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历史的瞬间

2009-02-03 |

陈永盛(1946-1949经济)

日本投降不久,19451216,国民党政府曾经搞过一次号称“十万学生听蒋介石训话”的活动。

当时的北京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在沙滩红楼北面的操场集合,由校当局用公交车把在校学生送到了太和殿。在太和殿的石栏杆下,整齐地排列着北平各校的大、中学生,都是来听蒋介石“训话”的。因为是露天场合,场面比较大,蒋介石在扩音器前把嗓门吊得很高,一个字一个字地拉着长声喊:“同—胞—们—” “训话”很简短,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总共也就十几分钟。

日寇投降时,在沦陷区的老百姓心目中都把国民党政府当做是国家的正统,误以为是国民党政府把日本打败了。把蒋介石看作是国家的领袖,看作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渴望回到祖国的青年学生对蒋介石更是崇拜有加。在蒋介石讲完话就要离开现场的时候,全场学生立即沸腾起来了,都想和蒋介石去亲近一下。石栏杆下面的学生们拥上了石台阶,那么多的人连拥带挤,简直是乱成一团。西侧北头的石栏杆还被挤掉了一大段。

陪同蒋介石的主要官员是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他和蒋介石都穿着绿色军披风。只见孙连仲张着两个臂膀,时左时右地护着蒋介石。蒋介石被挤得东躲西闪,狼狈不堪。现场一乱,蒋介石想退场已是寸步难行。此刻,蒋介石的卫兵们居然举起长枪,用长枪上的刺刀背,在学生们的头顶上乱砍,硬是给蒋介石砍出一条通道。据说蒋介石本来应该从太和殿的后边退场,一时情急,只好从离讲台最近的西侧门外上车走了。

现场的一切被我看得一清二楚。因为在那人潮涌动的时刻,我也从原地被挤到了台阶以上。我骑上一个石栏杆,为了不被挤下台阶,我紧紧地抱住一个石柱。那可真是站得高、望得远。那种紧张激烈的场面真让我大开眼界。大家回到学校以后,最高兴的是我的一位同窗好友,他笑得那叫开心,跳着脚说:“我摸到蒋委员长的手啦!”据说,还有比他更“幸运”的同学,竟然得到了蒋介石的一只白手套。

可是,没过多久,同学们明白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老百姓怨声载道。当时社会上流传了一个顺口溜:“等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通过地下党的政治宣传工作,同学们更知道了在抗战期间蒋介石是不抵抗主义者,是个真正的民族罪人。蒋介石主张先安内后攘外,更是打内战的罪魁祸首。在这历史的瞬间,同学们觉醒了,他们后悔对蒋介石曾有过的刹那间的盲目崇拜。特别是我那位同窗好友,曾几次为自己去摸过蒋介石的手感到内疚而脸红。很快他就参加了我们党所领导的反蒋斗争,随后还成了我加入革命组织的介绍人。从1946年底的“抗暴游行”开始,北平的学生运动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和全国的学生运动一起形成了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那些曾去过太和殿聆听“训话”的大、中学生,很大一部分也都成了反蒋斗争的学生运动主力军。

回忆入党的时刻

19475月末开始,我就主动地参加了学校里的各种反蒋斗争。

19477月的一天上午,我的好友杨得园同学约我到校园南部去散步。他对我说:“咱们学生的反蒋斗争,必须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能持久。现在有一个青年学生自发的这种组织,你参加不?”我说:“我想参加共产党,共产党革命最坚决、最彻底。”他说:“咱们学校里没有共产党,我们可以先参加这个青年组织,以后再想办法找共产党。”就这样,我加入了清华大学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中国进步青年联盟”(简称“进联”)。他还对我说,加入组织以后,要做到“坚决服从组织”,“严守秘密,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被捕和牺牲也不背叛组织”。加入组织以后,我的积极性更高了,参加了校内外举行的所有反蒋斗争活动。到了1948年上半年,组织上就让我当了第四届学生会联络部的总干事,负责本校与城内学校有关学运的联络工作。

19487月的一天下午,我的好友赵振梅(后改名梁朋)同学在我的宿舍里很郑重地和我说:“我代表党组织吸收你加入共产党。”事先,我真的以为学校里没有共产党,突然间让我参加了共产党,我真是惊喜万分,我紧紧地握住赵振梅的手,好久好久。解放后我才知道,他当时是清华大学北系党组织的负责人。

入党以后,组织上给了我更多的工作,比较重要的有:让我代表清华大学参加华北学联会议;79,举行抗议“七五惨案”的大游行,我是清华大学游行队伍的总联络;194810月,学生会改选,党组织通过选举,派我做第五届学生会(也是解放前最后一届)理事会的负责人;19491月北平解放,清华大学成立了“迎接解放行动委员会”,党派我作该组织的副主席,和同学们一起进城参加了城市接管工作。在北平解放前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工作繁忙,我等于成了脱产干部,几乎整年都没走进教室去上课。19497月,党组织就把我调离学校,到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去做中学的建党工作,从此我就由一名学生转为国家干部。

“七五惨案”后的一次“请愿”活动

194875,五千余名东北学生,喊着“要吃饭、要读书”的口号,进行游行请愿。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下令开枪射击,血洒东交民巷,死九人,轻、重伤一百四十余人,造成了北平学生运动史上震惊中外的“七五惨案”,激起了各界群众对反动政府的无比愤怒。当时党组织认为,这是敌人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北平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开始对学生运动进行疯狂镇压的开始。为了保护学生群众的生命安全,77由北平八个院校代表到李宗仁官邸去请愿,以示抗议,既可挫其锐气,又试探了反动政府的动静。

194876,党组织通知我,次日上午八点,代表清华大学参加华北学联组织的请愿团,到李宗仁官邸去请愿,集合地点在北长街马路西的小槐树下,请愿活动的具体部署,现场有人负责组织安排,并且告诉我,党组织认为虽然敌人开始了血腥镇压(指“七五惨案”),但这次请愿危险性不大,因为“七五惨案”是由北平军政当局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和警备司令陈继承所为,而李宗仁是国民党的副总统兼华北行辕主任,与傅、陈不是一个体系,并且他正在树立自己的“民主”形象,以区别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我们要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来进行这场斗争,所以才到李宗仁处去请愿。我当时是清华大学第四届学生理事会联络部总干事(联络部部长是沈澄),深信党组织的决策是正确的,也不在意有没有被捕和坐牢的危险。77早晨,乘学校班车进城,到北池子骑河楼清华大学驻城内办事处下车,步行到北长街,加入了聚集在小槐树下的各校代表之中。我是最后一个到场,由于保密的需要,彼此都没有互通姓名和介绍其他情况。

李宗仁的官邸在北长街路东,各校代表聚齐后,仍旧在马路西侧等着,好像事先就知道李宗仁会出来似的。大约在八点半左右,李宗仁会同另外三人果真出来了,准备乘一黑色轿车外出,我们立即有两三个代表上前进行交涉,要求李宗仁接见我们。和李一同出来的有一位是甘介候,他是李宗仁的私人顾问,也是清华大学的客座教授,此刻主要是同甘介候进行交涉,他向我们保证,先让李宗仁外出,过一小时回来后,一定接见我们。于是我们仍在马路西侧原地等候着。

九点半以后,李宗仁回来立即接见了我们请愿代表。他本是盛装外出的,回来后马上换成了便装,穿着睡袍,系上腰带,穿着拖鞋接见我们。在一个东西较长的大厅里,他坐在西头面朝东,我们坐在南侧一排面朝北,由一位学生代表发言,表明对“七五惨案”的抗议,并要求严惩凶手等等。在学生代表发言过程中,李宗仁面孔绷得紧紧的,斜着头,仰望天花板,像一尊泥塑,始终一言不发,显得既反感又无奈。很明显,他既然标榜民主,就不得不接受我们的请愿,可又怕得罪国民党极右势力,所以用“微服接见”的作法,表明是“非正式的”,以冲淡“接受请愿”的份量。然而他这些表演动作,只有我们在现场的人知道,各界群众是不了解的。因此,只要李宗仁接受了我们的请愿,就达到了我们利用反动政府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公开抗议反动当局的残暴行为,鼓舞广大学生的斗志,向各界群众伸张正义的目的,也为下一步组织“七九”游行做了准备。

最后一次示威游行

194879,为了抗议北平反动政府在东单广场枪杀东北学生,制造“七五惨案”,北平各大院校学生举行了“七九”大游行。清华大学的学生分两部分参加了这次游行。其中一部分学生和燕京同学一起被困在了西直门外,做了一天的艰苦斗争。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会联络部的总干事,是处在被困的队伍之中的,亲身经历了这场斗争。

79的早晨,清华和燕京的同学一起沿着铁道线步行进城去参加游行,行至西直门时,城门早已紧闭。派人侦察结果,德胜门、阜成门也都关了。但学生队伍的前头部分,提前绕到了德胜门,由城内兄弟院校队伍前来接应,打开了城门,他们才进了城,参加了各院校的示威游行。后边这部分学生,两校合计有四百多人,则被截在了西直门外。同学曾在路北的巡警阁子里往城内打电话,请北京大学教务长郑天挺先生向反动当局交涉开城门,但没成功。当时的处境相当困难,整个学生队伍被困在约百米长的马路上,东边是紧闭的西直门,西边铁道口放下了拦道杆。拦道杆西边有反动当局驱赶来的很多商民截堵着,混杂在商民中的反动分子,一度叫嚷着要打学生,也真有一些坏蛋往学生队伍里扔石头。有九个男女同学头部脸部被砸伤了。那一天白天烈日当空,附近又没有一棵树,光秃秃的,大家足足晒了一天。到黄昏,又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同学们只能在雨里淋着。晚八点左右,反动派撤走了,同学们顺着公路走回学校,雨还是时停时降。同学们虽然受了一天的挫折,但战斗意志始终是旺盛的,一路上唱革命歌曲,呼革命口号,显得非常坚强、团结。但当队伍走到海淀镇南边时,又被反动派截住了,不让走过海淀大街。晚上十一点多钟,学生队伍才全部返回了学校。

这是北平解放前最后一次示威游行活动。由于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敌人垂死挣扎,实行白色恐怖,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从此,党在学校工作中的重点就转入了护校、向解放区输送干部、劝说教授留校、等待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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