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智效民

办好一所大学，除了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之外, 还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充足的经费，二是称职的校长。有了充足的经费，才有可能聘请优秀教师、购置先进设备、资助困难学生、提高教学质量、活跃校园生活等；有了称职的校长，才会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位好校长，再多的经费也不会花到正经地方，弄不好还会落入私人腰包。

　　所谓称职，除了懂行之外，更重要的是人格高尚。人格修养与制度建设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前者属于自律，后者属于他律。在制度还尚不完善的时候，人格修养就显得特别重要。当年清华大学能够成为人们心目中最好的学校，就是因为具备这样两个条件—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为它提供了充足的经费，梅贻琦校长的人格风范为它步入辉煌提供了可能。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说起来比较复杂；但是梅贻琦先生的人格风范，却是有口皆碑。然而由于时过境迁等原因，梅贻琦的名字已经被大多数人遗忘，他的人格风范也几乎成了绝响。因此，如果大家都能把梅先生的所作所为当作一面镜子，一份遗产，一种资源，那我们的教育就有点希望了。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生于天津。据说其先祖是朱元璋的驸马，受命驻防天津卫。从此，“天津梅氏”成为当地望族，并享有“以忠厚积德为家法……子姓繁衍，书香继美，一门之内，孝友著闻”的声誉。清朝末年，梅家开始衰败，梅贻琦的父亲虽然是个秀才，却在店铺谋生，后来又因为庚子之乱失业，全家生活陷入困境。1904 年，十五岁的梅贻琦以世交之谊进入南开学堂，因成绩优异，颇受张伯苓赏识。1908年，他被保送到保定高等学堂。第二年，清政府成立“游美学务处”与“游美肄业馆”（清华大学前身），招收第一批庚款留学生，他以第六名的成绩被录取，赴美国吴士脱工业大学攻读电机专业。1915年，梅贻琦获得工学士学位后回国，先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半年，后应清华邀请前去任教，从此他以毕生经历贡献于自己的母校。所以，他经常用“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来形容他与清华的关系以及他对清华的热爱。

　　1925年，清华增设大学部，梅贻琦担任物理系首席教授。第二年4月，他被全体教授推选为教务长。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清华正式改为国立大学。不久，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财务混乱，他被派往美国担任该处监督。1931年，在清华校长连续易人、局势动荡不定的情况下，他奉调回国担任校长，终于稳住局面，开创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

　　梅贻琦担任教务长以后，曾拟定《清华发展计划》和《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等文献。前者认为，清华发展的根本问题是根据财政状况来聘请好教员，增加新设备，至于行政部门则不要继续扩充；后者则提出培养人才的各项方针，其中特别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之重要。此外，他还参与制定了《清华学校组织大纲》和《国立清华大学规程》等制度。

　　担任校长后，梅贻琦在就职典礼上明确指出，办大学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为此，他提出观点：“学术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用这个观点来对照一下如今在大学校园流行的量化考核制度，真是发人深思，令人长叹。

　　在这个简短的就职演说中，梅贻琦还说了一句非常精辟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虽然广为流传，但许多人未必知道其来历。根据追随梅贻琦多年的赵赓飏回忆，当年梅先生回国担任校长时，正是美金升值、学校经费绰绰有余的时候。为此，各院系除了大量购买图书仪器外，校园内还有一股大兴土木之风。因此，他在就职典礼上说这句话，是要强调大学的好坏取决于大师的多少，而不是大楼有多高。后来施嘉炀教授也说，抗战胜利后，梅先生还在《校友通讯》中写道：“纵使新旧院系设备尚多欠缺，而师资必须蔚然可观，则他日校友重返故园时，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座，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又添几人，此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而吾清华最应致力者也。”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倘若梅先生知道如今建筑市场的一些规则也在校园里大行其道，而广大教师在各种压力下也很难提高教学研究水平时，他会作何感想，有何议论呢？

　　当然，如今一些学校也有重金聘请名师和留洋博士的举措，但那往往是为了争取经费、争夺课题、申报博士点等需要。相比之下，梅贻琦聘请教授，却不仅是为了教书育人，还为了群策群力，共同管理好这所学校。这就涉及清华的一个传统——“教授治校”了。近年来，大家都觉得教授治校是一种很好的管理模式，但是如果不解决操作问题，教授治校就可能流于形式，甚至成为一个口号。据一些当事人回忆，大约在1925年以后，清华有一个没有校长或者有校长也不起作用的阶段，学校事务由校务会议决定。为了保证学校行政独立、学术思想自由，抵制上面派来的校长独揽大权，清华教授们经常召开教授会议讨论学校大事。这一点，从1926 年的《吴宓日记》和其他一些材料中可以看出。教授会议之外，还有一个由教授会推选的评议会。那么校务会、教授会、评议会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近年来关于清华北大的书出了不少，但其中大多数在制度方面都言之不详。我查了一下民国十五年（1926 年）梅贻琦参与制定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才知道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以及七名评议员组成。其职权如下：

　　一、规定全校教育方针；

　　二、议决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

　　三、议决校内各机关之设立、废止及变更；

　　四、制定校内各种规则；

　　五、委任下列各种常任委员会（委员会名称从略）；

　　六、审定预算决算；

　　七、授予学位；

　　八、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门主任之任免；

　　九、议决其他重要条件。

　　教授会职权如下：

　　一、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

　　二、审定全校课程；

　　三、议决向评议会建议事件；

　　四、议决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

　　从这里可以看出，评议会在学校里权力很大，其成员除校长之外，都由教授会选举产生。也就是说，由梅贻琦参与制定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为教授治校奠定了颇具操作性的制度基础。

　　然而，要让这一制度付诸实现也有个过程。据陈岱孙回忆，当年蒋梦麟由教育部长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曾非常明确地说：“我不赞成教授治校，我的口号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但是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后，却极力支持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并把它带到西南联大。

　　陈岱孙还说，在这一体制确立的过程中，清华大学教授们也起了很大作用。早在1929 年，清华大学要成立文、理、法三个学院，由于院长是评议会当然人选，所以院长如何产生，就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按照教育部颁布的《大学组织法》的规定，院长应该由校长任命，但教授们认为校长可以任命教务长、秘书长等行政人员，却没有资格任命学院院长，因为院长是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的负责人。幸亏当时的校长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因此经过协商，双方做出让步：教授会对每个学院公推两名候选人，让校长从中选择一位。这样一来，除了校长由教育部任命外，评议会其他成员依然要通过教授会才能产生。陈先生所说的情况，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讲得很详细。

经过大家努力，清华大学教授会和评议会的地位大大提高，因此冯友兰说，当年清华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他还说，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其实是清华的“三级会议”——评议会好像是教授会的常务委员会，校务会议又是评议会的常务委员会。三级会议不仅权限分明，各司其职，还有严格的议事规则，以免会而不议，议而不决。行之有效的操作规程，为教授治校的实现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转自 《深圳商报》2012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