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范伯伯和范伯母

1943年初，我8岁，妹妹莉莉刚一岁。我们家从昆明郊外龙院村的一角搬进了村中心附近的惠老师大院。惠老师是前清的翰林。他们自家的小院墙外面扩充出一个大院，大院一角又有一个小院。大院小院里一个连着一个盖了各式各样的房子，有平房，也有二层楼房。格式和质量都不一样，大概是建于不同年代吧。这些房子都租给了西南联大的教授们，这个大院差不多成了教授宿舍了。

大院子里住着吴有训公公，杨武之公公，赵忠尧公公，任之恭伯伯，朱同伯伯，余瑞璜伯伯。大门口的二层楼住着梅逸琦校长，虽然我们家搬进惠老师大院时他已很少住在哪儿了。

我们家在小院子里。一间平房，顶上盖的是茅草。草筋泥坯墙足有一尺厚。隔壁的一间房子，门口开向惠老师自己的小院子。我们家对门是二层楼，显然比我们的房子新。楼上是姜立夫公公住，楼下就是范绪筠伯伯家。转过90度，紧挨着的是一间平房，住着叶楷伯伯一家。叶伯母是姜公公的侄女儿。每到吃饭的时候，叶小弟就对着楼上喊：“东东（公公），特干（吃饭）啦！”

这些房子围成一个小院，角落里靠近范伯伯家有一棵大宝珠梨树。

范伯伯范伯母很快就成了我们家的好朋友。爸爸那时要在城里教课，每周只回来两次，星期三和星期六。他回来时，我们两家就把饭菜放在一起，在范伯伯家吃晚饭。到星期六，会有许多年轻的单身伯伯们来共聚，最常来的是孟昭英、张文裕两位伯伯，还有范伯伯的弟弟范绪箕伯伯。晚饭后是聊天的时候。

听大人们聊天，真是兴味无穷，好像听故事。聊天的内容极广。古今中外，诗词歌赋，历史时事，海外奇谈。谈论诗歌时，我还能插上一两句。爸爸摇着头吟道：“塞外琵琶”，我就应声说：“胡沙外，怎生风色？”多数情况我只是静听，听得入迷。当然不像格林童话，我半懂不懂，稀里糊涂，睁着好奇的眼睛，听大人们谈论这个我还不明白的世界。妈妈到时候抱着莉莉回去睡觉，也不赶我走。大人说到半夜，我也听到半夜。他们说我是“小夜猫子”。

常听到一些外国人的名字，罗斯福总统、史迪威、陈纳德将军……有一次范伯母从卧室出来，她把湿漉漉的头发，卷成一个个小卷儿，用发卡夹上。爸爸一看，笑起来，“噢，范太太，满头罗斯福啊！”

范伯母叫卞荔年，年轻、温柔、和蔼。她一笑，一双眼睛像两弯新月，圆圆的脸上洋溢着纯真的欢喜和善意。她和范伯伯出生于富裕的家庭，两家是世交。范伯母比范伯伯小八岁。她说，小时候范伯伯还抱过她呢。他们在哈尔滨长大，会说俄文。范伯伯叫她玛尼亚。在人前要说点私下的话时，他们就说俄文。

范家住一个套间。外面是饭厅兼客厅，主要是一张饭桌。里面是卧室。同是矮小的农村房子，但是一些细小的点缀，使他们的家有一种特别的风味。厅正中一盏电灯悬在饭桌上面，有一个漂亮的灯罩，透过罩子的柔和灯光照得陋室生辉。有一次我悄悄到里间门口瞄一眼。简单一张床，被褥的铺设是西式的。对着床尾的墙边，靠着门口，有一口淡黄的小五斗柜。上面有一面镜子，还摆着一些精致美丽的小瓶子、小盒子。对我来说，这些小东西华贵得不似在人间。在暗淡的灯光下，这一方小小的台面，在我心里幻化出了一个童话世界，里面住着王后、公主、仙女……

范伯伯是惠家大院孩子们的大朋友。

他会和小女孩儿们玩昆明女孩子的游戏，大家叫它“小一子”。五块小石子儿，或者填满砂石的小布袋儿，一面往上抛，一面抓地上的，再接上面掉下来的，同时向上扔一个……整个一套有十几个花样。一边做，一边说：“小一子，小一子……小对子，小对子……小三三，小三三……小平平, 小平平……”

别后三十几年，文革后范伯伯回国探亲了，他也来看我们。看见范伯伯当然是高兴的，可是，我们已是家破人亡。爸爸没了。相顾凄然，妈妈和我不知说什么好。这时范伯伯看着我，突然说：“小一子，小一子……”我会心地笑了。几十年他还没忘我们儿时的游戏呢。

他会和我们一起跳小孩儿的舞蹈。惠家大院女孩儿跳的舞，都是吴有训伯母教的，跟着歌词做动作，载歌载舞。有一个舞，歌词头句是“蝴蝶儿，飞，飞，飞”，当中有一句，“啊，冬天到了，雪落花儿飞”。相应的动作是，两手在胸前交叉，举到头顶，再向两边分开向下。有一次，范伯伯兴致勃勃地和小孩儿们在他家饭桌边跳这个舞，右手还拿着烟斗。一到“雪落花儿飞”，他的手往上一举，就碰了房顶，烟斗火星直喷，纷纷下落，真是“雪落花儿飞”啦！我们笑得肚子疼。

孩子们喜欢范伯伯。他最伟大的，是会讲福尔摩斯的故事。约好了每星期三晚上讲。他一手拿着烟斗，一手拿一本英文书，边看边讲。叼着烟斗的样子，就像我想象中的福尔摩斯。一群孩子们围坐，凝神屏息。听完了情节紧张的侦探故事，心里都有点怕怕。出门时，大家自然而然排成一行。十一岁的吴大哥（惕生）领头，十二岁的杨三哥（振汉）殿后，中间一串儿小的，一个个给送到家门口。

吴姐姐（希如）和我甚至为范伯伯编了一个歌，用“苏武牧羊”的调：

“范伯伯，吹烟吹得好。

大皮鞋穿一双，

小眼镜带一副。

黄皮衣，高鼻子，

好像个外国人。

出门去散步，回来笑眯眯。

眼镜掉地了，玻璃碎了，

只好欠我们一天的故事。

我们要求他，讲一个故事，

他不肯，我们就说

每星期讲一个。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他只好答应，每星期讲一个。

有一天晚上我们看见他在啃老玉米。”

写下这两段稚气的歌词，觉得最滑稽不过的是最后一句。我现在还记不清楚，怎么把啃老玉米编在歌里，而且和前面的词儿好像连不上。可能是那天我们去听故事时，范伯伯老玉米还没啃完吧。

范伯伯范伯母那时刚有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儿，留在香港了。他和莉莉差不多大，好像小一点儿。范伯母最心疼莉莉。莉莉受了点儿委屈，就去范伯母那儿诉苦。记得一岁多的莉莉，拖着长长的裤脚，巅儿巅儿地奔到范家，扑到范伯母怀里，哭哭啼啼：

“阿妈母（范伯母），妈妈打！哇……啊……啊……”

“阿妈母，妈妈骂！哇……啊……啊……”

范伯母抱起她来，又拍又哄。莉莉才破涕为笑。

1943年冬天，两岁的莉莉得了肺炎。清华的校医全大夫不断到家里看。有一天，全大夫沉重地对妈妈说：“赵太太，得上医院了，不然过不去了。”

上医院要好多钱呀，我们家哪儿来这笔钱呢？妈妈只有哭。

我呆呆地望着哭泣的妈妈。

那时我们家真是穷得叮当响。爸爸的薪水只够糊口，别的什么都顾不上。莉莉出生时，一件衣服都没有。妈妈把她没法补的袜子，剪下长袜筒，剖开，拼成莉莉第一件衣服。其他都是爸爸师长学长家的伯母们送的，他们家孩子过去的小衣服。大大小小，长长短短，各式各样。那时全家只有一把牙刷。没有牙膏，刷牙用的是盐。没有雪花膏，妈妈用红糖水擦脸。爸爸骑车磨破了裤子。妈妈把他的长裤改成了短裤。一截补破处，剩下的给我做了一条小短裙。

好像山穷水尽之时，范伯母来了。一千五百块钱塞给了妈妈。那数目是爸爸两个月的薪水！妈妈后来一直说，范伯母借我们钱，明知道我们还不起，根本不指望还，只要救莉莉。

爸爸妈妈带莉莉去了昆明城里的医院。我一人在家，范伯母照顾我。有一天，范伯母带我去看莉莉，坐的是惠老师家的马车。他们的马车夫每次进城，都招揽乘客。那是丛龙院村到昆明唯一的交通工具。到了医院，看见莉莉躺在小病床上，罩着个纱罩，床前一壶开水把蒸汽送进罩子里。莉莉好多了，度过危险期了。

她这条命，就这样救回来了。

后来吴有训公公到红十字会给我们募捐，才把钱还给了范伯母。

1944年4月，我们要离开昆明去四川了。

家里没什么东西，可是有两只鸭子。我9岁生日时，爸爸给我买了四只毛茸茸的小鸭子。很快被黄鼠狼叼走了两只。剩下的两只长大了，正好一公一母。母的灰褐色，公的有漂亮的彩色羽毛。他们晚上睡在厨房一只木箱里。每天早上放出来，两只鸭子兴高采烈地嘎嘎叫，展开翅膀，一边拍打，一边跑，沿着小院子转好几圈儿。

妈妈忍着心，把公鸭子杀了。

形单影只的母鸭，一见我们，就伸长了脖子，把头低贴到地面，沙哑地叫着：

“嘎嘎，嘎嘎，……”好像在问：“我的伴儿呢？”好凄惨！

妈妈难过得很，把母鸭送给了范伯母，说：“请你养着她，别杀她。”

那时母鸭正开始下蛋。我们到了四川后，范伯母来信，说这母鸭生了50个蛋就寿终正寝了。范伯母把她埋在院子里。

去四川之前，我们暂住昆明城里北门街71号清华航空研究所，靠近大门口的一间房间。临行前，范伯母来看我们。告别时她抱着莉莉，不住地亲她，大滴大滴的眼泪落在莉莉身上……

那时心里好像堵着一块什么，依依不舍地望着她。毕竟小，还不大知道离愁别恨。以后天涯海角，我再没有见过范伯母。

1949年初，范伯伯范伯母去美国之前在上海暂住几天。我们那时也在上海。但是没有看见他们，只是在电话中和范伯母说过几句话。

几十年后，我到了美国。定居下来之后，想念着范伯伯范伯母，在“American Who’s Who”上找到了范伯伯的地址电话。

我给范伯母打了个电话：

“范伯母，我是囡囡。我在在American Who’s Who上找到了你们的地址电话。”

“你真有心啊！……”

后来给范伯伯范伯母写了圣诞卡。范伯母回了一个卡：

“你们安居乐业了……”

经历了人生那么多的危难，坎坷，凄苦，尤其是政治所造成的人和人之间的彼此伤害，才体会那久远年代里昆明乡下的故事，为什么历久弥新，深深地铭刻在心中。人间曾有真情在。纯真的友谊，美好的人情，我实实在在地经历过。在人情的沙漠中，这些温馨的回忆，像天际的点点微光，温暖心灵，使我相信人心本有来自上天之情。要是不写下来，任凭它们随风飘去，被人遗忘，埋在历史的沉沙之下，我觉得欠了一笔债。

燕曾 2006年7月24日 起稿

2007年10月26日 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