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学者。在1916年段祺瑞内阁倒台、梁氏随之辞去财务总长前的20余年间（1895—1916），无论在清末领导戊戌维新、立宪保皇，还是在民初组织进步党、政学系，梁氏总是身处时代政治舞台中心，为大众瞩目。1916年之后的10余年（1916—1929），梁氏虽远离政治旋涡，更多从事著述、讲学，但出于政治活动家的习性，仍密切关注国内时局，在给孩子们的书信中不时表达自己的时局主张。

作为一名中国传统士大夫，改良主义的信奉者，在清末民初的政治风潮中，梁氏对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义主革命，都曾有过激烈的批评，甚至是不实之辞，而评论之繁、篇幅之长、言辞之烈，尤以1927年给孩子们的书信为代表。这些内容，最早收于丁文江、赵丰田编的1936年油印本《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文革”后由赵丰田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亦予以保留，并在“前言”中予以说明：“另外，不少资料对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许多诬蔑之词，修订时均保持原貌，未予删节，借以反映梁启超这派人物的历史面目。”但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出版的同名《梁启超家书》中均删节未收（如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0年版），甚至是今年出版的由评论家、梁启超研究者解玺璋选编并撰写导读长文的《梁启超家书》亦付阙如。从思想史研究角度而言，这些内容，对于全面了解梁氏晚年的思想转变、政治态度具有重要作用，对于研究清末改良主义的演变亦是重要资料。拿到新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梁启超家书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欣喜地看到了这些珍贵但在政治上不那么“正确”的研究资料。

此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梁启超全集”的阶段性成果，由九十余岁的梁启超研究专家汤志钧等编注，可说是当下众多版本梁启超家书中的精品。

除个别外，《梁启超家书 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所收家书均录自中华书局1994年影印出版的《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这些手迹，是中华书局准备编辑梁启超集时，经吴晗先生商请梁思成，借交中华书局影印的。虽然其中大都辑入今人引以为据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但有的只是节录择录，文字亦有改动，上下款也时有删节。梁氏手迹是出了名的难认，此次出版，编注者不畏困难，依手迹一一录排，如实再现家书原貌。

该书所收家书数量超过了迄今相对较全的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版《梁启超家书》，达到411封，更远超今年出版的，由评论家、梁启超研究者解玺璋选编并撰写导读长文的《梁启超家书》。

内容上，虽在个别家书中，梁氏对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有许多诬蔑之辞，但为了全面反映梁启超的思想活动，编注者收入时均保持原貌，力图原汁原味呈现梁启超晚年的时局观、政治观。

全书注释虽不多，但辨误指正，都很精当。如1915年致梁思顺一信，《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落款为“六月十四，旧端午前一日”。查《中西日历对照表》，1915年端午节为阳历6月17日，“前一日”应为6月16日，梁氏此处阳历笔误，故将这封信系于1915年6月16日。

另外，该书的第二部分“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是梁启超写给他弟弟梁启勋的书信，此次亦据中华书局2012年影印出版的《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整理编注，可据以考见梁氏行踪、交谊及清末民初的政治、社会活动。

1927年对于梁启超来说，“国忧家难，重重叠叠，自己身体也不如前”。细读该年梁启超写给孩子们的40封家书，即可略窥一二。

重重家事缠身

1926年被错割右肾后，1927年的梁氏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小便依旧带血不绝，严重时，“一个多月来旧病发得颇厉害，约摸四十余天没有停止”。虽如此，梁氏仍丝毫不得休息静养，学者的责任、家庭的重担使他无法轻松。他身兼司法储才馆、清华大学、京师图书馆三职，事务繁忙，“司法储才馆下礼拜便开馆，以后我真忙死了，每礼拜大概要有三天住城里。清华功课有增无减，又在燕京担任有钟点”，“真没有一刻空闲了”。即便如此努力工作，家庭财政亦偶现竭蹶，“自汇去这千元后，家中存款已罄，本月便须在兴业透支”。另外，1927年，孩子们的事情也让梁氏百般费心，这年梁思永学成将归国，梁思成、林徽音要海外结婚、回国谋职，梁思忠想出国求学，梁思顺的丈夫、外交官周希哲希冀调迁，梁氏为此四处奔波，活络走动，费尽心思。“思永回国的事，现尚未得李济之回话”，“今天李济之回到清华，我给他商量你（梁思永）归国事宜”。“现在思成离开彭大，又发生回国与否的问题”。“思顺调新加坡的事，我明天进城便立刻和顾少川说去”。此时的梁启超，还要为亲朋排忧解难，而当时的北京谋生不易，“现在的北京得一百元的现金收入，已经等于从前的五六百元了”，“因为我近来担任几件事，穷亲戚穷朋友们稍为得点缀。十五舅处东拼西凑三件事，合得二百五十元，勉强过得去”，“其余如杨鼎甫也在图书馆任职得百元，黑二爷了得三十元”，“七叔得百六十元，廷灿得百元”，“我招呼的几个人，别人已经看着眼红了”。

康有为、王国维辞世的打击

更令梁氏心力交瘁、倍受打击的是，1927年至亲师友去世的噩耗不断传来。3月31日，康有为在青岛死去，梁氏在家书说自己“好生伤感”。康有为身后事宜，亦令梁氏头疼万分，从下引家书长文，可见康有为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及梁氏煞费苦心：“他家里真是八塌糊涂，没有办法。最糟的是他一位女婿（三姑爷）。南海生时已经种种捣鬼，连偷带骗，南海现在负债六七万，至少有一半算是欠他的。现在还是他在那里把持，二姨太是三小姐的生母，现在当家，惟女儿女婿之言是听，外人有什么办法。君勉任劳任怨想要整顿一下，便有‘干涉内政’的谤言，只好置之不理。他那两位世兄和思忠、思庄同庚，现在还是一点事不懂，活是两个傻大少。还有两位在家的小姐，将来不知被那三姑爷摆弄到什么结果。……我真不解，像南海先生这样一个人，为什么全不会管教儿女，弄成这样局面。我们共同商议的结果，除了刊刻遗书由我们门生负责外，盼望能筹些款，由我们保管着，等到他家私花尽，能够稍为接济那两位傻大少及可怜的小姐，算稍尽点心罢了。”6月2日，王国维在颐和园沉湖自尽，“我（梁启超）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梁氏认为这是中国学界的巨大损失，“此公（王国维）治学方法，极新极密，今年仅五十一岁，若再延寿十年，为中国学界发明，当不可限量”。 12月23日，梁氏得意门生、得力助手范静生去世，梁氏“可伤之至”，并为此深深自责，“半年来我把（京师）图书馆事脱卸给他，也是我对不住他的地方”。

清华“被辞职”风波

更让梁氏添堵的是，1927年年末的清华“被辞职”风波，家书详述此事经过如下。1927年秋季开学，梁氏到校数天，将该年应做的事大略定出规模，便到医院去。不料梁氏出院后几天，外交部有改组清华学校董事会之举，并且章程上规定校长由董事互选，内中一位董事就聘梁氏为校长。当外交部征求梁氏意见时,梁氏以不任校长为条件应允担任董事。不料时任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怕梁氏抢他的位子，便暗中运动教职员反对，结果只有教员朱某一人附和他。于是由朱某运动一新来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学生上书学校，说院中教员旷职，请求易人。矛头暗指梁氏。“老曹便将那怪信油印出来寄给我，讽示我自动辞职”。不料事为清华全体学生闻知，向那写匿名信的新生责问，并全体跑到天津求梁氏万勿辞职，并勿辞董事。“恰好那时老曹的信正到来，我只好顺学生公意，声明绝不自动辞教授，但董事辞函却已发出，学生们又跑去外交部请求，勿许我辞。他们未到前，王外长的挽留函也早发出了。他们请求外部撤换校长及朱某，外部正在派员查办中，大约数日后将有揭晓”。此风波加快了曹云祥离开清华的节奏，据《金岳霖回忆录》，“陈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会上，陈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启超一边，反对曹云祥。他当面要求曹云祥辞职。曹不久也辞职了，好像外交部派校长的办法不久也改了”。梁启超家在书中也说：“前星期外部派员到校，查办风潮起因，极严厉，大约数日内便见分晓。好在校长问题不久便当解决，曹去后大约由梅教务长代理。”

心忧天下

政治上，1927年的中国，国共从合作走向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而梁氏虽身处奉系军阀控制下表面上风平浪静的北京，但仍密切观察中国大地上翻天覆地、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在给子女的家书中表达了自己对时局的主张。

梁氏对时局看得很清楚，“时局变迁极可忧，北军阀末日已到，不成问题了。北京政府命运谁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险”。他赞同打倒军阀，“打倒万恶的军阀，不能不算他们的功劳，我们想做而做不到，人家做了，当然赞成”，但又对中国的前途非常悲观，“但前途有光明没有呢？还是绝对的没有”。他不看好大革命，是因为，“一党专制的局面谁也不能往光明上看”；“从前在广东出发的军队，纪律的确不坏，也因为有钱。现在收编烂军队，日日加增，纪律已大不如前。军队既增，欠饷之弊一如北方”；“最糟的是鼓动工潮”，“结果闹到中产阶级不能自存，而正当的工人也全部失业。放火容易救火难，党人们正不知如何以善其后也。”特别是对苏联与中国共产党，梁氏批评尤为激烈，“其最大致命伤，在不能脱离鲍罗庭、加伦的羁绊”，“国民党早已成过去名辞，党军所至之地，即是共产党地盘”，“共产党受第三国际的训练，组织力太强了，现在真是无敌于天下”。

面对这种时局，曾活跃于中国近代政治舞台的梁氏当然难耐寂莫，不甘袖手旁观，以舍我其谁的气概积极准备，企图东山再起，“许多非国民党的团体要求拥戴领袖作大结合，大概除了我，没有人能统一他们”，“若我们稳健派不拿起积极精神往前干，非惟对不起国家，抑亦自己更无立足地了”，“但中国现在政治前途，像我这样一个人绝对的消极旁观，总不是一回事，非独良心所不许，事势亦不容如此”。梁氏计划组党，“现在的形势，我们起他一个名字，叫做‘党前运动’”，“现在办法，拟设一个虚总部秘密的。如美之各联邦，虚总部则如初期之费城政府，作极稀松的结合，将来各团事业发展后，随时增加其结合之程度”。同时利用清华学校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我已经立定主意，于最近期间内发表我政治上全部的具体主张，现在先在清华讲堂上讲起，分经济制度问题、政治组织问题、社会组织问题、教育问题四项”。

梁启超的救国之策又是什么呢？“对于政治上的具体办法，虽未能有很惬心贵当的，但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你们别要以为我反对共产，便是赞成资本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比共产党还利害。我所诊断现代的经济病态和共产同一的‘脉论’，但我确信这个病非‘共产’那剂药所能医的。我倒有个医方，这方子也许由中国先服了，把病医好，将来全世界都要跟我们学”。这些想法，源于1918年梁氏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看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了种种社会问题，他所崇仰的西方社会，他所宣扬的西方文明，原来也充满了弊端和罪恶，由此认为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他的救国救世的法子，就是依靠东方“固有文明”，主张极力发扬传统文化。梁启超从一个旧世界的批判者，成为一个旧传统的提倡者，这种变化，反映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满和失望，以及对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忌恨与反对，但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向中国传统文化复归。

在现今所能见到的梁氏给孩子们的家书中，1927年是梁氏1916年远离政治舞台后写得最多的一年（达40封，相较而言，1918年2封，1919年19封，1920年5封，1921年4封，1922年7封，1923年29封，1924年10封，1925年19封，1926年25封，1928年21封），这些家书，如实再现了风云动荡年代梁氏自身及家庭的际遇，展现了旁观者梁氏眼中的国内时局，表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中的边缘化及其最终失败的结局。

梁启超家书中除包含现今人们常说的教育理念外，还体现了梁启超的学术思想、理财观念（梁氏曾任段祺瑞内阁财政总长）等，其丰富内容值得今天我们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