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国维集外佚诗与佚词

2016-08-23 | 陈昌强 |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8月22日第1034期 |

王国维

王国维诗词笺注

王国维全集

王国维故居

王国维一生中共作了多少首诗词?《王国维诗词笺注》的笺注者陈永正先生在萧艾、叶嘉莹等学者研究基础上,访佚辑遗,统计得出王国维共作诗凡192首、词凡115首。此后,《王国维全集》的编纂者也注重搜集佚诗佚词,并颇具成果。但笔者翻阅资料时,还获见了以上二书未收录的王国维佚诗佚词数首,其中或可考见王国维交游、生活片段;或虽为前人已见,然尚须续作考订;或者虽然其真实性可能存在问题,但却能从另外的角度及具体的例证反映当时词坛的一种现象。爰作考辨如次。

《赠汪鸥客》三首

其诗如下:

海内几人号郑庵,中吴南汇与君三。

怜渠溺苦虫鱼学,不拜康成拜所南。

  耳聋久与世相违,头白不知俗已非。

闲写溪山间作篆,海鸥与客两忘机。

  神化丹青戴侍郎,暮年忠孝冠钱塘。

  祗今六法昌披后,犹爇杭州一瓣香。

  这三首诗刊载于《小说月报》民国八年(1919)第19卷第11期,为王国维尚未受学界瞩目的佚诗。《赠汪鸥客》是当时诸位诗人的同题共作,《小说月报》该期另载有沈曾植、郑孝胥、陈衍、冯煦、朱祖谋、王乃徵、胡嗣瑗、杨钟羲等人所作十一首近体诗。

  汪洛年,字社耆,号鸥客,一作瓯客,别号郑庵,钱塘(今杭州)人,同治九年(1870)生。为戴用柏弟子,书画皆守师法,山水用笔高洁,气韵清逸,与沈塘(雪庐)齐名,又兼工篆刻。曾应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任两湖师范学校图画教员。民国建立后,居上海。民国十四年卒。汪洛年在民初上海遗民圈中颇为活跃,民国十年,梅兰芳赴上海演出,轰动一时。况周颐因是梅兰芳戏迷,曾多方联络,为之绘图纪事,其中一帧即请汪洛年绘制。《蕙风词话补编》卷三:“辛酉暮春,畹华(梅兰芳)南下,香南雅集,仅越日而成。”况氏弟子赵尊岳在《蕙风词史》中记载:“畹华去沪,越岁更来。先生(况周颐)属吴昌硕为绘《香南雅集图》,并两集于余家,一时裙屐并至。图卷题者四十馀家。画五帧,则吴昌硕、何诗孙、汪鸥客也。”王国维现存最后一首词作《清平乐·庚申况夔笙太守索题〈香南雅集图〉》即为题此图之作。不过,据况周颐所记,王词所标“庚申”当为“辛酉”之误,又据上引王国维佚诗,其与汪洛年相识当更早数年。

  民国五年(1916)初,王国维自日本归国,应哈同苍圣明智大学《学术丛编》主编之聘而赴上海,很快与沈曾植、朱祖谋等海上遗老相见相知,并参与其活动。沈曾植与汪洛年关系较密切,王国维当即于此时或稍后不久,或因沈曾植之介,结识汪洛年,并随沈曾植、郑孝胥等人的同题共作,而赠诗给汪。

  沈曾植《赠汪鸥客》二诗其原刻本未载,钱仲联先生据“王君蘧常录示”收录,又据“诗中有‘井谷山房阿阇黎’句”,兼考二人交游,推定此诗作于民国八年。(钱仲联《沈曾植集校注》)郑孝胥在该年四月初七日(公历5月6日)日记中云:“汪社耆画《淞波鸥伍图》遗余,求作诗,为书一绝,曰:‘江汉相逢早识君,沧桑再见未离群。画师遗老人争重,元是钱塘汪水云’。”此诗即郑氏刊于《小说月报》之诗,但其别集中未收。据此,可知王国维给汪洛年的三首赠诗也应作于民国八年四月前后。

  王国维这三首诗,兼用古今事典,须略作疏证:

  第一首诗中的“中吴”疑指吴大澂,字清卿,号愙斋,一号郑龛,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同治七年进士,通训诂词章,尤善金石,官至湖南巡抚,甲午战时督师朝鲜,以师溃逃逸革职。“南汇”即沈树镛,字韵初,号郑斋,江苏南汇(今上海)人,咸丰年间举人,官中书,酷嗜金石。“虫鱼之学”指考据订正。“康成”即东汉著名经师郑玄。“所南”为宋末著名遗民郑思肖,连江(今福建连江)人,工画无根墨兰。此诗从汪洛年别号入手,写其不喜金石考订,而擅长绘画。

  第二首诗中,耳聋系指汪洛年晚年实情,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社耆,鸥客别字也。君耳重听,故人呼为‘汪聋’。”“海鸥与客两忘机”用《列子·黄帝》典故,同时指明汪洛年“鸥客”别号的来源。此诗亦兼及汪洛年别号,并暗寓遗老情结。

  第三首诗中,“神化丹青”二句咏戴熙之事,熙字醇士,号榆庵,道光十二年进士,官刑部侍郎,工绘画,《清代画史增编》卷三十二:“山水笔墨秀丽,丘壑工稳,深得耕烟神髓”,咸丰十年太平天国攻杭州,城破殉难,谥文节。戴以恒为戴熙从子,“山水得文节正传,而尤精水墨”。六法指绘画技法,出自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六法者何?一曰气韵生动,二曰骨法用笔,三曰应物象形,四曰随类赋彩,五曰经营位置,六曰传移模写。”此诗主要咏汪洛年的师承,并从遗老立场上,用戴熙殉节事砥砺之。

  三诗皆直道其事,从中亦可见王国维的遗老情结。而对此三诗写作背景的考证,也揭示了王国维在上海的交游之一斑。

  另须注意的是,与王国维同题共作的陈衍、冯煦、朱祖谋等人的作品,大多未入本集,亦皆可供辑佚。

  《阮郎归·暑假歌》

  此首佚词最早由朱端强发现,据张连懋《袁屏山传记》(民国二十八年昭通刻本)引袁嘉谷回忆说:当时编译局有鉴过去中国学校只念书,不唱歌,参照国外学校经验,也开始为各级学校编一些音乐教材。袁氏深知王国维长于词学,特请他填写了一首《暑假歌》。其词云:“广庭寂寂日行天。参差树影园。朝朝挟策学堂远。如今又半年。从此日,得休闲。迢迢一月间。北窗且自理陈编。清风入几筵。”这首恬静的歌词刊布之后,被人谱成曲子,曾一度广泛流传,颇受当时学生的喜爱。迄民国十七年,袁嘉谷执教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时,还偶闻有人吟唱于昆明街头!(朱端强《王国维佚词〈暑假歌〉》)

  朱氏虽有发现之功,可惜却并未稍作考证,以明确其调名。查《词谱》《词律》等书,该词双阕八平韵,凡四十七字,体式与《阮郎归》词调恰合。

  其实,载录这首佚词的最原始的文献,当为袁嘉谷《王静安国维别传》及张连懋所记录的袁嘉谷的演讲文《我在学部图书馆所遇之王静安》(《袁嘉谷文集》卷一)。袁嘉谷,字树五,别字澍圃,晚年自号屏山居士,云南石屏县人,同治十一年生,光绪二十九年状元及第。后赴日本考察学务、政务,光绪三十一年归国,任国使馆协修,升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宣统元年升任浙江提学使,兼布政使。辛亥革命后,离开浙江归云南,曾任云南省立图书馆馆长、私立东陆大学国文教授等,民国二十六年卒。著述等身,晚年以其所学沾溉云南通省士子,犹为后人钦仰。据《王国维年谱长编》记载,光绪三十三年春,“罗振玉荐王国维于学部尚书荣庆。夏历三月,先生由海宁北上抵北京,受命在学部总务司行走,充学部图书馆编辑,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等事”。其时,袁嘉谷是学部编译图书局局长,正是王国维的顶头上司,因此,他回忆与王国维的交际当切实可信,故此词亦可判断确实为王国维所作。

  值得注意的是,袁嘉谷在这篇讲演中,还提供了王国维供职于学部时期的不少工作和生活细节,就中可见王国维的学行人品,《王国维年谱长编》等书中尚未载录。如王国维曾因一心治学而辞去总务司行走之职、曾倡议影印伯希和藏敦煌文献诸事,在讲演中,袁嘉谷的叙述都远较《王静安国维别传》一文详细,可资参考。

  《阮郎归·暑假歌》创作于王国维在学部任上,《王国维全集》编者根据袁嘉谷的仕履将之系年于光绪三十四年,尚属未考订完备。该词曾收入学部编译图书局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印刷、六月出版颁行的《学部第一次编纂初等小学乐歌教科书》,王国维是年三月方到任学部编译图书局,该书五月即付印,故此词之作,当在光绪三十三年三月至五月间。

  和《梦花魂》创词

  其词如下:

  九十韶光暮,声愁布谷新。

  萍飘絮泊,岂无果因。

  缘底事,春来春去撩人。

  送迎总伤神。

  等烟云、美景良辰。

  惊番信、怅日曛,料得兰闺角枕应留痕。

  消息真个枉盼,青鸾踪影断,惜红情。

  东皇能不忆前尘。

  杜宇声中花事尽,无复旧青春。

  无复旧青春。残红飞似雨,嫩绿软如茵。

  莺莺已老,诗人犹存。

  醉醒来、钟鸣野寺报明晨。

  卧伴饯行罇。

  掩柴门。

  寂寞故园,蹊堆瓣,土罨芬。

  落拓天涯,我亦感沉沦。

  贝叶悟彻可证。

  繁华转眼梦,总相关、魂销芳草夕阳村。

  等是有家归未得,末路叹王孙。

  末路叹王孙。

  该词题名“和愚庵创词《梦花魂·落花》”,署“王国维遗稿”,前有长序:“《梦花魂》创词,翟子愚庵所创制也。顷奉来书,求代拍政。盖因仆平素于雕虫小技,每于公后事馀,辄喜藉以遣怀。愚庵则谬以老马为识途,殷殷下问。仆情不可却,勉允所请。拍读一过,觉用字确切,声调合拍。虽属新制,而规律严正,却不十分背古,洵佳作也。复缀以俚词一阕,信手拈来,匪敢云和,聊以塞责云尔。丁卯暮春草于京师客舍,海宁王国维未是草。”其后有翟愚庵长跋:“下走自妄制《梦花魂》创调以来,谬蒙南北名士赐和颇多,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而其中犹以海宁王静庵先生之大作为名贵。兹拟再征数阕,辑成专集,然后付梓,以广流传。今静庵先生已于十六年六月一日,投昆明湖殉清作古,而拙集行世,先生未及见之,虽为细事,然下走蒙先生之惠,何敢忘怀?故每思及之,不禁怆然。谨将遗稿,表而彰之。拙调,海内诸大方家如不以作俑见嗔,慨和珠玉,荣幸奚若?倘蒙雪和,可不拘韵脚,不拘原题。赐件请寄至天津大直沽存益公酒店后贻安里七号皖泾汪寓交汪爱堂先生收转便妥。愚庵谨启。”

  此词刊载于民国杂志《坦途》(1927年第4期),与陈曾寿《八声甘州》(镇残山风雨耐千年)、胡嗣瑗《八声甘州》(甚匆匆龙象返诸天)、姚君素《金缕曲》(学在三馀耳)同列。

  翟愚庵不详何人,愚庵是名是号亦无法确定,王国维的其余资料中并无与此人相关的记载。通检文献,民国十六年时,此人还曾在《紫罗兰》杂志发表诗歌、小说、画作多篇。《紫罗兰》是鸳鸯蝴蝶派名家周瘦鹃主编的同人杂志,不过,周瘦鹃亦未留下与此人有关的记载。又,汪爱堂亦不详为何人。

  虽然翟愚庵自谓“南北名士赐和颇多”,又谓“拙集行世”,但笔者尚未在资料中检索到《梦花魂》的其他词作。

  袁嘉谷曾说王国维“作的歌亦不少”(《我在学部图书馆所遇之王静安》)。不过,根据现存资料,这首题为王国维撰的《梦花魂》词,其作者尚无法最终确定。行文至此,不妨略作猜测:一种可能是确为王国维所作,则固应视为王国维的佚词,其对该创词颇具支持;另一种可能是翟愚庵伪托王国维所作——从上述资料看来,后一种情况可能性似乎更大,如果属实,那么除了翟愚庵借王国维名人效应以扩大影响之外,还有可能反映什么样的微妙情况呢?

  《梦花魂》词牌是翟愚庵的“创调”,所谓“创调”,当是与“自度曲”和“新体乐歌”有非常紧密关系的概念。词学史上,自度曲有其源远流长的传统,宋代通晓音律的词家如周邦彦、姜夔等,曾纷纷创制自度曲,并受到历代的赓和;宋代以后,虽然词乐失传,但创制自度曲的风尚并未消失,反而代有延续,就明词而言,据笔者统计,自度词调有数十种,例如《咏归来》《胜常》《绿水缘》等词调皆明代词人自度;清人自度曲后来居上,比明人更多而且复杂,有学者甚至认为清人自度曲已影响了清代词体的演进。民国以后,随着文学革命的提倡和发展,龙榆生、萧友梅等人“欲求声词之吻合,而免除倚声填词之拘制,不得不谋音乐文艺家之合作”,从而开始尝试创作“新体乐歌”(《歌社成立宣言》)。新体乐歌与明代以来的自度曲的根本不同是,其重新找到了一条声乐与文辞相合的途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对词倚声填词、依谱填词的案头化倾向有纠正作用。这种革新,比清末仅据词制谱并进而配乐传唱如《阮郎归·暑假歌》之类的乐词要更彻底。

  《梦花魂》仍保留词文言整饬、双阕并行的特征,同时又在每阕末尾加入歌曲式的复沓和声,从体式上看,介于自度曲和新体乐歌之间,不失为一首较为成功的创调。无论该词是否为王国维所作,亦即无论翟愚庵是从王国维那里借名,还是借实,这首作品对了解当时的词坛动向,特别是词人突破传统的努力、心态及方向,都有着非常独特的例证效果。从此角度而言,《梦花魂》的存在甚至要比仅认定是王国维佚作更有意义。

  王国维所处的时代,报刊杂志等新兴媒体已蓬勃发展,他早年曾入《时务报》社,因而非常熟悉新媒体的效用。此后,他的作品也多见载于各种报刊杂志中,甚至有些作品不仅印行单行本,还曾一而再地在不同报纸和杂志上刊载,如《颐和园词》《蜀道难》等诗,不仅印成《壬子三诗》《壬癸集》等别集,曾在日本报纸上刊载,还曾登载于民国四年的《甲寅杂志》和民国五年的《大同月报》等。王国维对自己的作品作如此处理,或许是想借此博稿酬以补家计,或许是借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不管如何,一个客观效果是,他的诗文词作品散见于民国各类报纸杂志中。民国成立后,王国维政治立场趋向于保守,其诗词创作中,与遗老的交游逐渐增多,此类作品中,有很多后来曾刊载于报刊杂志。

  王国维生前,对自己的作品不吝删削,其发表在报刊杂志中的很多作品并未入集。由此,为其辑佚便较为困难,虽然前人已做过非常艰苦的工作,但其零星作品仍有可能潜藏在清季民国的各种报刊中。这些作品可能对了解王国维生平学术并无特别重要的影响,但求“全”责“备”的文献收集工作仍要求辑佚持续下去。即便在电子检索如此发达的今天,这也是一项大海捞针式的繁琐工作,不仅需要勤奋搜检的苦功,也可能要有蓦然回首、邂逅相遇的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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