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张德春（1963无线电）

我是1958年9月入无线电电子学系学习的，1963年8月五年制本科毕业。回想50多年前，许多青年学生，对能上清华读书，都孜孜以求、心向往之；然而面对清华“要求严、外语好、身体好”的社会传说，又心存疑惧、望而生畏。我凭借在中学全5分的学习成绩、中长跑的记录保持者等条件，有幸身临其境，受其陶冶。这个传说，曾激励我们当时的中学生，为上清华而发奋读书。

张德春学长

一

入学时，社会上的主导舆论是高举三面红旗（总线路、大跃进、人民公社），学校内大力宣传“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入学初期，教学秩序没有进入正轨，比如，随意可以停课几日，参加大炼钢铁或超声波会战；随意集中几天晚上的时间，学习“批判资产阶级专家”的资料；无线电系派人到徐水参观，回来后大力宣传共产主义即将来临，致使部分学生把各自的字典、学习用具等放在一起“归公”，成立所谓“学习公社”等等。在内外大环境的影响下，在同学中出现了两个倾向：一是愿意停课或者不愿意上课，以体力劳动为荣；二是急功近利，要上课，马上想学习专业课，忽视基础理论学习，并美其名曰学习上的“大跃进”。

严格的管理，制止了一度的教学秩序混乱。入学几个星期之后，记得学校发出通知，高年级同学结合毕业实习、毕业设计安排劳动，低年级同学一律停止参加劳动。上课时间、自习时间、运动时间都作出了严格规定。严格的管理贯彻整个学习过程，如在三、四年级时，有的同学因两门主课不及格，被动员退学；在毕业班的同学中，有两名同学毕业设计答辩不及格，按结业处理，没有发毕业证书。

回想在低年级开始听教授讲课的情景，仍历历在目。各位教授学识精深，厚积薄发，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令人起敬。清晰地逻辑推导，风趣地深入浅出，引导学生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听高年级同学说，讲“普通物理”、“无线电基础”等课程的教授是“右派”，同学们在课余时间戏称，他们讲课像是卖臭豆腐，闻其政治气味“臭”，但吃起来（学习他们教授的知识）很“香”、很有营养。听说有的大学的“右派”教授下放劳动，相比之下，暗自议论我们学校政策水平高。在那个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年代，能直接听著名教授讲课，当时都感觉是一种机遇、一种幸运。

敬重师长的传统，严谨求实的学风，熏陶感染、潜移默化地为我做人、求学以及毕业后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毕业30年返校参加校庆得知，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历代相传，已将优良的学风概括为“严谨、勤奋、求实、创新”，备感亲切。

关于学习外语，当时规定全系新生一律以俄语为第一外语。我经过考试及格之后，学习了第二外语英语。进入四年级之后又自学了日语。毕业设计时，结合设计题目，翻译俄文、日文各一篇期刊上新发表的文章，作为《设计报告书》的附件。毕业后在四机部直属大型企业参加我国第一代半导体战术电台设计时，由于各种因素，俄文、英文资料很少，而实用的日文书刊较多。自1964年至1993年，结合所学专业，由国防、电子、科学等出版社出版日文译著6部，其中2部是合译的。由于有学习俄文、英文的基础，在翻译日文书刊时，特别是读音、语法，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学了几门外文，有译著问世，今天回想起来，仍自感欣慰。

二

回忆一段艰难的岁月。1960年开始，粮食严格定量，玉米面窝头、玉米粥以及地瓜代替了大部分过去吃的大米、白面。蔬菜很少，肉、油极少。记得最困难的一个阶段，每天一斤粮食：早、晚玉米面窝头2两1个，玉米面粥1两1碗；午饭，玉米面窝头2两1个，共2个。同学们相互开玩笑说，我们真的是货真价实的玉米面肚子。有的同学吃玉米面窝头时，细嚼慢咽，以便尽可能吸收营养和便于消化；喝完一碗玉米面粥，把碗里的残液用舌头舔干净。当时我想，只有在这种环境中，才能真正体会朱柏庐《治家格言》：“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翻看我1960年12月1日的日记：“干了、稀了；凉了、热了；大了、小了；砂子、稃壳；软了、硬了……斤斤两两、两两斤斤，争吵、站队，值得吗？不过如此，去它的！有时间、有精力，看书吧！记外语单词吧！”这一段，反映当时所见所闻的思想活动和无可奈何的心态。日记上还探讨吃和活着的关系，抄录有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格言：“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吃，而吃是为了活着。”我有一段时期下肢浮肿，在脚脖上用手指一按，留下个深坑，久久不能平复。同学们的体质普遍下降，各种慢性病在相当部分同学中漫延。因健康原因，少数同学学习成绩下降，极少数同学休学一年。

记得学校一方面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另一方面加强思想引导工作。停止大运动量的体育活动，停止义务劳动；在伙食方面，也力尽所能加以改善，甚至连白菜根都腌成了咸菜。学长们讲述在抗日时期学校南迁，在昆明市郊区茅屋竹舍中读书和实验的艰难处境。组织观看反映艰苦年代生活的电影，同学们用“粮食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相互慰藉、相互调侃。

学校出版的《新清华》每期都刊载传统文化中有关自强不息的警句、格言。我的日记中就抄有孟子说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当时母校是工科大学，但有浓厚的人文气息和文化氛围。各学生社团自编自演话剧《清华园的早晨》，邀请校外专家前来分析讲解《子夜》的人物、《红楼梦》的民主思想，以及组织诗歌朗诵会等等。文化形成纽带，毕业后的1964年元旦我还收到清华大学学生文艺社寄来的、当年同学们喜欢的《朗诵诗选》，扉页印有蒋南翔的题词，珍藏至今。

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的精神，革命传统的感召力量，生动多彩的文化生活，学校党政干部和年级辅导员等以身作则的引导，特别是各课老师精简讲课时间、减少作业等措施，使大家终于度过了那一段生活困难时期。

三

在母校大礼堂前草坪的南侧，立着一个日晷石柱，上书“行胜于言”，是母校的校风，不仅是提倡务实精神，也是引导我们在实干中达到目标的动力。1962年暑假，到南京714厂进行毕业前实习，住在附近的逸仙小学。工厂全力支持、工人热情辅导学生实习，由图纸到实物，由装配到调试，跟着生产过程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实习。实习完毕，每人都写出了《实习报告》，我获得了5分成绩。1963年初，听了几周课之后，即开始毕业设计。给我规定的题目是《30瓦超短波发射机》，指导教师是谢宏毅先生。装配调试之后，写成了《毕业设计报告书》。答辩过程约用40分钟，没有发生阐述和回答错误。后来知道，经严格评审，给予5分成绩。

我是几经拼搏，终于毕业，视学到的专业知识为立身之本。毕业后，曾受褒扬拟给予重任，婉辞非专业工作；“文革”时受贬责，但坚信自有专业技能，终有用武之地。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在“文革”时期，曾经困惑、迷茫，追溯历史，反复思索，仍然坚信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中国共产党会有自我批判能力、自我再生能力。坚守岗位，遵循母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承担由生产一线的设计工作，到省直机关的科技管理工作，即由技术员、设计科副科长，到省工业厅局的科技处长、副厅长以及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技术职称研究员、行政级别正厅级）等职务，不论是在艰难曲折的岁月，还是在催人奋进的年代，坚持用母校所教的专业知识，报效祖国。

清华培养了万千学子。欣逢母校百年华诞，我作为在清华50岁前后培养的一名学子，坦诚回忆曾经接受的教育，以此怀念母校、感恩社会，并请同时代的校友们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