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论中国的政治前途

2009-06-16 |

张奚若

按:《校友文稿资料选编》十二辑刊登的黎东群学长的文章《勇哉!巍哉!张奚若教授》,文中提及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张奚若先生19471125在学校大礼堂的一次讲话《论中国的政治前途》,尖锐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政治。该文曾刊登于1948115香港《时代批评》杂志,而《张奚若文集》中没有收录这篇讲话。黎东群学长保存了香港《时代批评》所载先生的讲话,希望能在校内刊物上重新发表。

问:中国政治应该向哪一个方向走?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用什么方法来走?

答:广泛的来说,政治的目的可分为两方面,对于个人的和对于社会的。对个人说,是要人活得像样点,人不是牛马,因此政治要保证人民有这种权利来获得人生的乐趣。对社会来说,要进步,要向前走,使整个社会的生活文化进步,使国家现代化。个人的,或者少数人的生活提高不能算是整个社会生活的提高,这只是畸形的现象。今天中国人民是在作牛马,作牛马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是生产的落后;第二是人为的制度,现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心肠毒辣的人,他们要使多数人的劳动成为他们的享受,所以就制造出一种制度,甚至一套道德观念。这种在历史上传统的统治阶层,使中国人民变成双重牛马,经济的和政治的。政治所要走的方向就是要解除人民牛马的生活,恢复人的尊严,提高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准,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在目前就要整个政治制度改变以后才能达到以上的目的。谈到政治,普通分为理论的和实际的。理论的有时写几本书说不出所以然,实际上中国的事情也可以看成很简单。在以前是认为不经过资本主义的社会是不能到达社会主义的,但这种学说近二三十年已站不住脚了。苏联革命成功以后,能说它的人民生活、工业、文化等无进步吗?假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目的达到以后所实现的事情,那么我们为什么在能够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时候一定要去走?为什么要再经历资本主义的缺点和坏处。况且即使孙中山先生也说过,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说容易,做起来并不容易。不过事在人为,打定主义一定要达到的话,当然会达到,假如觉得走到前面去还不如现在所走的好,那自然不必去做。要是有决心,青年人有的是勇气与热情,自然一定成功,问题是方法,究竟哪种方法呢?在今日的情形下只有两个字:“革命”。

一九四八级政治系同学毕业前与张奚若先生(二排左二)合影

问:依目前的军事、经济、政治情形来看,中国可能发展成怎样一个地步呢?

答: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本来让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自己的事情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有些悲天悯人的国家,可怜我们,要来帮助,要来干涉,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美国。不管什么援华、什么借款,都是给中国造成一股暂时扰乱的力量,扰乱只是扰乱,不会太久也不会有决定性,它不能将必然的趋势从一个方向趋向另一个相反的方向。不管杜鲁门、不管马歇尔都没有用,因为大多数的人民已认定了一个方向走。目前局势不会太长久。

问:许多人以三民主义相标榜,究竟是否适合于中国?如果有缺点,又是哪些?

答:缺点很多,这是我多年的看法。抽象的总括的来说,三民主义是坏的。当然在表面看来都很冠冕堂皇。标语式的贴出来说出来,一个稍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反对。民族主义吧,自然没有人愿受别人的压迫。民权主义呢,二十世纪的人民能不给予吗?民生主义更不用说,不要民生难道要民死。但实际上标语口号并不能生效,要看具体的办法怎样。

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都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道理和具体的办法提出来,而且民生主义是还没有写完的,这里暂且不论。

民权主义,看起来似乎当然是对的,人民行使四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其实后面三项都是假的,骗骗人而已。就说罢免吧,宪法有权保护他,谁也罢免不了。倒是第一项“选举”是真的,你们看看近来不是很热闹吗!这个得几票,那个得几票。人家有枪杆,要主席就主席,要做什么官就做什么官,还用得到什么选举权,不过要唱戏唱得好听点,明明两三步自己就可以跨上去的,偏偏又要指定几个人把他抬上去,反正选来选去就是那一些人。国民党内一般人常常大吹大擂,说三民主义不仅是中国所必须的唯一主义,而且三民主义是具有世界性的,将来还要推行于全世界。实际上这是人家所不要用的东西,完全是抄袭过来的。代替议会、国会的是国民大会,三年开会一次,除了上面所说的选举外还能做出些什么,三年中除了那一个月的会期,又有谁去罢免、创制、复决。这些东西,说得忠厚点是“糊涂”,说得不忠厚点这是“欺骗”。用一句四川话来说都是“要不得”,尤其是这个民权主义更“要不得”。

问:人的因素和主义、政策的相互关系怎样呢?

答:最好的方法自己本身不能走的,要人去执行,好人去推行一个坏的方法固然不会有好结果,坏人去行一个好的主义也没有用,中国作八股文也许作得太久了,一切事情都有点八股味。不讲政策,死讲主义;国民党二十多年来没有拿出来过什么政策来,有的话就是什么“紧急措施方案”那一类似是而非的政策。老说要实行三民主义,可是二十多年来老在那里“说”三民主义,而不是实行三民主义。也就是说二十多年都是“吃”三民主义,靠了三民主义这块招牌吃饭。

问:目前的政治局面是否只有完全取决战争?青年人在这混乱局面里向哪一面走呢?

答:自从中国胜利以后——我是不喜欢用“胜利”两个字的,经过蒋毛的会谈,马歇尔来中国,以至政协的召开,一直到今天,一面在“动员戡乱”,一面要彻底解决“反动势力”。政治出路一变再变,变到现在,除了取决于战场之外是没有第二个方法了。当然我们不希望这样,可是不管你希望也罢,不希望也罢,都没有办法不打下去,想回到政协那时的情形是不可能了。

至于参加哪方面,那是不能勉强的事情,各人有各人的信仰,有人喜欢吃馒头,有人喜欢吃米饭,也有人喜欢吃窝窝头。你要想“吃”三民主义当然也可以。

问:内战既不能避免,哪一方赢得胜利呢?

答:刚才说过,外国势力的干涉并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我们只要看看,即使国民党内右得最右的分子有的已在叫“收拾人心”了,大家可以想象到情形是怎样的严重。国民党常常说民盟帮助共产党啦,还有什么人帮助共产党啦,否则共产党怎么会愈来愈凶呢?其实数十年如一日,一心一德,热诚不懈的帮助共产党是国民党自己。一方面在“戡”,另一方面在“造”。在昆明的时候,有一个装疯的特务到我家里来找我,他大概从前是走江湖的,很会说话,啰啰嗦嗦一大堆,我很不耐烦,就对他说:你们吃国民党的饭却替共产党做事,我从来没有看见共产党登报招收党员,不但《中央日报》没有,即使《新华日报》也没有,但共产党却愈来愈多,还不是你们将人赶过去的。一面捕杀,一面制造,但是杀的没有造的快。老怨人家帮忙共产党,而自己却真正的帮共产党,连自己都在帮对方,那还打什么呢?大势已定,我看即使美国怎样的热心也是爱莫能助。

问: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是什么?中国需要什么主义?

答:第一个问题无从回答,第一我不是共产党员,第二我也没有到过解放区,第三毛泽东我也不认识。至多是在文字上看见一些,恐怕你们比我知道得还要多些。第二个问题,我看三民主义没有希望了,即使本身好,拿来作幌子挂挂而不实行也是没有用,况且刚才说过,理论就要不得。余下的一个,是否为中国所需要,就要研究它实行以后的效果如何。共产主义是社会主义中比较急进的一种,能够不流血就得到的话,大多数人是会接受的。资本家当然是不流血也不愿意要。假如能像一夜风雪,明天起来就是已经社会主义的世界,那问题就简单得多了。问题是在有人不愿流血,生怕刀子放到自己的颈子上。有人说,要实行社会主义则个人间的仇恨太激烈了,又有人说,会使得文化倒退。无论如何,这些理论都毫无力量能够阻止必然的到来。假如在这里举手表决的话,就可以看出是需要还是不需要。代价的问题,在某种情况之下想达到某种目的,必须要代价的。据我个人看,今天的情形,代价是非出不可。看客观环境的情形才能决定代价的大小;不必要的时候当然不必付出,要的时候就一定要付出代价。

问:假如推行社会主义,是否只有共产党才能执行?

答:答案是肯定的。我已经看了几十年,国民党是已经要成为过去的了,毫无办法,我的看法可能偏一点,但我看了这几十年,相信不会偏得太远。除了国共之外,说第三方面罢,民盟解散了,民社党和青年党这两个名字在大家的心里算取消了。其他一些只会在文章上发表发表议论,不能在实际上产生什么作用,有作用也只是副作用。这批人幸亏没有组织,有组织更糟糕。他们在美国倒是良好的公民,可惜生在中国。在他们心目中的世界是已经死了,或者将近要死了。国民党已经腐化到不可救药,起死回生绝对不可能。诸位如果有兴趣,有雄图大略,倒不妨试试看,这工作在一二十年来都有人做过,结果都失败了。

问:社会主义实行以后,联合政府是否仍会存在?

答:假定旧的一幕已经过去,新的一幕出现。在社会主义实行的初期,为了减少推行的困难,是可能合作的。周恩来和毛泽东都在口头上和文字上表示过联合政府以后仍要存在。在昆明的时候,我也和罗隆基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共不但在现在需要联合政府,以后还是需要联合政府的。我个人看,在初期时联合政府是会存在,但到了某一个阶段,在他们认为其他人碍手碍脚,足以减低他们的行政效率时,便可能不需要。他们认为进步的程度赶不上是急进的障碍,为了更快的成功,就采取这样的政策。

问:社会主义实现以后是否就完美无缺?人民生活就感到满足?要是有缺点,又是些什么?

答:一个较好的制度当然比一个坏的制度好,但天地间没有绝对完美的事情。从历史上看,开始的时候是能够满足人民的需要的,到了以后就可能渐渐有缺点。我们现在是处在两个时代之间,应该死的还没有完全死去;应该生的也还没有生出来。新生的Baby不一定是永远健康的,可是,不能因为他可能不永远健康就不生出来。将来可能发生的问题的大小,现在还无从预言。在每个历史阶段里面,我们只能尽到我们自己的历史任务。到了我们的子孙再有问题发生的话,到那时自然有办法解决,甚至再革命都可以。假如今天我们有力量来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以后,他们也会有力量来解决那时的问题,不能因为以后可能仍有问题今天就不前进。

(本文为张氏于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北平清华大学“中国的政治前途”讨论会上,答学生问的讲词。记者:文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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