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孟凡茂（1979自动化）

由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编》）作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年谱长编系列丛书之一已于2010年4月出版。这是学术界一直期待的一部著作，其为研究陈寅恪先生生平和学术思想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史料。《长编》出版后，曾参与“四校稿”核校的张求会先生，于2010年6月在《东方早报》发表长文“从先生可以见世界万象”，对《长编》的编写主旨、学术价值、所存缺憾等给以切要评述。张求会先生将陈寅恪年谱的编写称作“特大工程”，并提出如下设想：“条件具备时，能否将此特大工程开发为维基百科或百度百科那样的免费、自由、开放的协作式写作项目，使之成为一个动态的、可以自由访问和编辑的全民性知识体，借以广泛发动海内外‘好事者’的参与热情，共同促进此事的早日完成。” 笔者认同此说，且不避愚陋，谨就个人所关注的年分增补及订正数条，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1929年1月11日

蔡元培致张继电谈史语所北平分所的办公用房等。

北平政治分会张主席溥泉兄鉴：中央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因整理清档案、及其他考古研究，决定在平设分所。拟请拨故宫博物院所属南河沿堂子及景山西旧御史衙门两处房屋，为分所藏书及办公之用。详由马叔平先生面陈。蔡元培。真。（《蔡元培全集》第五卷第297-298页 ）

1929年1月20日

陈寅恪等参加梁启超的入殓仪式。

胡适日记：“今日任公大敛，在广慧寺。我同叔永、陈寅恪、周寄梅去送他入殓。”（《胡适日记全编》五第352页）

1929年1月23日

吴宓日记：“下午1-2陈寅恪来，久不晤矣。寅恪谈及不就北平研究院主任等事，亦甚悲观而消极。”（《吴宓日记第四册第199页》）

按：《长编》对陈寅恪任北平研究院主任事，未予说明。1928年10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广州成立时，任陈寅恪为史料学组组长。当时，史语所曾计划在北平成立分所（或被吴宓称为北平研究院），到1929年6月，史语所全部迁到北平，陈寅恪任第一组主任。

1929年1月24日

陈寅恪先生致傅斯年：

“手示敬悉。档案二万元已议定，惟昨接杏佛先生电，谓年内只能付一万，嘱与李君商议。李已往奉天，不日即归。据马叔平先生言：已与李有成约，须年内付清。弟已将此意告杏佛，谓不妨从院款拨垫，盖杏佛谓所款不敷故也。顷于君道泉来云，在德人处看见有持蒙文书一部，乃乾隆续藏时之一册，此书今所知者，仅库仑一部。然此书在北京印行（今绝不见踪迹），诚世界之琼宝也。但卖此类书人，只愿卖给外人，最怕中国人知。现无从得知何人持有此书，大约是蒙古王公府仆人盗卖。弟托人暗中打听，如杏佛年内不肯拨款，李木斋又不肯让步，则移此款之一小小部分（至多数千），亦可购得此奇书。盖现在佛经之研究比较校刊（勘？）学，以藏文校梵文，而藏文有误，更进一步以蒙文校之，又核以中文或稍参以中央亚细亚出土之零篇断简，始成为完全方法。弟拟以蒙文佛所行赞校藏文本（今梵文本真伪杂糅，非藏文校读不可），而久不能得，虽托俄人往蒙古库仑代抄，迄不能致。今遇此机会，但中国人比不能与外人竞财力，又不能以强力夺之，恐终无成也。又于君甚精藏文，又兼治蒙文，实不可多得之人才，现在北海图书馆，月仅三十元，甚不敷用。前年弟每月借钱与之，他时历史语言所北平分所似可以用，此人断不至为羊公不舞之鹤，请放心用。又聊城杨氏之书已出卖，约数万元即可得其最精之北宋书。然中国无此能力，终为位日人所购去，因其间有难以国家之力行之者。始知端午桥当日买丁氏书，保存许多善抄本旧书于南京为不可及也。” （《陈寅恪集•书信集》第22-23页）

按：《长编》第122页关于于道泉的介绍应置于此条之下。

按：此信和2月9日信中的“年内”当指“旧历年内”，由此判断，信后日期“二十四”当为1929年1月24日。

1929年2月2日

陈寅恪先生致傅斯年：

“顷通易公司电汇来一万元，即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名义，用活期存款存于此间大陆银行，俟李君归来再与磋商。现燕京与哈佛之中国学院经费颇充裕，若此项档案归于以外国教会之手，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 （《陈寅恪集•书信集》第24页）

1929年2月9日

陈寅恪先生致傅斯年：

谈三件事，一、购李盛铎所藏清宫大库档案事，李称等两万元到齐后再行商定。二、向傅斯年介绍前清华研究院学生、南开教员谢国桢，因谢已完成晚明及清初史籍考及党社始末等稿本，认为谢是整理所购档案工作的可用之人。三、已经完成《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一文，写正后再寄呈求教。（《陈寅恪集•书信集》第25页）

1929年3月1日

陈寅恪先生致傅斯年：

告知：一、李木斋已经接收一万元，即表明档案已购定。二、存放档案及办公用房屋尚未找到，“此事非蔡先生出力与兄来此不可。前次一纸空电，竟未发生效力，故宫博物院之房屋，易寅村尚不肯给”，还请蔡元培与阎锡山等人交涉。三、于道泉事，薪水百元；并说于君对于蒙藏音韵语言之学，极有兴趣，为可造就之材。（《陈寅恪集•书信集》第26-27页）

1929年5月1日

蔡元培致赵元任陈寅恪。

元任、寅恪先生大鉴：

历史语言研究所承两先生允为主持，将来成绩，必为世界学者所注意，不胜欣幸。顷已与傅斯年兄商定迁平计画，此后举行，必益顺利。傅君到平后，请接洽一切为荷。弟七月间或能来平一次，当晤磬积悃。尤祈随时赐教。专此，敬祝

著祺

弟元培敬启 五月一日

（蔡元培全集第五卷第313页）

1929年5月5日

陈寅恪先生致容庚。

希白先生道鉴：

久不侍教，敬念敬念。兹有戴君家祥及颜君虚心皆前年清华研究院学生，戴君则公所知，而颜君则贵同乡也。弟欲代介绍于学校授国学课，不知有机缘否？顾颉刚先生如已北来（如已北来，即乞示知），拟托其推荐于广州中山大学。若燕京或其他学校，不论职务如何，务求请公一言以增两君之身价（以公为文字学专家故也），不胜感激之至。专此奉恳，敬请

著安

弟 寅恪 谨言 （一九二八年）五月五日

（《陈寅恪集•书信集》第9页，致容庚信第三通）

按：《陈寅恪集•书信集》注此信写于1928年，据《顾颉刚年谱》1929年5月应燕京大学聘到北平，与“顾颉刚先生如已北来”一句对应，此信应写于1929年5月5日。参见《关于〈陈寅恪集〉中几封书信写信日期的认定》（/alumni/infoSingleArticle.do?articleId=10085450&columnId=10007841）

1929年5月9日

陈寅恪先生致陈垣。

援庵先生道鉴：

前呈拙文首段，误检年表，致有伪舛，可笑之至，疏忽至是。真当痛改，乞勿以示人，以免贻笑为幸。匆此，敬请

著安

寅恪谨上（一九三〇年五月）九日

（《陈寅恪集•书信集》第123页）

同日陈寅恪先生致胡适。

适之先生：

前寄之拙文首段，误检年表，疏忽至是，可笑之极。乞勿以示人，以免贻笑为感。匆此，敬请

著安

弟寅恪顿首（一九三〇年）五月九日

（《陈寅恪集•书信集》第135页）

按：《陈寅恪集》注，信中提到的文章是《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该文于1929年年初写就后寄给陈垣、胡适、傅斯年，刊于1930年5月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若在1930年5月写信，已无意义。据此以上两信实际写于1929年5月9日。

1929年5月20日

胡适复信陈寅恪先生：

“承寄示大作，感谢之至，前两篇我太外行了，不配赞一次。最后一篇——大乘义章书后——鄙见以为精当之致。论判教一段，与年来的鄙见尤相印证，判教之说自是一种‘历史哲学’，用来整理无数分歧的经典，于无条件系统之中，建立一个条理系统，可算是一种伟大的工作。此种富有历史性的中国民族始能为之。判教之说不起于天台，诚如尊论，顿渐之争起源更早。慧皎《高僧传》卷七《道生传》中记道生倡‘顿悟成佛’之说，大受旧学的摈斥；宋太祖常述此义，僧徒皆设‘巨难’，然祖述生公者有宝林、法宝等。卷八《昙斌传》《道猷传》、《法瑷传》，皆记生公以后的顿渐之争。故叙述‘顿宗’之远祖要当数生公也。鄙意吾兄作述学考据之文，印刷时不可不加标点符号；书名、人名、引书起讫、删节之处，若加标点符号，可省读者精力不少，有可免读者误会误解之危险。此非我的偏见，实治学经济之一法，甚望采纳。”

（《胡适书信集》上第483页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 出 版 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6-9-1）

按：推测此前陈寅恪先生寄给胡适的三篇文章应是《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和《大乘义章书后》。第一篇刊登于1930年5月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后两篇刊登与1930年6月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集刊第一本第二分本应在1929年10月出版，因排版原因推迟。第二篇首次刊登于1929年8月广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八集92、93期合刊。根据此信，此三篇文章均应写于1929年上半年。

1929年6月21日

清华大学在大礼堂举行毕业典礼，校长参加典礼并致辞。大学首届毕业生（第一级）82人。留美预备部最后一届毕业生37人，至此留美预备部结束。留美预备部从1913年至1929年共有毕业生978人。研究院国学门最后一班毕业生9人；至此研究院结束。研究院从1925年至1929年，共有毕业生71人。（《清华大学90年》 （国立清华大学校刊1929-7-6））

1929年7月

《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十七年度报告》总结1928年10月-1929年6月史语所的工作。报告称：开办之初研究所以从事的研究事业为单位，共分八个组，其中甲组为史料学组，“由研究院陈寅恪在北平组织之。历代官修史书，不甚足凭；而私人所及，每取传闻，多有失实。后来史学，只应是史料整理学而已。故史料保存宜早。陈君拟先利用在北平可得之史料，整理清代史中数重要问题。自去年10月，即从事于此。又明清内阁大库档案落在私人手者，亦于此时开始接洽购回。此外陈君工作，尚有考定《蒙古源流》，及校读番藏等。”

1929年6月史语所迁到北平后，“原来以事业为单位之组取消，更为较大之组；目下先设三组：

甲，第一组 史学各面以及文籍校订等属之。

乙，第二组 语言学各面以及民间文艺等属之。

丙，第三组 考古学人类学民物学等属之。

并推定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为第一、第二、第三组主任。”

第一组工作任务：

一、编定藏文籍、敦煌卷子、金石书等目录。

二、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

三、 研究历史上各项问题。因史料上的关系，暂以甲骨文、金文为研究上古史的对象；以敦煌材料及其他中央亚细亚近年出现之材料，为研究中古史的对象；以明清档案为研究近代史的对象。

藏文籍目录，又本组主任陈寅恪约同助理员于道泉编纂。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1929年7月）引自《傅斯年全集》第6卷页9-44

1929年8月9日

陈寅恪先生致容庚。

希白先生讲席：

前介绍戴君家祥及颜君虚心于颉刚先生，已承允诺，顷接戴君来函询问消息。颉刚先生近在何处，公如知其住址，即乞代为转询，以便答复也。前闻傅君言，研究所函已发出，公收阅否？尊意如何，请俟面谈，匆此，敬请

著安

弟 寅恪 谨白 （一九二八年）八月九日

（《陈寅恪集•书信集》第10页）

按：此为“五月五日”信的后续一封，也应写于1929年8月9日。

1929年8月10日

陈寅恪先生致傅斯年。

顷有两事奉告：

一、前清华研究院出身之戴君家祥，于古文字学确有心得。因渠本孙仲容先生之姻家子，后从王观堂先生游，故有殷周字例之作，而其他种解释龟甲文，金文之著作，亦散见于清华《国学论丛》。现在上海无所事事，欲求介绍于广州中山大学朱骝先，刘奇峰两公，而弟从未通问，不便作书，即请兄代为推荐，必能胜任，不致贻荐者之羞。且弟与戴君甚热，若其不得事，必来北平，又无以对付之。敢请拨冗作书致朱、刘二公为感，为感！

二、浦君江清至今尚未得清华聘书，弟已催志希，亦尚未得其复音，如清华不再聘浦君，则须改中央研究院，此节乞兄预为之地，因八月浦君若不接清华聘书，则中央研究院似宜由八月起即致浦君一聘函。此事虽未能确定，然总希望志希能继续浦君聘书，免历史语言研究所多出一份薪水，或再少待，然不能不预备尔。拟购日本书数种，另单附上，乞察览。弟拟礼拜二乘车赴上海，不久便归。《集刊》文两篇亦已标点，迄稍迟再抄呈一二篇来求教也。

孟真兄

弟寅顿首 （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

藤田元春：《尺度综考》；滨田青陵：《支那古明器泥象图说》；松冈静树：《日本古俗志》、《日本言语学》；伊波普东：《 琉球古今记》。以上书发行所为东京神田区骏河台。（《陈寅恪集•书信集》第15-16页）

注：《集刊》文两篇当为《大乘义章书后》和《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先生听取胡适1929年5月20日信中的建议，给两文加标点。之后，两文刊登在1930年6月出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两文均写于1929年上半年。

按：《陈寅恪集·书信集》将此信系于1928年8月，据:“前清华研究院”之称，说明研究院已停办。为研究院学生和助教找工作，让陈寅恪先生四处托人，此事当发生与1929年。此信陈寅恪谈到将于礼拜二去上海，“八月九日”致容庚信中附言也说“弟下礼拜二拟乘车赴沪，不久即归。”由此可知此信写于1929年8月10日。

1929年8月13 日

陈寅恪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委员。

“本馆经国民政府教育部划归本院管辖后，十八年八月十三日由本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接收，改定名称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成立筹备委员会，有院长聘任朱希祖为常务委员长，傅斯年、裘善元为常务委员，陈寅恪、李济、董作宾、徐中舒为委员，由裘委员担任管理主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十八年度报告》），引自《傅斯年全集》第6卷第91页，

1930年10月13日

据胡适日记：

“夜至历史语言研究所吃饭，见陈寅恪、徐中舒、董彦堂、罗常培，客为Prof.G . Elliot Smith[G艾略特史密斯教授]。”（《胡适日记全编》五 814页）

1930年10月19日

据胡适日记：

在欧美同学会邀编译委员会同人聚餐，到者：张子高、丁在君、赵元任、陈寅恪、傅孟真、姜立夫、胡经甫、胡步曾、任叔永和我。

我提出，先讨论科学教本事，结果由委员会分出自然科学组，专管此事。

我提出历史选择问题，计开：

1、Greece[希腊]用Grote[格罗特]。

2、Rome[罗马]用Moumsen[莫姆森]与Gibbon[吉本]。

3、Middle Ages[中世纪]拟用D.C.Munse[D.C.穆斯]。

4、The Renaissance &Reformation [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拟用E.M.Hulme：“Renaissance, the Protestant Revolution & the Catholic Reformation”[E.M.休姆：《文艺复兴，新教革命和天主教改革》]。

5 、Modern Europe [现代欧洲]拟用

A, W.C.Abbott: “The Expansion of Europe” [ W.C.艾博特:《欧洲的扩张》](1415-1789) B,H.E.Bowrne:“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H.E.鲍恩：《革命时代》](1763-1815)

6、England [英格兰]拟用J.R.Green (J.R.格林)或 E.Wingfield-Strtford [“The History of British Civilization”)温菲尔德—斯特拉福德（《不列颠文明史》）]

7、France [法国]拟从李幼春说，用Albert Malet：“Nowvelle Historie de France”[阿尔伯特 马莱《法国新史》](1924)

8 、U.S. A [美国]拟用 Beard:“Rise of American Civilization”[比尔德：《美利坚文明的兴起》]。

大家对于Grote, Gibbon, Moumsen, Green[格罗特、吉本、莫姆森、格林]都无异言，但对于其他书则颇怀疑。寅恪谓前四人悬格过高，余人则降格到教科书了。

我说，此亦是不得已之计，中世与近代尚未有公认之名著，故拟先用此种较大较佳之教科书作引子，将来续收名著。比如廿四史中虽有《史记》《汉书》，也不妨收入一些第二三流之作也。

孟真则主张译“Cambridege Medieval History”[《剑桥中世纪史》] ，此意我也不反对。

其次，论译名著事，我拟了一单子，约有四十多种书。张子高报告，检查Ostwald[奥斯特瓦尔德]的科学名著丛书的结果，似不适用。

叔永与步曾都主张科学名著先从近代名著入手。决定暂由自然科学组去拟科学名著翻译计划。由文史组去拟文史名著计划。Grote, Gibbon(格罗特，吉本)等书或归人文史名著之中。将来大学教本另出丛书，第二流一下之史书可归入此类，科学教本亦归入此类。（《胡适日记全编》五 82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日期：2001年10月）

1931年2月7日

陈寅恪先生致胡适：

“近来又有清华教员浦君江清欲译Ovid 之Metemorphoses 。不知公以为然否？浦君本专学西洋文学，又治元曲，于中西文学极有修养，白话文亦流利，如不译此书，改译他书，当同一能胜任愉快也。又清华研究院历史生朱君延丰（去年曾为历史系助教，前年大学部毕业生也）欲译西洋历史著作，不知尊意以为如何？是否须先缴呈试译样本，以凭选择？大约此二君中浦君翻译正确流畅，必无问题，因弟与之共事四五年之久，故知之深。朱君则历史乃其专门研究，译文正确想能做到；但能流畅与否，似须请其翻译一样式，方可定凭也。”（《陈寅恪集•书信集》第137页）

《长编》第137页

1931年5月10日 应为1931年9月19日

为胡适之的《题唐景崧先生遗墨》陈寅恪于9月23日致谢札。

又《陈寅恪集•书信集》第137页录唐景崧诗：

《为人作书口占二绝冬阴已久立春忽晴亦快事也》

苍昊沉沉忽霁颜，春光依旧媚湖山。补天万手忙如许，莲荡楼台镇日闲。

盈箱缣素偶然开，信手涂鸦负麝煤。一管书生无用笔，旧曾投去又收回。

1931年12月3日

陈寅恪致信胡适，介绍朱延丰与胡适会面。（《陈寅恪集•书信集》第138页）

注：朱延丰，1929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30年考取清华研究院，师从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