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梅贻琦西南联大侧记:高情商高智商高政商处置闻一多遇刺后事

2021-03-31 | 叶胜舟 | 来源 澎湃新闻2021-03-30 |

清华建校110周年,卓越的校长有两位:其一梅贻琦,其二蒋南翔。梅贻琦之于清华,正如蔡元培之于北大。他是清华的“直接留美生”,在校史上又称为“史前生”,即在清华学堂1911426日成立前庚款留美。

19096月,清政府外务部在北京史家胡同组建游美学务处;8月招考首批“直接留美生”,考生630名、录取47名,梅贻琦列第六名。他是清华大学任期最长(含北京清华17年、寓美和新竹清华14年)的校长,经常用“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二续)》)表达对清华的眷恋和爱护。

陈岱孙在为《梅贻琦先生纪念集》所作的序言中,称梅贻琦“一生的业绩和清华大学是结合在一起的”。清华人也尊称这位可信、可亲、可敬的校长为“永远的校长”、“终身的校长”。“大家公认,清华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追上北大,同为中国最高学府,梅校长是数一数二的功臣。”(柳无忌《张、梅两校长印象记》)

梅贻琦

处置闻一多遇刺后事

清华和西南联大是国共两党争夺青年、争夺人才、争夺意识形态的主战场之一,梅贻琦看得透彻,也清楚谁做校长都为难。据其日记,19451028日,他应章廷谦之邀,与傅斯年、杨振声、樊际昌、钱穆、周炳琳、汤用彤等北大教授午餐后,谈及时局与学校将来,一语中的:“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匪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

梅贻琦对民主斗士闻一多的“过激”言论并不认同,在日记中颇有微词。例如,1945115日晚六点,梅贻琦在潘光旦家,与闻一多、闻家驷兄弟以及曾昭伦、吴晗、傅斯年、杨振声等名士餐叙,大家豪饮九斤多酒,饭后畅谈政局和校务至深夜十二点。他在日记中吐露心声:“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又如,19451214日记载,“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

再如,1946414日,清华、北大、南开即将各自复校,昆明联大校友会召开“话别会”。梅贻琦在日记中说:“会中由闻一多开谩骂之端,起而继之者亦即把持该会者,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侮辱。”“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次日,清华资深教授马约翰来梅宅,谈及14日校友话别会的情形,“极为气愤”。

19441129日下午,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知识青年从军动员会上即席发言,从青年的角度引导“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受压迫,说话也没有人听,这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枪”,认为“必须对军队加以改造,而这个任务已落在了青年人身上”。闻一多之子闻黎明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青年远征军》中评论,“闻一多的即席发言,表现了他政治幼稚的一面。”

1944年,国民政府暗示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数名进步教授,梅贻琦从未理睬,更不执行。而闻一多遇刺后,他迅速采取系列应急措施,展示出极高的智商、情商与政商。

查阅梅贻琦相关日记,1946711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委李公朴遇刺后,他只是在次日一笔带过,“光旦迟来,始悉李公朴昨晚在学院坡被暗杀消息。”而716日下午5点多,潘光旦夫人跑入告知清华教授、联大教授闻一多被枪杀、其子重伤的消息,他尽管“惊愕不知所谓”,还是迅速作出四项决定:

一、马上派遣庶务科主任赵世昌前往闻家照料;二、派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前往警备司令部,用意当然是打听消息,并要其注意其他教授的安全;三、当晚发紧急电报告教育部;四、当晚分别致公函给法院、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忙到次日凌晨1点余才睡。在日记中谴责刺杀闻一多的主凶,“察其当时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致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

次日,他有条不紊继续采取多项行动:一、上午与夫人韩咏华往云大医院探望闻一多夫人及子闻立鹤伤势;二、中午去警备司令部拜访总司令霍揆彰,可惜没遇上,留下名片;三、李公朴、闻一多接连被特务政治谋杀,联大教授尤其是左派教授人人自危,他下午提议大家聚居一处以便保护;四、下午四点成立闻教授丧葬抚恤委员会;五、下午六点多又往美驻昆明领事馆,探望潘光旦夫妇、张奚若。

潘光旦夫妇是15日深夜十二点,由美领馆副领事Roser和两美军以吉普车接入美领馆避祸。梅贻琦与Roser交谈后获悉,美领馆已住有十七八人,还包括费孝通一家。717日,他安排赵世昌购买米、面、糖、茶、火腿、黑大头(按:云南特产蔬菜)、毛巾等食品和生活用品,送到美领馆,给避祸的教授及其家属们使用。下午联大常委会开会前,他带领全体常委前往云大医院,视闻一多入殓。

724日下午,梅贻琦主持闻一多追悼会,并主祭。730日下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云南省府大客厅约各界百余人茶叙,云南省主席卢汉、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党部主任委员邓飞黄等地方政要先后发言,梅贻琦认为不痛不痒,“言词多无大意味。余觉不能不说”,公开为遇刺的闻一多声张正义:“要求早日使此案破获而将凶犯尽法惩办,及向各位对闻之死表示慰问者及军警当局为同人安全多所布置者,表示谢意。”

闻一多

保护左派教授

办高等教育不仅躲不过、绕不过政界大咖,反而需要主动接近争取更多资源,为大学和师生谋取更多的正当权益。张伯苓、胡适、傅斯年、竺可桢任大学校长如此,梅贻琦任大学校长也如此,他与蒋介石关系虽不如张、胡、傅、竺这么亲近,但也有多次互动。

1945920日,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在重庆召开,梅贻琦在预备会议上被推任为副议长。五天后,蒋介石在军委大礼堂宴请,“余被排座在主人之左,得与谈话。”1010日是中华民国国庆节,蒋介石只邀请清华校长梅贻琦与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两人,至官邸午饭,梅“到后始知更无他客,饭前后谈及者为教育复员问题及共党问题”。(《梅贻琦日记》,1945925日、1010日)

1946年,蒋介石下手谕,要求清华复校后整顿学风、恢复学术研究风气。614日,梅贻琦、光华大学校长朱经农至教育部,与主任秘书翟毅夫商讨落实事项,提议实现二事:“1、生活安定;2、研究设备充实,然后学术风气自必恢复。”

1946625日下午,蒋介石在官邸会见梅贻琦和教育部长朱家骅。蒋问:“复校计划何如?”梅答:“暂定双十节开学。”蒋又问:“下(学)年校中办法如何?”梅既扣准蒋手谕的两个指示,报告自己的落实设想:“仍当注重学术研究风气之恢复,倘使教授们生活得安定,研究设备得充实,则研究工作定更有进展。”

更为精彩的是,梅贻琦借此良机,直接向最高领导人淡化清华左派教授的作用,减轻蒋的疑虑,“清华教授中近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不好)影响。”解决方法是学术自由、大学自主,潜台词是反对政治干预,“此数人以往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之冲动,故极希望能于(同人)规劝之中使其自行觉悟,则其后来结果必更好。”

梅贻琦没有在蒋介石面前点出清华左派教授们名字,但双方都心知肚明,当时三四位清华教授鲜明的反政府、反国民党立场众所周知。四个多月前,教育部长朱家骅与他会谈时,“对于张、闻、潘等之举动谓殊于清华不利,实善意之警告也。”(《梅贻琦日记》,1946217日)其中所指三人,即张奚若、闻一多、潘光旦;还有一人未点名,就是吴晗。朱家骅点名这三人,蒋介石当然也清楚。

梅贻琦对张奚若的政治立场颇不认同,但不干预其言论自由,只是在194633日的日记中记载:“于《学生报》见奚若谈话一段,其主观实太强,而于批评同人之处,尤为欠妥。其肝气近来似更盛矣。”梅祖彦在《西南联大与梅贻琦校长》中评论,“父亲深知在知识分子身上,既有崇高的爱国心,又有强烈追求学问的愿望。应该说,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

梅贻琦还向蒋介石解释若干教授激进的原委,“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时发泄,火气更大。”关键是定性为生活(经济)问题,而非政治问题!蒋认同梅的观点,“点首曰,生活问题实甚重要。”朱家骅现场趁热打铁,“乘机提教员待遇及经费应增高等问题。”

“酒圣”社交

竺可桢日记多述公务,且详尽;梅贻琦日记多述私谊,且简约。梅夫人说丈夫“一生不喜以诗文抒发感情,只是做做演讲,因此留下文字很少”。(韩咏华《同甘共苦40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毋庸讳言,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繁忙公务少记、少评,大量篇幅是饮酒、吃饭。

1939年,梅贻琦全家照

他好酒,酒量极佳,酒品极好,且有贪杯之嫌。多次喝酒过猛而醉,自责“以后应力戒,少饮”,(《梅贻琦日记》,19451014日)仍然一饮再饮。

仅以其1941年日记为例,据他本人的确凿记载,至少十次喝酒过量,甚至有当场失态呕吐,感觉惭愧。111日,宴请云南建设厅张厅长夫妇等共三桌,“大家酒兴颇好,共饮三十斤,多数皆有醉意。余返利烟村后,亦即睡下矣。”以梅贻琦的海量和主人身份,女性宾客喝酒相对男性也更少,他当晚所喝的酒肯定超过人均一斤,回去即睡,显然也是已有醉意的“多数”之一。

310日,“早起微觉不适,盖昨晚饮酒稍多矣。”330日晚,他为方钜成证婚喝过一场,又赶第二场陶孟和宴请,敬酒一圈,喝得太急,“竟有醉意,归房即吐,未解衣上床睡去矣。”523日,与清华校友夜宴,“连饮廿杯,而酒质似非甚佳,渐觉晕醉矣”,“十点左右由宝弟(按:胞弟梅贻宝)等将扶归来,颇为愧悔”。628日,拜访位于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代所长董作宾家晚饭,“饮酒稍多,更觉闷热,汗出如浆”,“余显有醉态矣”。

718日,参观川大后出席清华校友午宴,“饮大曲十余杯”,“恐余亦微醉矣”。725日晚,在成都赴邓敬康、王孟甫饭约,与朱自清等“强饮约廿杯,微有醉意矣”。84日,在刘鸿万家晚宴饮大曲,饭后打了一圈麻将,“在堂屋坐椅上竟睡去,盖亦有几分酒意矣”。811日,午餐“饮大曲,酒杯颇大,五杯之后若不自胜矣,临行竟呕吐”。126日,在云南省党部“饮升酒五六大杯,席未终竟颓然醉矣,惭愧之至”。

梅贻琦还是个十足的吃货,嘴很刁,见多识广,称得上是美食家。仅以其1946年日记为例,13日,约李书华夫人、张奚若夫人、刘淑清夫人等便饭,“菜系自做,尚好,仍嫌稍多耳”;19日,邓君请客,主妇“为湖南籍,颇善烹饪,但稍嫌太丰耳”;25日,杜聿明夫人请客,他评论“酒菜及同座皆无意味,但主人盛意至可感也”。

29日,戴芳澜夫妇请客,他评论“菜甚多,惜欠精”;310日,范秉哲夫妇请客,他评论“西餐甚佳,惜太多。酒亦好,惜太甜”;619日,杨振声请客,他评论“菜为闽味,陈厨所做,颇精美”;627日,战地服务团少将主任黄仁霖请客,他评论“菜颇丰盛,且有酒”。

74日,国民外交协会请客,他评论“西餐食时乏味”;913日,与清华校产保管委员会陈岱孙、施嘉炀、毕正宣三人在灯草胡同14号陈宅,宴请胡适、傅斯年、杨振声、汤用彤、郑天挺等北大教授,“菜为陈宅女仆烹调,颇精美”;924日,与胡适夫妇、傅斯年夫妇、张伯驹等在傅宅便饭,“惜菜中鱼、虾、蟹皆不新鲜,客皆勉强终席。”

他是品酒大师,曾在日记中暗示主人宴请的酒,先好后次,以次充好。例如19421217日,吴肖园夫妇请客,“三五杯后渐呈浑色,便未多饮,而最后一杯竟有烧酒味甚重,不堪问矣。主人不知饮也。”194379日,万国宾请客,他在日记中记载“酒初饮颇好,数杯之后便不同矣”。

19474月,清华复校后首次校庆,也是校友返校节,在工字厅设宴款待校友。大家相互敬酒,忽然有人倡议,各年级依次向校长敬酒。每年级集团敬酒都要求干杯,不干不退,于是梅贻琦只好干了一杯又一杯。“席散后,自行迈步回家睡了一觉,起来继续招待宾客,当晚参加同乐会,若无事然。”(梅贻宝《五月十九念“五哥”》)

梅贻琦如此好酒,首先是社交需求,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无酒不成宴。不仅与教育文化界同人联谊,还需与政界、军界、社会贤达、地方派系等维持良好润滑,最简单高效、最接地气、最适合中国人的办法就一个——喝酒。越是豪爽,越易交友。叶公超在《忆梅校长》文中就评论,梅先生“那种很轻易流露的豪气,使他成为一个极理想的酒友”。

例如,1943313日,云南省主席龙云宴请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邀梅贻琦作陪。他获悉母亲去世仅9天,正处于守孝期,“不得不往,无黑布马褂,改穿深色西装、黑领结,孝服在今日殊不易讲究也。”

他提议创办清华服务社,赚钱后分红,从而改善清华、西南联大教师的收入和生活。为服务社运营事,他多次宴请公关。例如,1943924日,宴请警备总司令卢汉、云南省政府四个厅长等,在日记中明言,“系为清华服务社请帮忙”。1021日、194458日,两次宴请美军“SOS”军需供给部队上校Jordan等人。

其次,抗战的日常生活实在太清苦,“在家食饺子(锅贴),竟贪食太饱,颇不适”。(《梅贻琦日记》,1946817日)有宴请、有美酒、有佳肴、有良友,既可让他打打“牙祭”改善伙食,又可增进相互情谊,何乐而不为?

他喝酒还有个特点,有请常到,而且赶场,与胡适习惯只出席一次饭局不同。这必然导致他饮酒过量、过急。例如,1943120日晚,他参加6点半陈立夫在教育部的宴请,7点余再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饭约;又如,811日晚,又赶两场饭局,“未多饮,已觉微醉矣”;再如,1946113日晚,饭约竟然有四起,他赶了清华庶务科主任赵世昌家、体育部主任马约翰家、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家三场,心理系主任周先庚做东的饭局实在来不及去。

梅贻琦1941-1946年日记汇编出版时,其子梅祖彦有篇短文《写在本书出版前的几句话》,其中认为,父亲“晚年得的中风病肯定是和饮酒过多有关”。梅贻琦还好为酒师,曾教北大陈雪屏教授怎样喝酒。但最后下了结论,认为陈雪屏“不可教也”。(林从敏《追忆校长梅贻琦先生》)

梅贻琦喝酒名气极响,酒品极好,甚至不少酒友称其为“酒圣”。曾任“内政部长”、“教育部长”黄季陆就称赞:“我所仅见的能饮而最具酒德的一人。他从不向人求饮,可是谁向他敬酒,无不有求必应,数量的多少完全由对方决定,从来不予拒绝。他酒量之大,饮酒态度之雍容有度,安详而不任性,可以说得上是酒中的圣人!”

“酒圣”也醉,其中一次是被抗战前即有“酒霸”之名的黄季陆闹酒放倒。1960年秋的某个星期三晚,在阳明山“行政院长”陈诚官邸处聚餐,酒过数巡之后,陈诚特别拿出友人赠送的稀罕珍品——两瓶拿破仑白兰地酒。

陈诚、蒋梦麟、傅秉常略微品尝,大部分由梅贻琦、黄季陆、袁守谦三人分享,黄闹酒助兴,梅饮得最多。结果散席时梅已醉不能行,竟不能站立向主人告辞,需黄扶着上车,到下车时更是烂醉如泥,需由清华台北办事处工友背到卧室。连夜电话请一位行医的清华校友前来解酒,一直到深夜十二点后,才安静熟睡。(黄季陆《酒杯边的琐忆──兼记梅贻琦先生饮酒的风度》)

黄季陆回忆这段往事,当时心情惊慌自责,担心梅高龄过度饮酒出事;梅熟睡一夜后平安如常,隐约又有自得,“酒霸”亲眼所见、亲手放倒“酒圣”,试问世间能有几人如此幸运?自豪感、幸福感爆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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