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2018年，我在商务印书馆参与了杨振宁和翁帆的新书《晨曦集》的编辑工作。这本书不仅收录了杨先生近年的若干新作，而且也收录了亲人、同事、朋友、媒体人和学生回忆和介绍杨先生的文章，展示了一代科学巨擘的治学心迹与家国情怀，是一本反映杨先生近期思想的重要著作。

书稿编定，即将排版的时候，杨先生托人给我送来一只U盘。打开一看，里面都是杨先生准备用作插图的照片，总共30多幅。

照片都很珍贵，看得出，杨先生选择这些照片，重在反映几十年来他与中国的联系。虽然，他为每一幅照片加上了几句说明文字，但是我想，普通读者大概很难从这些简短的说明了解图片背后的故事吧。

一

我印象很深的首先是这幅照片，它是杨振宁先生的父亲杨武之留给儿子儿媳的两句话，时间是1957年8月9日，地点在瑞士日内瓦。

故事要从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合作研究说起。1956年，杨李二人有关“宇称不守恒”的论文发表以后，在国际物理学界引起轰动，1957年2月，中国科学家吴有训、周培源、钱三强致电向他们表示祝贺，国内报刊对此进行了报道。杨武之先生看到以后，非常振奋，他提笔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说这个杨振宁是我的儿子，他在今年夏天要到瑞士工作几个月，请求周总理批准自己到日内瓦和儿子团聚。

当时，因为中美没有外交关系，双方人员无法往来，他们父子已经多年未见了。杨武之先生对周总理表示，见面以后，他想向儿子介绍新中国，并劝儿子回国效力。

周总理接信，立即派人到上海看望杨武之先生并协助他办理了出国手续。

于是，当年6月，这一对久别的父子在日内瓦相会。对于两个人来说，这是难忘的几个星期。父亲谨记他对周总理的承诺，极其兴奋地向儿子谈论新中国的各种新气象，新事物，新成就，甚至特地带着儿子去日内瓦中国领事馆观看新中国电影的纪录片。

杨振宁承认，父亲是他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人。这不仅因为父亲是杰出的数学家，带领他走上了科学道路，而且还因为父亲的人格特别是家国情怀给他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杨振宁曾说，他和父亲两人都喜欢的一首歌是这样唱的：“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古今多少奇丈夫”……，“至今热血犹殷红”。

爱国，可谓父子同心。但是关于杨振宁是否归国，父子俩看法并不一致。杨振宁知道，新中国肯定需要他这样的高级人才，但他正值事业上的黄金时代，依赖美国的科研条件，他肯定还可以取得更多的成就。但此时若是回国，许多研究项目只能终止。

两人说到最后，父亲也觉得，此事不可勉强。

于是父亲在离开日内瓦之前，给儿子儿媳留下“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这两句话。

父亲这里讲“有生”，意思是可以从长计议，提醒儿子，报国不分早晚。

从此以后，他们曾多次讨论这个问题。

1960年代，杨振宁几次和父母一家到日内瓦和香港团聚。1971年和1972年，他又两次回到上海探望病重的父亲。每次见面，他们的话题很多，但总是少不了“归国”二字。父亲总会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血汗应该洒在国土上”。

1984年夏摄于美国Brookhaven实验室。杨振宁母亲于88岁高龄做了一生唯一次的美国游。杨振宁特别陪她到此窗外照了此相片。窗内的办公室是他于1954年和1956年分别写一生最重要的两篇论文的地方。

杨振宁总结父亲对他的教诲，就是让他“把目光放远，看清历史演变的潮流”，让他认清新中国建立“这个伟大事实对于世界的影响”。

所有这些，杨振宁都深刻领会了。然而，1964年，他却做出了一个令父亲难以理解的决定：加入美国籍。

做出这个决定，杨振宁也经历了心灵的痛苦折磨。为了他的科学事业，他需要在美国享受到公民基本的平等待遇，但是尽管他已经取得了极高的科学成就，他仍然觉得自己受到某种歧视。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在美国历史上，“除了印第安人以外，没有别的少数民族曾受到中国人所遭遇到的无理性的迫害。”他也指出，现在“歧视虽然不似早年那样猖獗，但时至今日仍然存在”。

那是1960年代，是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因为“我有一个梦想”而被暗杀的年代。杨振宁的选择无可厚非。

但是，这样做毕竟是令自己的父亲失望了。杨振宁后来说：“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背负这样的歉疚，杨振宁几十年来内心的纠结可想而知。

但有一点非常明白，他留在美国，绝不是为了贪恋美国的物质享受。

有一件事可以作为例证。就在杨振宁加入美国国籍的1964年，他与父亲一家又在香港团聚了。那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刚刚爆炸，美国政府担心杨振宁回中国，遂指使其香港领事馆几次三番打电话给他，说可以帮助他的父母及家人移民美国。但杨振宁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答复说：“他们要回上海。”

他之所以如此明确地表态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知道父亲杨武之虽然早在1928年就取得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学位，去美国生活对他全无障碍，但是由于当时中美处于敌对关系，父亲绝对不会选择美国；二是他本人虽然入了美国籍，但这并不意味着永久定居，他仍然在做着有朝一日报效祖国的准备。

后来很多人分析，杨振宁1957年没有选择回国是明智之举。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不仅科技落后，而且政治运动干扰频繁，客观条件的确难以开展尖端科学研究。虽然，1957年杨振宁已经因“宇称不守恒”理论的研究得到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最重要的学术成果“规范场”理论，代表性论文也早已经发表，他差不多算是“功成名就”了。但有人统计，杨振宁作为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他的学术研究分别在统计力学、凝聚态物理学、粒子物理学和场论四个领域，达到所谓“诺奖级”水平的论文可能有13篇之多，而其中至少有10篇写于1957年之后，论文中有对“宇称不守恒”理论和“规范场”理论的进一步阐发，也包括阐释著名的杨-巴斯特方程的文章，这是可以和“宇称不守恒”“规范场”并称为“杨氏三大理论贡献”的成果。试想如果他不能继续这些研究，这对于二十世纪科学发展将是多么重大的损失！

没有回国不等于不能为国效力。自1970年代以来，杨振宁先生先是致力于“建造中国和美国友谊的桥梁”，继而协助和支持中国发展科技和教育、培养人才，一直到晚年索性叶落归根，定居北京，在清华大学创办高等研究院。这一切都是履行父亲的遗愿，做“中国男儿”，将血汗“撒在国土上”。

不过，每当想起父亲，国籍问题仍然是他的一个心结。

终于，2015年4月1日，他重新选择，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理由很简单，他说：“我的身体里仍然循环着我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我想，他是以此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让老人家可以兑现48年前对于周恩来总理所作的承诺。

二

另一幅照片，拍摄的是杨振宁1970年代所工作的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的中文校刊《石溪通讯》，介绍杨振宁轰动美国华人学界的一篇演讲。

这次演讲，源自杨振宁回国探亲的“破冰之旅”。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美关系长期冻结，民间无法来往，杨振宁多年来只能在日内瓦、香港与父母及家人团聚，“文革”期间还被迫中断。到了1971年，父亲病重在上海住院，他要看望父亲只能回国了。恰巧这时他在报纸上看到美国国务院宣布解除对中美民间来往的封锁的消息，便当机立断踏上归程。

说是“破冰之旅”，因为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访华的美国科学家。当时，虽说美国宣布“解冻”，但是像杨振宁这样的世界顶级的物理学家，身份如此敏感，能否成行，尚有疑问。其实是大家都在观望，仍担心有未知风险。何况，中美无外交关系，谁也拿不到签证，“解冻”只是一个姿态。但杨振宁通过与中方沟通，硬是绕道法国，在中国驻巴黎使馆办理了入境许可。这一切都是需要一些胆识和魄力的。

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

他后来回忆，当他乘坐的飞机经云南入境中国领空时，他意识到自己回到了阔别23年的祖国，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

这一次，他在中国逗留4周，上海和北京各两周。除了探望父母，他参观了北大、清华和复旦三间大学，中科院的三间研究所，回到过自己中学时期的母校和幼年在合肥的旧居，还去了大寨。他在国内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他，与他长谈将近5个小时。

亲眼目睹了新中国的新气象，杨振宁的心情是异常兴奋的。他下榻的北京饭店，房间墙壁上悬挂着毛泽东主席的两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这使他感慨万千。的确，在离别23年以后，他确实看到中国天翻地覆的巨变。

于是回美国后，他到多所大学演讲，谈“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演讲的题目，就是这两句诗。他的演讲，没有什么说教，不谈空洞的理论，只是生动具体地介绍他在中国所亲眼看到的一切。从学校里的学生怎样“开门办学”，医院里大夫和护士怎样采用针刺麻醉动手术，到工厂的工人在食堂吃什么，大寨农民住房是什么样的，一直到上海的妇女有多大的比例穿裙子，其中又有多大比例是花裙子等等，他几乎是带着一种新闻记者的眼光，在做实地报道。在他看来，这一切都反映着新中国的可喜变化，值得他大力赞美，广为宣传。演讲中，他并没有讳言“文革”为中国造成的混乱，教育和科研出现的停滞等等，看得出他是力求以一种客观的态度来评价新中国。但是，毕竟处在那个时代，他也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所以他在演讲中涉及对“文革”的认识，在今天看来有些是不正确和不准确的。他自己后来也表示，当时没有能够了解的“文革”的一些真相。不过，谁都不能否认，这个演讲当年在美国华人中起到的作用，确是极为积极和正面的。

我早知有这篇演讲，却一直没有读到。去年，杨振宁先生将它找出来电邮给我。我读后以为它的历史价值颇高，于是转给《中华读书报》。该报的编辑曾打算在该报全文发表，但最终因为篇幅太长而作罢。后来此文在一个名叫“哲学园”的微信公众号刊出。我注意到文末读者的留言，除了对杨先生的爱国之心表示敬意以外，就是评价这篇演讲有助于读者了解1970年代真实的中国。

重要的是，这篇演讲在美国的华人中引起的震动，超过一般人的想象。由此，新中国受到更多关注，成为令海外游子神往的地方。支持新中国，热爱新中国，一时间在美国华人特别是留学生中形成风气。要知道，在中美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在美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基本上都来自台湾和香港。但是他们的政治态度，多数也转而倾向中国大陆。当时正值美国华人学界的“保钓”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杨振宁的这篇演讲给了“保钓”运动参与者极大的鼓舞，他们将杨振宁视为自己的精神领袖。据我了解，这些港台家庭背景的“左派”学人在当年形成的理念，对他们的一生留下的深深的烙印。在这批人中，有些人后来在美国或香港当了大学教授甚至大学校长，有的人成了企业家或者作家，无论做什么，都始终秉持当年的亲中爱国立场不变。此外还有一点相同，就是他们和我聊天谈及当年往事，都不约而同地谈到杨振宁先生的演讲给予他们的影响。

鉴于杨振宁在旅美华人中的地位和声望，1977年全美华人协会成立时，他被推举为会长，历史学家何炳棣是副会长。这个协会的任务，就是团结全美华人，致力于发展中美关系，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力争早日实现中美建交。于是，我们在《晨曦集》中又看到这样一幅照片：

这是以杨振宁为首的全美华人协会1977年2月27日在《纽约时报》上刊登的整版广告，以“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为醒目标题，要求美国政府放弃孤立中国的政策，尽快同中国建交。我们知道，约两年以后，1979年1月1日，美国政府顺应历史潮流，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此时，人们不应忘记杨振宁和全美华人协会在其中所做的努力。

杨振宁一心向往新中国，自然也有人不高兴。他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以后，一直到1971年，受美国当局的限制，他无法回到中国大陆，但若要去台湾，道路却是畅通的。台湾方面自然希望利用他的影响做文章，故而多次邀请他，但每次都被他拒绝。因为他父亲曾经告诫他，即使一时不能回大陆，也绝对不可去台湾。于是他明白，大陆和台湾，对于他是一种政治选择。台湾方面看清了他的政治倾向以后，恼羞成怒，发表文章攻击他，竟然将他称之为“杨匪”。同时还有1979年3月前苏联的报刊，将杨振宁说成是中国在美国的“第五纵队”。当时正值中苏关系交恶，前苏联人如此说，也证实了杨振宁在中美关系中的特殊重要作用。

还是周培源教授概括得好，他说：“杨振宁是美籍华裔科学家访问中国的第一人，也是架设起中美之间科学家友谊和交流桥梁的第一人。光是这方面的贡献，杨振宁的成就就是无人能及的。”

这就是说，杨振宁在科学家之外，还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至少在1970年代是这样。

三

《晨曦集》开印之前，忽然杨先生发来电邮，要增补一幅照片。

这是一张众人合影，记载的是2017年9月14日杨振宁和翁帆参观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的自由电子激光设备（FEL）。图片说明写道：“FEL是20世纪末新发明的设备，杨振宁多年来多次建议中国建造FEL，争抢世界第一。他的建议现在终于实现了，他十分高兴。”

自由电子激光是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国际高科技领域的尖端技术，被科学家们誉为科技界的“新金矿”，是新世纪带有战略性的研究课题。为了让中国科技赶超世界领先水平，杨振宁从1997年5月开始，不断向有关部门和领导呼吁中国尽快进入这方面的研究。据说光是写信，就写过8次，可见他心情之急切。

这件事让我想起杨振宁在中国高科技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几十年来，杨振宁身体力行帮助中国培养尖端科技人才，从设立中美教育文化交流项目（CEEC），选拔百多名高端学者到美国深造，到亲自为中山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建立研究院所，为此甚至自己在海外到处“化缘”，以筹集资金启动相关项目。在这些方面他付出的心血颇多。

然而我更赞赏的是他对中国科技发展提供建议，他总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眼光和境界。可以说，从1972年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中国应该重视大学里的基础理论教学和研究开始，此后近半个世纪，杨振宁与中国领导人和科学家会面，每每都会为中国科技出谋划策。其中最为令人难忘的是他与诸多科学家关于大型加速器的争论。

1972年7月，杨振宁在北京参加了一个“高能物理发展与展望”的座谈会，会上就中国是否需要上马大型高能加速器的问题展开讨论。多数中国科学家是主张立刻上马的，因为大家看到中国科技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急切地希望在高能物理领域迎头赶上。当时，杨振宁知道，除了这些科学家以外，已有中央领导表态支持加速器上马。但是他分析当时中国的现状是，刚刚经历了6年“文革”，教育基础薄弱，人才培养停滞，物质匮乏，资金不足，所以他明确表态，“这件事过些年讨论也不迟”。在会上，这个意见语惊四座。接下来的情况，如果不说杨振宁是舌战群儒，至少也可以说他是力排众议。他强调：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但我不觉得应当是在高能加速器方面。”

在他看来，大加速器对于中国，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值不值得做，和在今天条件下该不该做的问题。同样是花两个亿人民币，用于大型高能加速器，或者用于制作计算机，用于生物化学研究，哪个更有益？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在这里，杨振宁说真话，敢直言，其实是设身处地为中国着想。他是在帮助中国算一笔账，就像居家过日子，怎样才能少花钱多办事。然而他后来却遭受了不少误解，有些人竟然以狭隘的心理揣测，说杨振宁是担心中国发展了高能物理而超越了他的水平，所以不让中国搞加速器；还有人听说李政道表态支持发展高能加速器，就说杨振宁是因为和李政道不合，所以“逢李必反”。总之污水泼来，杨振宁何其冤枉！

但是不管有多少人说了多少难听话，杨振宁不改自己的观点，他不会见风使舵，更不会迎奉他人。此后40年中，每当有人谈起中国要投巨资搞大加速器，他都不支持。

2005年Jim Simons夫妇捐赠给清华大学高研院的住宅楼落成。前左一是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顾秉林，右一是物理学家聂华桐。这座建筑，是杨振宁为清华争取到的海外资助。

2016年，物理学界又展开了一场讨论：中国是不是需要建造超大对撞机？

大家知道，所谓超大对撞机是在大型高能加速器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一种装置，作用也是用来发现新的粒子。所以，今天讨论建造超大对撞机，和过去讨论建造大型加速器是一回事，只是与过去相比，今天的设备更加先进，需要花更多的钱。

为此，杨振宁又发表一篇引人注目的文章，题目是《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

他的理由几乎和当年相同：缺乏性价比。

他说，从美国人的经验来看，这个投资是“进无底洞”；从中国国情来看，因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投资200亿美元建超大对撞机首先是对解决燃眉之急不利，其次是会挤占其他学科的科研经费。而这项投资对于人类生活的实在好处，一时还看不到，“短、中期内不会有，30年、50年不会有”。

所以他建议还是做“不那么费钱”而又迫切需要的项目，也就是说，要追求投资的效率。

他又一次直言“放炮”了，还是像40年前一样口无禁忌，说了真话。他并不介意仍然有人以狭隘之心曲解他的意思，也不怕被人再次泼污水。

他早已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了。

倒是数学家丘成桐的几句话对我有一个重要提醒。他说自己不理解杨振宁为什么会反对建造超大对撞机，因为对撞机所进行的“这些实验的背后的基础理论都用到杨先生的学说。每一次突破后，我们对杨先生的学问更加佩服”。

我想，这正巧说明了杨振宁先生提出的意见是完完全全地出以公心。他竟然会反对一个可以不断证明自己正确而伟大的项目上马，难道别人还有理由去怀疑他的动机吗？

令人欣慰的是，在这一次交锋中，观战的读者比过去理智和成熟。杨振宁从中国的国家利益着眼提供的意见，得到了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我注意到网上对于杨振宁这篇文章，有一个民意测验性质的投票，针对的问题，是你支持还是反对杨振宁先生的看法？

总共有61645人参与，其中44406人支持杨振宁，占总数的72.03%，反对他意见的只有7900人，占总数的12.81%，其余的人说不清自己的态度。

其实话说回来，在加速器和对撞机的问题上，杨振宁所显示的只是一个科学家一贯的务实精神和效率意识。

他绝非临时起兴，而是在每一件事上都如此。

比如，他在清华建立高等研究院，就有意识不往大里发展，而注重追求质量，培养杰出人才。过去一段时间，他们集中在凝聚态物理人才方面下了功夫。杨振宁曾经很欣慰地对记者说，在美国这个领域的20个顶尖的青年科学家中，有一半都是清华出去的。现在这批人在美国深造后，正在陆续归来。他认为这就是有效率地培养人才的方法。

再比如他带博士，也是试图帮助学生寻找＂投资效率＂较高的领域。他发现高能物理因为曾经是热门，吸引了大批高级人才，导致这一学科人才拥挤。而该学科出成果严重依赖实验结果，由于实验数据的缺乏，必然是“僧多粥少”，故而研究工作的效率肯定较低。于是杨振宁便劝告他的几位天分极高的学生放弃高能物理，建议余理华进入“自由电子激光”，建议赵午转入“加速器物理”，建议张首晟选择“凝聚态物理”，后来，这三位学生都在各自的领域里顺利得到相应的发展机会，都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

由此我们看到，这种务实观念和效率意识，或许就是杨振宁之所以取得超越常人的人生成就的内在依据。

四

《晨曦集》里收入的这张照片，2005年2月摄于广州。

照片上，杨振宁和翁帆身穿黑白条情侣装在路边长椅上促膝而坐，娓娓而谈，两人神态亲昵，充满温情。大家知道，他们是2004年底在广东登记结婚的，这张照片，可以算是新婚照之一。

还记得吗？当初他们结婚的消息传出，两人是经历了一场舆论的考验的。由于年龄差距大，网上议论纷纷，一时成为热议的话题。多数人不理解两人的爱情，很多人不看好这场婚姻的结果。但他们以平和的心态，从容面对舆论压力，走自己的路，全不在意别人怎么说。只是台湾女作家平路在《亚洲周刊》上发表《浪漫不浪漫》一文，论定杨翁之恋有一种“解决不了的孤独”，他们才公开做了回应，说：我们相处的真相，是“没有孤独，只有快乐”，“我们两人都认为，我们的婚姻是天作之合”。

紧接着，他们接受了一次记者采访。翁帆对记者说，“振宁说过，三四十年后，大家一定会认为这是罗曼史，我也这样觉得。我这样想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只因为我们生活得很好。”

2017年9月，香港中文大学庆祝杨振宁先生95岁诞辰。

的确，婚姻是否美满，只在于两人自己的感觉，别人是无从判断的。那些凭借自己想当然的理解对杨翁之恋说三道四的人，实在无聊而可笑。

我相信，杨翁二人所说都是他们的真实感受。因为翁帆纯真，而杨振宁从来就是一个实话实说的人。他曾讲过自己基本的处人处事原则，就是“做一个简单的人，不复杂，没有很多心思”。心里怎么想。嘴上就怎么说。以我观察，他的确是从不讲漂亮话的。

我看到过杨翁二人接受电视主持人杨澜采访的视频。那天杨澜问杨振宁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如果没有遇到翁帆，你是否仍然会再婚？

此时我想，既然杨振宁已经宣称，他和翁帆是“天作之合”，那他顺理成章应该说，她是我的唯一，如果没有她，我不会再婚。这样一说，自然可以凸显两人爱情的坚贞不渝。

但杨振宁不是这样回答，他诚实地说：“我这个人不能忍受孤独。如果没有翁帆，我可能也会再婚。”但他接下来话锋一转，说遇到翁帆是自己的幸运，翁帆是最好的，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

如此回答自然是不够“漂亮”，但杨振宁的真诚反而赢得人们更多的信任。

真诚，我以为这就是杨振宁和翁帆爱情的基础。他们彼此真诚相待，已经一起走过了15个年头。记者的摄像机一直追随他们，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始终恩恩爱爱，相敬如宾，无论在哪里，两人永远出双入对，相随相伴，而且永远“十指相扣”。试想，15年的时间还算短吗？难道时间还不能说明问题吗？看过玛丽莲·梦露电影《七年之痒》的人应该知道，婚姻7年就是一个考验期，而杨翁之恋，已然跨越了两个7年！

这15年，杨振宁和翁帆在一起，自己也感觉年轻了很多。他的身体在翁帆的照料下，也一直非常健康。现在96岁，除了增加了一只拐杖以外，看不出他有什么变化，其实那拐杖并非必要，他借助拐杖是为了走路可以更快。

杨振宁和他的朋友们都非常感谢翁帆对于他的陪伴。去年5月，在《晨曦集》的新书发布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教授葛墨林发言，特别指出杨振宁今天以如此高龄仍然可以活跃在学术舞台上，翁帆功不可没。的确，衣食起居，翁帆对杨振宁的照顾无微不至，人们简直不能想象，如果没有翁帆的杨振宁会如何？

不过我想说明，翁帆对杨振宁的陪伴，并不意味着她是在牺牲自己成全他人，她和杨振宁是互相成就的。翁帆也有自己的事业，近年来一直在攻读清华大学建筑史专业的博士学位，常常踏着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足迹到各地去考察文物古迹，也需要经常写作专业论文。她和杨振宁有共同的爱好，闲时一起读书，唱歌，看电影，一起旅游，但忙的时候，也是各忙各的。他们住在杨振宁筹资为清华高研院盖的专家公寓楼里，白天上班时间，一人在楼上，一人在楼下，互不干扰。如果有事要通知对方，甚至还通过电话和电邮。他们彼此尊重，这是他们长期保持和谐的基础。

那么，两人是否也有过意见分歧呢？肯定也是有的。比如，杨振宁不大相信中药里的“补品”，但是翁帆要煲广东风味的汤，肯定要放入一些“药材”，杨振宁通常一边喝汤，一边说“不信”，但也必须接受翁帆的好意。

我亲历的一个故事更说明问题。

《晨曦集》的扉页后面，需要插入杨振宁一幅近照，我向翁帆索取，她选择了这样一张发给我：

于是我们拿它做好设计，送请杨振宁先生过目。

杨先生给我回信问，这张照片是哪里来的，是哪一年照的？

我说是翁帆选好的，摄于2005年。

杨先生说，“我不同意用这张13年前的照片，它显得我太年轻了。我要再照一张换上来。”

于是他和翁帆商量，写了一封英文信，里面有这样的句子：

I HATE pretension.

同时给我写信说：“我恨不真，95岁的人不该装年轻。”

显然，他认为这关系到做人是否诚实，是一个原则问题。

但这时正是三九天，北京最冷的时候，最低气温零下17度。

我猜想，翁帆是不会让杨先生冒着感冒生病的风险去照相的。

果然，后来翁帆对我说，他说服了杨先生，还是用这张照片，但是要在照片下面加上说明：摄于2005年。

这样两人就达成了一致，他们都坚持了自己的主张。

由此，我相信，他们俩平时的相处，一定有很多非常有趣的细节。

2018年5月，杨振宁和翁帆在《晨曦集》新书发布会上

有些生活细节，从杨先生为翁帆制作的一段“小电影”中，可以逼真地呈现出来。

去年秋天，杨先生在电邮里问我，“你看过‘小电影’《帆帆陪着我走过》吗？”我说，“没有，很想看。”于是两天后我收到杨先生的快递邮件，拆封后看到一个铝制的小盒，盒子里面有一只U盘。盒子外面印着“杨翁制片厂精制”几个字，“杨翁”当是双关语，我见此会心一笑，觉得杨先生真是童心未泯。

我播放影片，发现这个“小电影”不长，一共十几分钟。内容是杨先生和翁帆15年来生活片段的录像剪辑，杨先生在片段之间加入字幕，写下自己的一些感受。录像画面则记录了十几年中两人一起到过的许多地方，有北京清华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等，从情景中可以看到他们是多么深挚地彼此关爱，多么愉悦地享受着相互陪伴的人生：两人手拉手唱歌，互相问答对话，满满地都是真情流露，留下的都是难忘的记忆。其中有一段是2017年他们俩到云南腾冲的“傈僳人家”做客，穿上了少数民族色彩鲜丽的服装，杨先生顶着阿哥的帽子、翁帆戴上阿妹的头饰，两人并排而坐，人们说他们好像是在按少数民族风俗重新举办一场婚礼。杨先生此时哈哈笑起来，对着镜头说：“当年我们结婚时，很多人认为我们的婚姻会瓦解，现在那些人要失望了。”

他说得没错，当初说这些话的人，现在都不见了。

这部“小电影”的末尾，杨先生加入了这样的字幕：

“我今年96岁了，十分幸运，我还能走路，有时还去办公室。我知道岁月不饶人，所以制此电影，来记录帆帆陪着我走过的晚霞灿烂的岁月”。

电影戛然而止，而我内心涌起一片深深的感动。

我又一次想起杨先生的预言：“三四十年后，大家一定会认为这是罗曼史。”我知道杨先生在科学上是预言家，他的“规范场”理论中的一些预言近年来不断得到科学实验的证实。因而我相信，关于自己的人生，他的预言也不会错。

2019年3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