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参与苏联援建我国航空工业谈判纪实

任华（1948机械）

1943年我在昆明从先修班进入西南联大机械系，1945年5月参加了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经过“一二·一”学生运动的锻炼和考验，树立了革命人生观。复员后的第一届学生自治会，我当选为理事。我们这一届学生自治会举办了“一二·一”学生运动的周年纪念大会。当年12月北平发生的美军强奸北大学生沈崇事件，组织了抗暴大游行。1947年爆发了“五二○”反内战、反饥饿大游行。几次游行我都参加，做了一些组织宣传工作，得到了锻炼。1948年2月清华地下党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誓言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任华（任天祺）学长（摄于二零零五年）

一、迎来第一批苏联专家组参与六个航空修理厂的设计

1951年5月中旬，航空工业局调我和其他两位翻译随航空工业局副局长陈平同志到北京工作。陈平说：“根据今年初段子俊副局长在苏联谈判的协议，苏联要派一批工厂设计专家来华帮助我们设计修理厂，现在苏联专家已经到达北京，设计工作急待开展，要我们四人赶到北京和苏联专家一道工作。”我们到京后一面组建航空工厂设计处，并开始和苏联专家工作。

以华西列夫为组长的航空修理厂设计组专家共计20人，其中包括组长、总工程师、飞机工艺、发动机工艺等十几个专业的专家，有的一人身兼数个专业，他们是一支专业比较齐全，技术力量比较精干的设计组。

为了配合苏联工厂设计专家组的工作，航空工业局在北京东交民巷重工业部院内成立了工厂设计处，由陈平同志兼任处长，我担任翻译技术组长。我当时负责专家组长华西列夫与我方部局领导之间的口译和记录，我还配合苏联专家总工程师高尔捷夫作口译和笔译工作，每天还要担负一部分技术图纸和说明书的译审工作，六个修理厂的初步设计说明书是由我翻译完成的。

1951年6月，陈平和我们几个做翻译工作的同志与苏联专家组去哈尔滨、武汉、株州、南昌等地选择厂址，收集原始资料。最后选定哈尔滨的120厂（后来分为两厂，120及122厂），作为Ту-2型轰炸机及发动机AШ-82修理厂，选定沈阳的112厂、111厂作为Миг-15歼击机及其发动机ВК-45修理厂，选定南昌的320厂及株州的331厂为ЯК-18型教练机修理厂及其发动机М-11修理厂，这就是航空工业局称之为起家的六大修理厂。这六个修理厂的设计用的原始资料的收集主要是由苏联专家和我们几个翻译同志在现场完成的，由于经受了战争的破坏，没有现成的档案可以利用，为了取得第一手资料，查明地下管线的走向和现状，我们和专家们不辞辛苦地拿着手电筒钻进地沟里和锅炉里去测量和绘图，每天蹭得一身油污而没人叫苦。我们几个中国人既做翻译又作助手，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这个设计处在苏联专家多于中国工作人员的情况下，既完成了六个修理厂的厂址选择，又收集了设计所需要的资料，并和供电供水及气象等部门签订了协议。

现在回想起来，在炎热酷暑的两个月里，在语言不能畅通的情况下，完成如此大量的工作，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巨大收获。打破工厂设计的惯例，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地建设工厂，1951年底就修理了两百多架飞机和几百台发动机，这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

航空工业局认为这是快速设计的典型。仅一年的时间，设计任务完成了，六个工厂迅速建成了，培养了一批中国的工厂设计人才。

二、航空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

中国航空工业应该从修理走向制造，即在完成空军的飞机、发动机修理任务的同时，不断地扩大零备件的制造，逐步发展到制造成整架飞机和发动机的道路，这是党中央和周总理为新中国航空工业规划的正确道路。1952年初航空工业局从局内各业务处抽调了一批技术人员，组成航空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小组，我作为设计处的一员参加了这个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没有任何人编制过五年计划，也没有任何人具有工厂工作的经验，大都是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学生。我们曾求助于苏联专家组组长华西列夫，但遭到他的婉言拒绝。我们迫于形势只好自己动手干，白天搞设计，晚上编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将拥有机种齐全的六大航空制造厂。为了与飞机和发动机配套，还要求建几个飞机附件厂、发动机附件厂、电气仪表厂。为了满足空军的修理任务，拟再建六个修理厂，这样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内，我国航空工业将有制造厂，又有修理厂，还有附件仪表厂，到那时我国将有三十多个航空工厂，形成了完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投资100亿元，职工将达到60~70万人。我们就是这样闭户造车，反复讨论，反复修改，一版不行，二版，三版……到八版。才算编出我国自己的航空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上报中央，最后由我和几位翻译同志译成俄文，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请求援助。

三、赴苏谈判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2年初，周恩来总理率领我国政府第一个代表团访问苏联，陈云副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为副团长，成员包括有关工业部门的领导，各军兵种的司令员，代表团人数达到六十多人，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代表下榻莫斯科列宁格勒大道的苏维埃旅馆，这是当时苏联最豪华的旅馆之一，全部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所进驻。代表团成员一律着深蓝色中山服，显得严肃而整齐。当时苏联的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到机场迎接，并为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代表团参观了克里姆林宫，晋谒了列宁墓，所到之处，长长的车队风驰而过，莫斯科的市民夹道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的访苏成为当时世界舆论关注的中心。中国代表团的任务主要是解决中苏间的重大问题，如关于旅顺大连港，中长铁路移交我国的问题，还要和苏联政府谈判援助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问题。航空工业由陈平和我随代表团去苏谈判。我担任航空工业项目的翻译。我和其他工业部的几位干部为代表团押运资料，乘火车先期离开北京，经满洲里改乘苏联专列火车，穿过了辽阔的西伯利亚，看到了清澈如镜的贝加尔湖，饱赏了大自然的森林海洋，列车在苏联境内整整行驶了九个昼夜，当我国代表团飞抵莫斯科时，我们正行驶在亚洲和欧洲交界的地方，与代表团只一日之差到达了莫斯科。

中国政府代表团在完成中苏关系的重大问题后，向全世界发表了公报，代表团大部分人员到苏联远东部分乌拉尔一带参观工厂和城市后随周总理回国，留下李富春同志和有关的工作人员来完成与苏联谈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援助问题。陈平和我都被留下，我们一直随富春同志住在苏维埃旅馆等待谈判。1952年11月中旬，苏方在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大楼组织了一次有关中国航空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听证会，陈平和我参加这个会，在会上我宣读了我国航空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俄文本，在会上苏方人员不断地插话，说我们的计划规模太大，并问我们国家能否拿得出这样大的投资来建设？会后苏方宣布要我们继续等待。陈平同志因病回国，留下我一人随富春同志的小组继续等待，这个小组的人员不断减少，到1952年底只剩下十来个人了。我们眼看谈判没有消息，国内传来了一片大好形势，我们都希望早日回国参加建设。当时富春同志不断地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要我们耐心等待，只有等待苏联的援助定下来，国内的建设才可能开展。他还分配我担负他的部分秘书工作，抄拟部分电报及收发工作，还要我负责与我国驻苏大使馆和商务参赞处联系，取回当天的《参考消息》。我还常陪他外出散步，富春同志平易近人，他知道我从事航空工业，而且和苏联专家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他经常问我对工厂设计有何心得。我向他反映苏联专家来华和中国同志共同设计，不仅设计快，与中国现场实际相结合，设计质量可以得到保证。我的这些观点得到富春同志的肯定，要我在谈判中向苏方提出我的观点。在生活上和富春同志同食同住、打台球、照相、听他讲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情况。在莫斯科随同富春同志的这一段生活，虽然过去半个世纪了，每当看到留下的老照片时，总是怀念不已。

我们在莫斯科等待谈判，从1952年的8月等到1953年的4月，历时8个多月。斯大林在世时接受了我国的请求，直到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政府才提出对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援助建设141个项目的议定书草案，大大地削减了我国提请援助的方案，这关系到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规模。富春同志为了慎重起见，特派宋劭文（原中央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回北京向我国政府和毛主席汇报，派钱志道（兵工局副局长）和我随同回国。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都表了态，说苏联既然不经过谈判，就提出此议定书草案，没有再去争取的必要，并授权富春同志在莫斯科签字。宋劭文我们三人于5月初，再度返回莫斯科传达毛主席指示。1953年5月15日富春同志和苏方代表米高扬在苏联外交公寓正式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41个项目，后来又陆续增加了15个，这就是156个项目的由来。

航空工业项目在这156个项目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共计12个。中苏签订的协议中，每一个项目都明确规定了完成各设计阶段的日期。为完成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航空工业项目的设计，苏方在北京成立一个特别设计处，简称Cпб-216设计处，任命契肯为该设计处处长。

1953年秋，Cпб-216设计处的苏联专家陆续来华工作，最多时达到49人。可谓是中苏合作设计的鼎盛时期，持续了三年的时间。

为了和苏联Cпб-216设计处共同完成航空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我国把原来航空工业设计处相应地进行扩编，充实了大批1952、1953年当年毕业的大学生及其他人员，到1953年底，这个设计处已拥有700多职工，还拥有地形测量和地质水文勘测队伍，发展成为我国航空工业设计院，当时称为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院。任命刁筠寿为院长，李兆翔为副院长，我被任命为工艺设计科科长，1954年我被提升任命为副总工程师代行总工程师职务。这时称为航空工业第四规划设计院。这个设计院从1951成立起，曾经是一个朝气蓬勃的设计院，不仅设计任务完成得好，每天清晨，在设计院的花园里，到处可以听到朗读俄语的声音，大家都希望尽快地掌握俄语，以便直接和苏联专家工作学习。夜晚设计大楼灯火通明，加班加点完成设计任务，那几年，大多数同志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可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中苏合作完成设计的最佳年代，也是我国航空工业设计院迅速发展的黄金时代。随着任务的完成，我们这一代人在工作中得到了严格的锻炼，业务能力得到了提高，生活节奏是紧张的，但心情十分舒畅，一心要把青春献给祖国的航空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工厂设计任务的提前完成，对我国第一架歼击机的试制成功起了保证作用。

四、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批援建项目的谈判

航空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可望提前一年半到两年完成。当时全国形势大好。 我国政府想乘胜前进，继续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批项目，向苏联提出援建轰炸机制造厂，及第二套歼击机制造线，还提出要求援建航空工业的科研设计项目。1955年11月，我国政府派出以国家经委副主任孔祥桢为团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张连奎为副团长的代表团赴苏谈判，我作为航空工业代表参加谈判。苏联航空工业部副部长鲁金主持了谈判，我们到达莫斯科后不到几天就开始谈判，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就达成了协议，苏方提出一套轰炸机、一套歼击机制造厂及几个专业化工厂组成的19个工厂项目，另外还提出援建三个航空科研项目，即航空材料研究院，航空工艺研究院，飞行研究院。在设计过程中，专业化工厂撤消，仍然归并到主机厂，最后协议中的19个工业项目变成了14个。

这次谈判的协议草案由孔祥桢在莫斯科草签，后来于1956年6月由周恩来正式签署生效。

这一次谈判，比以前的两次谈判都较顺利，谈判的气氛也比较融洽，谈判结束时，苏方邀请张连奎副部长和我专程赴喀山参观轰炸机制造厂。工厂规模相当大，装配厂房的跨度为100米，十分壮观。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批项目的谈判结果传回国内后，航空工业局及第四设计院的同志们情绪十分高涨，立即进行厂址选择，曾把轰炸机制造厂及其配套的专业化工厂的厂址，选在甘肃的张掖戈壁滩上，飞机飞行研究院的院址选在新疆地区。由于我国当时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末期，没有更多的投资用来开拓新区，因此原来所选的厂址，不得不重新选择，建厂时间也不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进行。这个原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二批项目，实际上变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项目，即今天的陕西阎良的轰炸机制造厂，西安的发动机制造厂，四川温江的歼击机制造厂，和与其配套的成都发动机制造厂。

五、一次不欢而散的中苏航空工业谈判

中国航空业的根本出路，在于要自己搞科研，自己设计飞机、发动机和机载设备，不能长期依靠别人。中国航空工业局提出“关于建设综合性航空科学研究机构”的报告，建议建设航空材料、空气动力和强度、飞行研究、发动机、特设（即辅机）、工艺和生产组织等6个研究机构。

1956年航空工业局根据毛主席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着手进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决心要建立空气动力研究所和发动机研究所。由于这两个研究所的规模大，技术复杂，我们当时自己设计，有不少困难，因此，希望苏联提供技术和设备。另外为了改变当时航空大锻件从苏联进口的局面，要求苏联援助建设一个大型锻件厂。

1956年7月，中国政府派出中国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代表团，去苏联谈判，由李富春同志任代表团团长，赵尔陆同志是国防工业方面的总代表，油江和我作为航空工业代表，随代表团赴莫斯科。当时李富春同志将我国“二五”计划的正本提交苏联部长会议，并要我们各行各业的代表将各自的“二五”计划的援助项目送交苏方对口的工业部，准备谈判。油江同志代表中国航空工业局把“二五”计划副本提交苏联航空工业部。我担任翻译，接待我们的是苏联航空工业部对外联络司司长德沃连钦科，这位司长粗略地翻阅我们的计划后，很不礼貌地说：“你们搞的计划太大了，两个大研究所和大型锻件厂就不必搞，你们现在连汽车还没搞出来，我看不必要，也不可能……”油江同志听后给予反击：“我是奉命将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中航空工业计划的副本交给你部……你不愿意接受，我可以收回。你没权力指责我们的国家计划。”苏方的这位对外司长当时处境十分尴尬，赶紧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这个计划太大了！”结果他还是把副本收下了。以后的谈判换了一个副司长，谈判气氛十分沉闷。

过了几天，1956年9月下旬，苏联航空工业部部长捷明杰夫会见赵尔陆部长，这是两位部长第一次见面，初见时气氛还比较融洽，赵部长还给捷明杰夫送了礼品。但当赵部长提到苏联援建的第二批项目的歼击机厂是根据Миг-19机型设计的。赵部长建议将这个厂按Миг-21机型进行设计时，捷明杰夫竟板起面孔，公然矢口否认苏联已生产Миг-21飞机，反而追问到：“这是谁告诉你们的？”其实苏联已生产Миг-21型飞机一事，西方杂志已早有报道，可这位部长在外交场合还演这场“掩耳盗铃”的把戏。那天的谈判，我作翻译，赵尔陆部长很气愤地说“我只是建议而已。”这是一次不愉快的会见。

当时除了谈判，苏联照理应该安排代表团的同志到对口的单位去参观。但苏方暗中有个限制，凡是他答应援建的项目，才同意邀请去参观有关的工厂和院所，不援助的项目就不给看。这次苏联航空工业部邀请我们参观项目，都是我们过去赴苏同志们参观过的几个厂。而我们希望看的空气动力研究院、发动机研究院和大型锻件厂，都不邀请我们去。赵尔陆部长和油江局长非常气愤，把邀请单退还，拒绝参观，并提前回国，这就是中苏间航空工业不欢而散的一次谈判。

第二个五年计划航空工业的建设没有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得那样顺利。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原在航空工业设计院工作的苏联专家全部撤离中国，航空工业的工厂设计陷于停顿中。

六、我对苏联援建航空工业的若干体会

首先在历次谈判中，苏方始终在执行着一条不成文也不见诸语言的限制规定：一是只帮助我国设计和建设航空工厂，而不帮助设计与航空产品有关的科研单位，使我国航空工业长期不能形成科研、设计和生产的完整体系，不能独立自主地进行发展。二是对我国生产的机种加以控制，苏联转让给我国制造的机型至少要比苏联正在制造的机型落后一代到两代，儿子永远不许超过老子。三是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无私的援助，甚至是不平等的援助，当时苏联的卢布和人民币的汇率悬殊很大，1个卢布比2元人民币，论当时卢布的购买力大约不超过0.2元人民币。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项目，对我国国民经济起了作用，但我国为之付出了相当昂贵的代价。四是苏方在谈判中对我方是不够尊重的。他们的部长、司长表现是不够礼貌的，具有大国沙文主义的作风，使人记忆犹新。

总的来说，苏联在援助我国航空工业建设的10年里，成功地设计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2个航空工厂，此外，还为中国训练培养了一批工厂设计力量。大多数来华的苏联设计专家对中国是友好的，为中国航空工厂的设计立下了功劳，尤其是Cпб-216设计处的第一任处长契肯和苏联航空设计院长阿尔洛夫都是实实在在地帮助过我国的。我们也向他们学习了不少东西。作为与他们一道工作过的中国设计人员，我确实感到他们对我国的帮助是可贵的，也是令人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