实用的东西，因为现在中国百废待举，亟需建设，我就决定去威斯康辛大学。接着我订了8月中旬去芝加哥的火车票。当时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的校园并不平静。朝鲜战争的爆发，和钱学森(1934公——编者注，下同）回国的被阻，对在此的12个留学生影响很大。钱先生当时是加州理工学院喷气推进室的主任，也是国际流体力学权威、美国火箭专家。大家都在考虑，留在美国继续自己的科学研究呢？还是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我虽然想留在美国再工作两年，好好利用一下美国科学研究的条件和气氛，但内心还是有些动荡不定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驻美分会号召，希望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对我感召颇大，特别是钱学森先生的毅然回国，促使我决定立刻回国。我于是就在一个下午由帕萨廷那乘电车去洛杉矶总统轮船公司，订了8月31日从洛杉矶开往香港的威尔逊总统号轮船的三等舱船票。在订票的地方我结识了在美国学习电影艺术的徐里，他从美国东部耶鲁大学赶来订票，想搭乘威尔逊总统号回国。回到帕萨廷那后，我即取消了去芝加哥火车票的预约。

在我离开美国的前几天，老师哈洛威士正在海滨度假，他特地赶回来看我。临别依依，他对我说：“Shen，你回去也好，当然留在美国做一段研究工作对你是有帮助的。但既然决意回国，就不要再踌躇了。你完全有能力开展你的工作，凡事顶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我有一位研究历史的朋友，开始时有点信心不足，后来不是工作得很出色吗！我给你一封信，现在你不要看，离开美国后，在旅途或者回到中国，你可以拆开来看看……”。老师的亲密助手弗琳(Marge Fling)在8月30日中午，也就是我临离美国的前一天，送我到Kerckhof楼的底层门口，她对我说：“你走吧！我们在十年内一定能再见！你的女儿邦比，我一定会坚守诺言，等她大学毕业后，我会设法介绍她到美国来做研究生。”我心底对她满怀感激，在我的异国生涯里，她对我有过诚挚的关怀，也有过坦率的批评。我多么需要这样的良师益友。然而我与她一别不是10年而是28年！人世沧桑，如今麦琪已不在人间，往事历历，但已无可印证。

8月31日是我离开美国的日子，研究航空的冯元桢同学（现任中科院外籍院士）邀请我在他家吃午饭，为我饯行。午饭后曾在我老师实验室做博士后的梯史(H.Tease)同学，开车来帮我搬行李，送我去洛杉矶。他知道我在CalTech的两年半时间里没有出过远门，连近在咫尺的世界电影胜地好莱坞也没有去过 ，所以他特意驾车到好莱坞城，给我看了一下“中国大电影院”，再往电影明星住的山坡上兜了一圈。当我们到达总统公司的码头时已在午后２时许。许多中国留学生都已陆续上船了，我在CalTech的同学唐有祺（教，中科院院士）、郑哲敏(1947，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等都来送行。当我要走上船时，一位站在我旁边的美国人指着我对另一个穿船员制服的美国人说：“这人也是。”我立刻直觉到这里有问题，就对唐有祺等说：“我不走了，我要退票！”但是唐有祺等还是陪着我上了船，就此事询问船上的事务长室(Purser＇s office)的一个美籍中国人。他查看了旅客的名单后对我们说，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我缺少经香港的过境签证，届时不上去就行了。我听了也就放心地上船去找舱位。这次船上的中国旅客共190多人，大都是中国留学生，不少是从欧洲途经美国而回国的。同船回国的除CalTech的赵忠尧（教，中科院院士）、鲍文奎和罗时钧外，还遇到了一些从前在西南联大念书时的熟人。在船上大家组织各种游艺活动，同时自我介绍学历和归国后的志愿与希望。那时遗传学在国内已遭到贬视，我国一位名叫李景均的有才干的遗传学家，因为受到李森科一派当权派的攻击，无法立足，只有避走美国。我深知回国后要继续研究遗传学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学的是生物化学遗传，这几年对生物化学有一定的基础和兴趣，我可以暂时舍遗传而搞生化。因此在船上我闭口不谈遗传学，大家都只知道我是学生物化学的。我常常一个人在暮色苍茫时分走到船的甲板上去领略一下海风和湛蓝的海上景色，想想即将见面的亲人和从未谋面的新中国。海上的航行很平静，但太平洋并不平静。二战刚告结束，朝鲜战争又起，我把这一切都归诸于美国帝国主义的行为，同时为自己能离开那样的国家，投身自己祖国的怀抱而高兴！

载着游子归来的巨轮在破浪前进，离祖国和自己的亲人渐渐近了，但离这几年在异国他乡关心和教育我的老师和朋友也在渐渐远了。交叉着的思绪缠绕着我这样一个多愁善感之人，但最后总是被我内心的一个向往所吞没了——我正在走向一个光明的中国。

一、巢鸭监狱

船到檀香山，我花了两元美金和大家一起乘车游览了一些地方，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的阵亡将士墓和日本空军偷袭珍珠港时留下的痕迹，有些沉舰的残骸还露在海面。当天晚上威尔逊号轮继续东航。９月１２日清晨抵达日本横滨港。船并没有靠岸，只停在港外。７时左右我们刚才起床，忽然广播响了，说三等舱的床位要调整，要赵忠尧、罗时钧①和我带随身行李到指定的房间去住。当我们三人走出三等舱时，一个美国人对我说：“你们在东京的朋友要见你们，快些跟我走。”我拿着一个手提箱，走慢了一些，那人就绷着脸对我说： “Don＇t be smart”（不要自作聪明），我感到情况有些不妙。我们三人就这样被急匆匆地带到了头等舱的一个客房里，那儿早已有人把守，一个穿军装的美国人宣称他们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驻横滨的官员。他们将我们三人分别进行交叉询问。

一个情报人员指着手中的一份船上旅客名单对我说：“你看船上一百几十名中国旅客，有哈佛大学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为什么我们偏偏要找你们加州理工学院的，你们自己明白，”又说：“钱学森，你们是知道的！”接着强迫我到厕所间脱去衣服，让他们仔细检查，并把我随身的行李中，他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如我的实验记录，打印的一些抄本，以及一些菌株和试剂等悉数扣留。下午3时左右，我们三人乘小汽艇被押送到横滨码头，我们在汽艇上看到威尔逊总统号轮船的甲板上，挤满了中国留学生，他们倚靠着栏杆向我们伸手致意。我知道他们正在为我们担忧。但我很坦然，自恃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我是中国人，学成回去报效祖国，是堂堂正正之事，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汽艇一到横滨码头，立刻就由一辆汽车将我们带到横滨市的一幢楼房里，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驻横滨办事处。他们要我们在那里等候“东京方面”的消息。房间里窗户很少，闷热难熬，我们提出要求，要他们说明扣留我们的理由，回答是要检查我们在船上托运的行李，又说现在台风袭击横滨，轮船不能出航，等台风过后就把我们送回船上。旋即一个情报人员又将我们带到一间较大的休息室去等候。半夜12时以后，一个美国军人才向我们宣布，说威尔逊号已离开横滨，因为我们的行李存在舱底，一时无法取出，所以要等该轮从香港返回日本时才能提取进行检查。因此我们只好在日本等待。于是不由分说地，我们三人被推上了汽车，说是送往东京的一个地方去等待。当汽车开动时，那个看守我们的中央情报局人员对我们傲慢地招招手说：“祝你们好运。”

到了东京中野，开汽车的那个美国军官一路上向站岗的日本警察打听，我只听到“stockade”一字。我知道我们将被扣押。不久，我们果然被送到了中野的美军第八陆军监狱。这一夜我们三人都睡在一间狱室的铁床上，铁门外站着荷枪实弹的美国兵在注视着我们。翌日晨，两个美国兵给我们上了手铐，我和罗时钧铐在一起，而赵忠尧则单独铐着，押送到东京下野的巢鸭监狱。这是战后一座关押日本战犯的大监狱。一到监狱，进入犯人手续室，看到满屋子都是日本兵，我当时有些慌张，但更多的是愤恨。我的脑海里马上出现抗日战争中我嫡亲的伯父遭日寇杀害，我的故乡遭日寇的焚烧和劫掠的情景，我自己也曾被迫流离迁徙、无以为家。国难和家仇未雪，今天自己却又落入敌人之手，这真是莫大的耻辱和愤恨！这些日本兵核对了我们的姓名后，强行把我们的头发剃掉，脱去衣服，浑身都洒上666粉，然后换上印有“P”的灰色犯人衣服并给我们编号。每人拿着犯人号目拍了一张照。我的号目是1347，赵忠尧的是1346，罗时钧的是1348。然后强行把我们分别关在漆黑的牢房里。我感到气闷难受，拼命呼叫着赵忠尧和罗时钧的名字，同时用力敲打铁门，但无人回应。我闷得把头向牢房的四壁撞去，后来我昏昏沉沉地在地上睡着了。这就是17年后我在“文革”中被关押时会发生疯狂般痛苦反应的心理根源。下午2时左右我们三人被押送到监狱的另一方向，押送我们的美国兵，即狱卒(jailor)告诉我们要把我们关到“中国犯人部”去，并说刚才关禁我们的地方是死牢，即判死刑犯的牢房。在押送途中，我们看见一些日本战犯在路边的一个篮球场上打球。他们见到我们，就指着我们呲牙咧嘴地叫嚷：“支那！支那”可见这些战犯在美国占领军的控制下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和教训，所以气焰依然嚣张。

在“中国犯人部”关押的犯人，都是犯有盗窃行为的中国人，看守犯人的则是美国狱卒。这个犯人部共有三层，我们三人分别关在第二层的三个狱室里。每个狱室内关有两个犯人，和我同室的犯人是在日本做生意的台湾人。他因为吸毒，每当夜里发毒瘾时，就常常躬起胸背，满地乱滚。我们都睡在铺着草垫的“蹋蹋米”上，而且规定头总必须靠近铁门，因为这样便于狱卒查夜。一个狱室约三平方米大小，一端有一张桌子，翻开桌面是洗脸的水槽，旁边是一个抽水马桶，盖上马桶盖便当凳子坐。赵忠尧住在我隔壁的狱室，同室的人也是台湾人。罗时钧却在我们狱室对面一排的狱室里，他同室的是个天津人，好像姓王，在日本多年。据他说，在二战时他曾当过日本在南太平洋作战时驾驶自杀飞机的所谓“乘风突击队”的航空兵，他也是因犯盗窃罪被捕的。令人注意的是一个姓廖的犯人，他的狱室和罗时钧住的狱室同在一排。但他住一个单人狱室，而且可以自由行动，任何时候都可以在室外走廊上散步。后来知道此人原籍台湾，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曾在浙江大学化工系教过书，据说因为在日本鼓吹台湾独立，反对国民党占领台湾，而被关押在这里的。

这个所谓“中国犯人部”不久前曾关押过日本战犯，据说东条英机关在和我们狱室近邻的第18号狱室。狱室没有设13号，不知怎的这里也讲讳忌！

犯人们每天早晨都集中在室外一个铺有煤屑的大广场上，大家可以自由散步交谈。在广场的北首有一个特殊的房子，门上的编号为13号，这是绞刑室。据说凶狠战犯土肥原就是在这间屋子被绞死的。每天下午有一次所谓“放风”的时间，当狱卒高呼“Mei Kai”（大概是日语，谓见面的意思）时，犯人们就要很快地窜到想要去的狱室里去会友。不到五分钟狱门就会被关上了，而且狱室里规定只能容三个人。因此我们三人只有在早晨那次集中的时候才能聚在一起。有次我的狱室里忽然多来了一个人，可狱门早已关上，此人听到狱卒的皮鞋声由远而近，就忽然两臂展开，两腿伸直，一跃而起，很快从两壁吸附而上，隐蔽在狱室的顶上，躲开了巡逻狱卒的发现，这真让我大开眼界！

那位姓廖的特殊犯人知道我们三人是从美国回大陆途中被关在这里的，在“放风”的时候就常去约赵忠尧到他的狱室里去打桥牌。我不会打桥牌，小罗会打，但不愿去。这里的中国犯人都是几进几出的，据说不少中国人因为在东京找不到能够??口的职业，于是情愿故意犯罪，关到监狱里来，至少有口饭吃。

在监狱里允许写信，但只准用铅笔写。写信时可向狱卒要信纸和信封，写好后不能封缄，要交给狱卒由他们代寄。我因为思家心切，年迈的父母还在望眼欲穿地等我回去，如果他们知道我被关押在日本，不知会怎样着急。我草草地写了一封信，安慰他们，说我无事，不久就可以释放回国。这封信到达中国，我一直将它保存下来。

当我们被关押在巢鸭监狱的第三天，台湾驻日本的国民党官员来看我们了。我们走过了好几重铁门，才到达犯人的会客室。每次通过时，都有站岗的狱卒核查，可见这个监狱戒备森严。在会客室里，代表“中国驻日代表团”的两位国民党官员，隔着玻璃窗向我们讲话，旁边陪着的是一位美国占领军总部(GHQ)的军官。他们向我们解释，是来设法营救我们出狱的，只要我们考虑去台湾或者回美国工作。我们三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的家人在大陆等着我们回去，我们决心回大陆，没有其他的想法。”这两人又说：“共产党和苏俄需要你们的科学技术，你们回去就是为他们效劳。”赵忠尧对他们说：“苏联在科技方面是很强的，不要小看他们。我们回大陆只不过是教教书而已，不做其他工作。”谈话很快结束了。

有一天一个狱室外巡逻的狱卒，突然敲了敲我狱室的铁门，问我带了些什么重要的东西和多少美金以及怎么会被关到监狱来的等一些问题。我告诉他，我们三人都是在洛杉矶附近CalTech学习的。这次回中国大陆，带的都是书籍和简单的行装，我们到现在为止也不知道究竟犯了什么罪要被关在这里。他听后，对我的态度就变得和善起来了，而且告诉我，他在大学里是学心理学的，毕业后到ＣＩＡ工作，刚派到这里。他家就在帕萨廷那(Pasadena)市。以后凡轮到他值班时，他总在铁门外找我谈话，有时还给几个喝水用的纸杯子，告诉我一些外界的消息。我们三人一直焦急地等待着美军检查我们的行李的结果。后来也是通过他，才知道威尔逊总统号早已从香港经日本返回美国了，看来我们的事情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早晨犯人们集中的时候，我们商量决定写份报告，由我和罗时钧起草，要求CIA对我们的事通过法律程序来判明关押我们的理由。我将报告交给这个狱卒，请他转交。结果还是如石沉海底，杳无消息。

大概10月上旬的一个早晨，我从狱卒那里得到一张英文的破报纸，得知中国志愿军已进入北朝鲜。报上还登载着穿棉军服的中国士兵运往北朝鲜的照片。这时监狱里的气氛已经开始变化，许多犯人都调走了，据说是被派去做装运军货的木箱。深夜，狱卒们在狱室外的通道上走动的脚步声，以及他们拿着手铐打开狱门押送犯人的声音，都清晰可闻。真是风声鹤唳，连这个与世隔绝的监狱都吹进了紧张的时局空气。我深怕某个夜里会把我们三个人带走，让我们神秘地“失踪”。到了早晨，趁大家在广场见面的时候，我把我的忧虑告诉了赵忠尧和罗时钧。大家商定，如果他们要押走我们，我们一定要坚持在一起，不然宁死不走。下午放风的时候，我问与我有交往的那个狱卒关于我夜间听到的动静，他告诉我们，这里的中国犯人都要搬往别处去，腾出来的狱室要关押北朝鲜的战俘。接着他让我到隔壁的那个狱室里去看看，这里现在已经是空的了，但墙上写了密密麻麻的朝鲜文字，因为有些是汉字，所以可以猜测出大意，那个犯人在思念他的亲人和家乡。我在夜里听到的不断的啼泣声，就是来自这个不幸被捕的北朝鲜人的。据说这个北朝鲜人已被押往东京占领军总部审问去了。

那个好心的狱卒提醒我，快去请一个美国律师来催问关于扣押我们的理由。他说，只要你们肯出钱，在东京的美国律师很多会来监狱办事的。商诸赵、罗两人，于是我们向监狱提出要聘律师为我们辩护的报告。不久果然一个美国律师到巢鸭监狱来看我们了，同样在犯人会客室见的面。他记录了我们诉说的被捕经历，要我们耐心等待。他说，他会向有关方面联系，一有消息马上通知我们。这样我们觉得眼前好像有了一线希望，心境顿时轻松许多。

10月31日的早晨，狱卒忽然来通知我们，要我们赶快出去，把我们带到监狱里的一间较大的屋子里，在那儿我们见到一位带有GHQ臂章的军官，他彬彬有礼地自我介绍，说他是占领军总部的莱萨(Lacey)少校。他说，他奉命来宣布调查我们三人行李的结果，说我们没有携带有关美国国防机密资料，但带有违反美国货物出口法的一些物品。现在决定将我们开释，但由于我们在东京没有所属单位(affiliation)可以接纳，所以决定将我们送往中国驻日代表团，等下一班美国总统号轮船驶经日本时，我们可以搭乘回大陆。我们三人害怕国民党驻日代表团会扣留我们，然后胁迫我们去台湾，经商量后，要求Lacey少校保证国民党无权扣押我们。他同意了，并说他将亲自送我们去中国代表团，而且当面谈妥。我们在那里仅住两个星期，届时将由美军来接我们乘轮去香港。得到Lacey的允诺后，我们迅速赶回狱室取出随身的东西。那时狱室里的犯人都探出头来向我们打招呼，似乎他们早已知道我们将被释放。难忘的是我同室的那个台湾人，竟拿出他几天前留下来舍不得吃的一个苹果送给我，紧紧地握住我的手，祝我平安回大陆。我也把一个梳子送给他，因为他没有梳子，正好以此作纪念。人情是无价的，尤其在铁窗下的人情。时光飞逝，转瞬已45年了。我们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人海茫茫，世路艰难，我祝愿他尚在人间，仍能记得我这样一位狱友！

回国后，由于我常常谈起这件事和这个我已忘记了姓名的危难之中的同“窗”，在“四清”和“文革”期间，这成了我维护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证据。说我宣扬在日本监狱里每天都有苹果吃，不像我们现在的生活那样清苦。其实，在狱中我们吃的都是乌贼的头足和黄萝卜等，偶尔才会发给犯人一个苹果，据说还是美军剩余的。

二、移交国民党“中国代表团”

离开巢鸭监狱，一辆吉普车将我们送往东京麻布区的中国驻日代表团。当时我们毫无释放后重获自由的愉快心情，反而心事沉重，害怕受了骗，国民党不守诺言而将我们暗送台湾。“代表团”在一个大院子内，院内挂着一面“中华民国”的国旗，由Lacey少校和一个美国兵把我们带到主楼二层的一个侧房里，交给一位等候在那儿的“代表团”武官。他拿出文件后要对方签字验收，并当着我们面说明两周后来接我们。

在二层楼正中的大楼前悬挂着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像，右侧是办公室。我们被带到办公室外的一间会客室，接见我们的是“代表团”的秘书长陈延炯。他向我们简单地介绍这里的情况：团长是何世澧将军，在这里工作的有谢冰心女士和她的丈夫吴文藻等人。他说，我们在这里的生活由宪兵团团长马振武负责。后来马振武将我们安置在同一层楼的两间小房内居住。赵忠尧单独一间，我和罗时钧同住一间。因为天冷，房间内都烧有火炉，还供给我们许多瓶橘子水。当天晚上马振武带我们三人到他家去吃晚饭。马振武在抗战时期曾在缅甸远征军中任团长，国民党从大陆撤走后，他从台湾调到了日本。他娶了一个日本妻子，每当上菜时，这个日本妇女总是弯着腰，双手将菜捧过胸部端到桌上。马振武向我们介绍他的日本妻子时，说她的祖籍是中国，她本人是华侨后代，看来他生怕我们议论他作为一个抗日军人怎会娶一个日本人为妻。马振武对我们一直很有礼貌，称我们三人为赵博士、沈博士和罗博士。但每当我们谈起被美军无理扣押关在监狱里的事时，他就缄口不言，或是将话头叉开去，不然就突然插话：“你们三位的头发太长了，我带你们到理发处去理发吧！”等。

每天早晨马振武总是带着我们在“代表团”附近的几条街上走一圈，有时他还牵了一条警犬。我们的伙食每天都由值班的宪兵送来，据说这是一般工作人员的饭菜。我们和宪兵们谈话的机会较多，他们大都是从四川农村出来的，谈话也不受拘束。他们向我们诉说离家之苦，对内战颇有怨言，对我们在日本的遭遇表示同情。有一位四川籍的宪兵和我们搞得较熟，在院子里还和我们一起拍过一张照。那张照片，“文革”中我因怕引起无端猜疑，就把它给烧掉了。只有他为我们三人拍的那张照片还留着。我们托他代寄一封信给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窦勃列奇(A.Dubridge)，信中诉说了我们在回国途中被扣押的经历，另外我也写信给生物系主任皮德尔(G.Beadle)，同样告诉他我们在日本被美军无理监禁等事。我们这样做，是要他们知道我们的处境，以防消息封锁。回国后的1951年，我在浙江大学医学院教书时，接到了皮德尔的回信，他气愤地批评当时美国政府的麦考锡主义。他说，他为他的国人做出如此无理之事而感到耻辱。他还说，他已向在国务院任职、曾任CalTech化学系教授的贝克曼(Beckman)提出要求，将我们被扣留的书籍和物品送还给我们。这封信我一直保存着，可惜在“文革”中失落了。赵忠尧和罗时钧被扣留的东西据说都已陆续发回了，然而我的笔记、菌株与试剂都没有发回。

赵忠尧一直处之泰然，不像我和小罗那样认真着急。在“代表团”里他就提出要到东京的闹市去逛逛，后来果然得到同意。由马振武派一名士兵陪我们去银座的大街小巷转了一圈。我们在日本皇宫外的一个大厅里，参观了展示历朝日本天皇“功勋”的油画，后来在一个公园里休息时，看到很多日本妇女满脸愁容地带着子女在逛公园。据说这些妇女都是在二战时失去丈夫的。

我们的卧室里每天都有一个年轻的日本人来打扫，他总对着我们的面高喊：“Tian Nian”（据说是天皇的意思），同时用手划着脖子，表示该杀。可见日本人民对战争给他们造成的痛苦同样深恶痛绝。宪兵们把报纸和杂志拿给我们看，其中有台湾出版的《中央日报》和《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等。陈延炯有一次找我们谈话，并拿出一些登载着国民党军队在西南各省作战的照片的报纸。他说国民党并没有完全撤出大陆，第三次世界大战势所难免，他们必然重返大陆。他还正色地对我们说：“根据我们在大陆和美国的情报，你们中没有共产党员，不然的话就没有这样方便了！”接着他劝我们考虑去台湾和告诉他我们的眷属在大陆的地址，并称他们可以设法将我们的家眷接去台湾。对此我们三人都沉默以对，不发一言。在我们即将离开代表团的前三天早晨，忽然陈延炯通知说要分别接见我们。第一个去的是赵忠尧，接着是我和罗时钧。他拿出一份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邀请我们三人任台湾大学教授的电报，对此我们都婉言拒绝。小罗和我特别愤慨，尤其是小罗，回来时声色俱厉地申斥“代表团”在玩手段，不守当初与我们说好的诺言。

三、释放回国

11月14日，按约定美军代表应该来接我们的，但整天都没有消息。到15日早晨才通知我们，美军将把我们接走，“代表团”团长何世澧要和我们谈话。但不久又称何团长有事不能和我们谈了，改由一位武官跟我们谈话。这位身材矮小、40岁左右的军官对我们说：“既然你们一定要回大陆，我们也不勉强。但有一言相告，你们要准备好回去洗脑筋！我们和中共打了20多年的交道，受尽了欺骗，你们回去尝尝味道也好。祝你们一路顺风！他年在大陆再会！”我们一笑置之。

在代表团的15天中，我利用时间将在巢鸭监狱里的零碎杂事加以补充，写成一本《狱中日记》。这本用铅笔写成的日记我一直珍藏着，可“文革”中还是被造反派抄家给抄掉了。

那天来接我们离开代表团的还是那位Lacey少校，同他一块来的另一个人叫密列根 (Milligan) ，无疑也是CIA人员。他们把我们送到东京一个叫雅叙园的豪华饭店里，每人住一间，而且卧室外还有一小间专为“下女”使用的房间。后来才知道这个雅叙园在战前是日本皇后接待客人的公馆。因为要等我们原来乘的威尔逊总统轮再次来日本，我们好搭乘它回国，所以我们还要在东京住几天，但这时我们可以自由行动了。当天下午，我们找到在东京为我们提出起诉的美国律师，付给他所需的费用。这个美国律师很惊奇，没想到我们会如此守信用。第二天上午，我们一路问询，摸到东京大学（即战前的东京帝国大学），访问了日本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汤川（后来获诺贝尔奖的）的实验室，可是没有遇到他本人。他的研究室简陋不堪，门上都钉着补修的木块。由于我的兴趣，我们也访问了农业化学实验室，那里一位教授不知怎的知道有三个从美国回来的中国学者在日本被捕的消息，所以一猜认为我们就是。他很热忱地接待了我们，他知道我在美国时做过链孢霉半胱氨酸的生物合成工作后，给我介绍了他们以黄曲霉为材料研究甲硫氨酸合成的情况。实验室同样简易，实验桌上满是试管、试剂和计算尺，还有吹玻璃的一套装置。几个工作人员都在勤奋地工作。它给我的印象是日本人认真和刻苦努力的精神。特别是在战败后的日本，科学家还能保持这种精神值得钦佩。

同一天下午，我们乘地铁到浅草，然后转车去日光，那是日本有名的温泉胜地。在日光我们找到可以供洗涤的温泉，正要进去洗，打开一扇移门时，从温泉的浓雾中看到许多赤身裸体的日本女子，我们立刻退出。当我们离开那里去找地铁时，路上跟着一个日本人，指手划脚地用他破碎的英语讪笑我们，意思是不懂“寻欢作乐”。这一带可能是日本娼妓之地，到处写着“花街”和“柳街”字样。回到浅草，我们在一家日本人开的餐馆，它的名字叫“中华料理”（这是战后改的名字，过去叫“支那料理”），吃了些像烧卖一类的面食，然后赶回东京。这家饭店的老板知道我们初来日本不认识道路，竟主动陪我们走到地铁站，代我们买了车票，亲自送我们到往东京的一个中间站，接着又找了一个日本人，托付他将我们送到东京站。他的诚恳和友爱，不禁使人想到人类的天赋之善。挑起战争的是少数坏人而不是大多数善良的日本人民。我一路上因感谢这个热心的日本朋友而思索着。

翌日晨，我忽然接到Milligan的电话，他要我们立刻收拾行装，等候他来送我们去横滨。我们问他关于旅馆结帐的事，他立刻回答：“当然你们自己付钱，你们有钱嘛！”这样我们被敲诈了四百多元美金。到了横滨，仍在美军情报机关(CIA)，由美国情报人员将我们被扣的行李逐件交还给我们。我们所有衣服书籍等物件上都写有文件号“Document No.— EFC”等字样。我带的试剂、高纯度氨基酸(A.P.)、菌株以及工作手稿全部被没收。

中午我们三人被遣送上船。上船后，我们的护照发还了，护照上打着“Deportation”的字样，意指“驱逐出境”，而且规定在日本海域内，我们三人只能限于在一间舱房内活动。一出日本海域，我们就开始自由走动了。当时船上有20多位中国旅客，都是从英、美归国的留学生，他们早知道我们三人在日本被监禁，现在已被释放，同在一条船上，都前来看望我们。其中有曾在西南联大求学的张建侯和交通大学的朱诚，他们都是在麻省理工学院念化学工程的，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还有纽约华侨日报姓唐的编辑。大家对我们受到美军的无理阻挠和迫害深表愤怒。数日后船抵马尼拉，天气炎热，我们都到甲板上去远眺这个菲律宾的沿海首府。我发觉那里的美国驻军对待码头上的菲律宾工人态度极端粗暴，将殖民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的面貌在美国海外暴露无遗。这更增加了我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11月20日下午，威尔逊号抵达香港，我们没有下船。香港《文汇报》首先报导了我们被释放回国的消息。美联社驻香港的记者捷足先登，上船采访，我们拒绝了。翌日晨，我们经九龙乘火车抵深圳，通过罗湖桥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历经艰难，我终于抵达自己的祖国了。广东省人民政府热烈欢迎留学生回国，特别派了一辆汽车将我们三人直送至广州市，安置在爱群旅社。《南方日报》不断登载我们在日本被监禁的经过和我们回国的相片。在广州，我们参观了黄花岗烈士墓，以及国民党在1949年撤往台湾前在广州建造的“中央政府”的未完成建筑。在黄花岗烈士墓前竖着一块粗制的石碑，上面刻有于右任写的字“痛哭高呼中华”，油漆尚未全干。据说这是这位国民党元老离开广州前，在此向当年辛亥革命烈士告别时写的，有叹国民党失败，愧对革命先烈之意。

在广州，我们三人分手了，罗时钧到澳门去探望他的父母，而赵忠尧和我则乘火车去上海。我和赵忠尧分别住在两个卧铺车厢里。和我同住一间车厢的是一位从香港回国、带很重苏北口音的中年人。他说，他是金城银行的经理，应周恩来总理之邀，去北京开会。他有一个年轻的陪同人员，却说一口道地的上海话。后来我回上海后，在襄阳南路还遇见过他，开了一爿小商店。这位银行经理一路上谈笑风生，似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资产阶级政策满怀信心，他说：“大概不回香港了。”

这时我拆开老师哈洛威士临别时给我的那封信。信中谆谆劝告我，回国后要争取机会做一点生化遗传的工作，他说：“这对世界生物科学的发展有益，同样对你的国家亦需要。”老师的这番话，是针对李森科的邪说已波及中国时说的。其实我思想上早已作好了准备，目前要开展遗传学研究已不可能。当火车继续驶向中华大地时，我憧憬着我的未来。

上述是我的回忆，虽然我的狱中日记已无法寻找，但“文革”中我向造反派交代的材料尚可印证。时光荏苒，不觉已49年了。1999年8月

① 赵忠尧先生是核物理学家，当时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访问学者，1946年曾应邀赴太平洋比基尼岛参观美国原子弹爆炸实验。罗时钧是钱学森先生的学生，刚从航空系获得博士学位。

（作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