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成就一批人,废掉一批人

2022-07-05 | 杨早 | 来源 《北京青年报》2022年07月04日 |

《我的英语人生:从清华到北大》 李赋宁著 商务印书馆 20224月版

李赋宁是陕西人,但是出生在南京。他还在南京鼓楼幼稚园的时候,家里楼上住了一位同乡大学者。小李赋宁很调皮,楼下有一辆人力车,他喜欢去弄响上面的车铃。那位大学者屡次被打扰,走出书房阻止了小孩好几次,但过一会儿李赋宁又忍不住去按,学者忍无可忍,打了他几下。这位学者就是李赋宁父亲的好友吴宓。

1935年李赋宁考入清华大学,父亲希望他学水利子承父业,也有人希望他学政治,李赋宁去工字厅咨询了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吴宓特别鼓励了李赋宁,也就奠定了李赋宁学英语、教英语和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

一般人看李赋宁这本自传《我的英语人生:从清华到北大》会比较关注李先生对英语的热爱、学习与教学。但是我更关注的是这本自传里面提供的这些小故事,这跟我自己最近的研究兴趣有关。

最近我组织了一个共读小组,叫做共读抗战时期叙事,因为觉得抗战时期人们的心态,跟当下疫情中的心绪是有相似之处的。关于抗战的叙事之中,西南联大就是一个重点的对象。西南联大最重要的叙事者无疑是汪曾祺。李赋宁和汪曾祺有没有交集?

他俩的交集从不同开始。李赋宁1917年出生在南京,后来到北京读了中学,从求学经历来看,他与1921年出生的何兆武更有相似之处。比如李赋宁说他是先喜欢上鲁迅,然后才读的水浒传,而何兆武说他在大学之前就没有读过《论语》(《上学记》),这两位所受的教育是当时最新式的教育。

1920年出生的汪曾祺则不同,他少年时由拔贡祖父亲授八股文,临帖,父亲好友教《史记》,跟父亲读过《三国》《水浒》《红楼梦》,到了高中才接触新文学,迷上屠格涅夫与沈从文。某种意义上,汪曾祺与李赋宁、何兆武的家世与教育,也决定了他们的道路的不同。

1939年汪曾祺到昆明去参加联大的考试,这个时候李赋宁已经在清华读研究生了。1940年,李赋宁毕业以后在外文系任教员,开了法文一课,同时开法文课的有闻家驷、吴达元、林文铮、陈定民四位法国留学生、名教授。但汪曾祺在好友朱德熙(也是李赋宁朋友)的推荐下,与另外四位同学一起选了李赋宁的课──这给了初出茅庐的李赋宁很大的鼓励,执教数十年后,他一直记得这几位同学的系别与名字。

此外两人似乎并无太多交集。汪曾祺相关物事再在李赋宁自传里出现,要到1969年了。北大西语系师生前往昌平北大200号分校农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师生用英语对话,房东大娘听得很不耐烦。法语系学生用法语斗争地主,地主听不懂,只知道在斗争他,吓得发抖。与当地农民联欢时,李赋宁唱了一段《沙家浜》选段朝霞映在阳澄湖上,才算找到了与贫下中农的共鸣点──《沙家浜》正是由汪曾祺主要执笔的。

在我们共读抗战叙事的时候,有位朋友提出说,在他想象里,抗战这么大的一个人口转移与教育资源重组,那么多外省的人到昆明这种边陲之地,一定是会成就一批人,废掉了一批人

我引申了一下:我感觉应该像剥洋葱一样,从一些很小的实际情况开始追寻。比如:联大的学生,多少来自城市,多少来自乡村?地域分布是怎样的?本土与外乡学生的比例如何?比例有没有逐年变化?这些外乡(东部)学生,在西部待了四至八年后,他们的生活方式、习惯、思想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杨振宁、李政道、马识途、汪曾祺夫妇、朱德熙、许渊冲、吴讷孙、何兆武有其代表性,但他们都是被成就的。穆旦呢?巫宁坤呢?杨毓珉呢?还有那些我们根本没听说过的名字,名册都收在西南联大的入学档案里,他们后来都怎么样了?那些淹没在历史尘埃里的,就是“废掉”的人。

废掉的人里,像汪曾祺反复写过的蔡德惠,像后来留在重庆的吴宓先生,都可以算在里面。还有一些人,当时并没有被废掉,但是他们的命运十分蹭蹬。比如李赋宁与汪曾祺都写到的朱南铣。

朱南铣比李赋宁低一级,清华哲学系。无锡人,毕业于上海中学,国学基础雄厚,还通晓日文、满文,又喜哲学和数理逻辑,可以算得上文理兼优的高材生

汪曾祺是通过朱德熙认识朱南铣的,他俩是上海正始中学同学。朱南铣当时几乎是所有同学佩服的对象,学贯中西,博闻强记,学的是哲学,但花了很长时间钻研滇西地理。他爱到处遛,腿累了就走进一家茶馆,坐下喝一气茶。全市的茶馆他都喝遍了。他不但熟悉每一家茶馆,并且知道附近哪是公共厕所,喝足了茶可以小便,不至于被尿憋死。(《一半光阴付苦茶》)

在汪曾祺笔下,朱南铣最大的特点是好胜他最讨厌在吃饭时有人在后面等座。有一天,他和几个人快吃完了,后面的人以为这张桌子就要空出来了,不料他把堂倌叫来:再来一遍。’——把刚才上过的菜原样再上一次,喝酒决不肯比别人少,朋友们都只能让着他。他从不看时人的学术文章,有时间宁愿看上海滩的八卦小报。

朱南铣后来进了上海三联书店,又随三联书店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他通满文,所以做《红楼梦》的考证。李赋宁说陈梦家先生对他很欣赏。钱锺书先生和他是同乡,也说他是怪才。汪曾祺在《未尽才》里写道:他把关于《红楼梦》的独创性的见解都随手记在一些香烟盒上。据说有人根据他在香烟盒子上写的一两句话写成了很重要的论文。汪曾祺熟读《世说新语》,内心最喜欢这种带名士气的逸才(跟他自己一样),但李赋宁教授所见则不同,他说:我想这样的怪才不能有更大的贡献,一是精力过于分散,二是缺少机遇。看来做学问还是要既专又深,这是一条规律。”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是一个传奇。不过,完整的西南联大不止于那些后来成名成家的人,从各种回忆中拼贴、记住那些废掉的人,才能理解那段历史与历史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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