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曹禺（1910～1996）原名万家宝，

1929～1933年就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当时有“小宝贝儿”的绰号

“他由我们这腐烂的社会层里雕塑出那么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贬责继之以抚爱，直像我们这个时代突然来了一位摄魂者。在题材的选择、剧情的支配以及背景的运用上，都显示着他浩大的气魄。这一切都因为他是一位自觉的艺术者，不尚热闹，却精于调遣，能透视舞台的效果。”

1937年5月3日，在天津出版的《大公报》对获得该报首届文艺奖的戏剧《日出》作者曹禺作出的以上简短评语，成为至今仍被曹禺研究者引用的经典评价。《大公报》举办的这次文艺奖评选活动，具有创新性，权威性也较高，是中国现代文坛上一件有影响的事情。

尽管早在1929年黄佐临就在该报上对张彭春和曹禺改译的《争强》进行过评论，但曹禺与《大公报》结下缘分，则是在1935年开始的。这不能不提到在《大公报》文艺副刊负责编务工作的萧乾。萧乾有“像寻宝者那样以发现新人为乐”的胸怀，曹禺称之为“一位好心的编辑”。1935年底，萧乾就曾在《大公报》副刊的《艺术周刊》上推出《〈财狂〉公演特刊》，对张彭春与曹禺改编的剧本和曹禺的成功表演予以褒扬。转年初，曹禺写的《我如何写〈雷雨〉》一文，又在该报刊发。

1936年6月起，《日出》开始在《文季月刊》上连载，后在上海出版。1936年底和1937年元旦，萧乾相继在《大公报》上，以整版的篇幅对《日出》进行了一次“立体化”的“集体批评”。各地“文艺界新老作家”各抒己见，“讨论是热烈的”，每次都刊发近10篇评论。一个多月后，《大公报》又以整版篇幅发表了曹禺的“自剖”文章《我怎样写〈日出〉》(后成《日出》单行本的《跋》文)。

曹禺写道:“最近，知道了远道的一些前辈忽而对这本窳陋的作品留心起来，而且《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了这作品特辟专栏，加以集体的批评。于是，我更加慌张，深深地自怨为什么当时不多费些时日把《日出》多琢磨一下，使它成为比较丰腴精炼的作品呢？如今，只好领下应受的指责了。然而也好，心里倒是欣欣然的，因为，能得到前辈做先生，指点着、评骘着，不也是一桩可以庆幸的事么？”

这是一次以前尚不多见的书评“试验”。萧乾提倡的是“超捧场、超攻讦”，“不阿谀、不中伤”，心平气和，与人为善的批评。评者与作者的态度都是诚恳的，这引起读者的兴趣，也加深了读者对于剧本的理解。此时，正值《大公报》首届文艺奖举办之际，对曹禺等青年作家新作的品评，活跃了文坛，无疑有助于提高该奖的影响力。

1936年是吴鼎昌出资接收《大公报》并改版10周年。为成功举办一次新颖的纪念活动，《大公报》主事方希望利用在读者中热度较高的文艺副刊版，搞一次全国性的征文。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的萧乾，提出借鉴美国普利策奖的模式，面向已经出版的、有一定影响、获初步评价的现有作品来评优。此建议获准，不仅要搞文艺奖，还要搞科学奖。其中，文艺奖的奖金额被定为1000元国币，这在当时已很可观。后由萧乾拟定评选办法，约请评委、沟通协调。叶圣陶、朱自清、杨振声、朱光潜、巴金、靳以、李健吾、林徽因、沈从文、凌叔华等10位分散在北京、上海、武汉三地的文坛人物，出任该奖的审查委员会委员。为体现客观公正，他们均未报送参选作品。

1936年9月1日，《大公报》刊发设立第一届《大公报》文艺奖金的“启事”，明确得奖者以一至三人为限。根据当时的评选思路，以小说、散文、戏剧为主，力求各占其一。当时有艺术水准且在社会上有好评的作品纷纷得到推荐并被纳入评选视线。经反复酝酿协商，后由审查委员以通信的形式投票，确定得票多者当选。卢焚(师陀)的短篇小说《谷》、何其芳的散文《画梦录》与《日出》最终共同赢得了这一奖项。

《大公报》为此刊发题为《本报文艺奖金发表》的社评。文中热切希望“全国新兴作家”们要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己任，“决心完成近代文坛前辈未完成之事业，把握现阶段救亡卫国之急需。共以义侠之精神、悲愤之态度，以进民德，以浚民智，以泯社会之不平，以除风俗之病态。庶几因个人与社会之一般进步，而促民族复兴之速成。至于文学家处世立言之道，应勇敢的保持其合法之著作自由，对一切问题为公诚的批评指导，勿颓唐、勿苦闷。以唤不文、不学之人，亦将努力学为诸君作品之理解者、同情者，以共扶翼中国文艺界之振兴。”

《大公报》文艺奖由于评奖过程规范，有很强公信力。该奖原计划每年举办一次，可惜因抗战爆发而中断。(王勇则)

转自 人民政协报 2009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