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作者简介

唐宝心（1915—2001），原名“唐宝鑫”，北京通县人。1932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经济系，1936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抗战开始后辍学，与8位清华校友一起，于1938年5月创办贵阳清华中学，先后任教师、校长，前后共十年时间。1947年赴美留学，1950年回国。改革开放后，任天津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

清华大学在读期间的唐宝鑫

“七七事变”发生在暑假期间，清华园里只留有二百多位同学。暑期同学会组织留校同学每天下午四时在同方部（小礼堂）非正式聚会，通报信息。信息的来源渠道有三个：一个是图书馆阅报室里北平和天津的报纸，一个是学校当局转达的官方消息，一个是北平学联传过来的海内外讯息。

1935年《清华周刊》工作人员合影。前排右4主编蒋南翔、右3唐宝鑫

战争一打响，人们便十分兴奋。“不抵抗”的决策终于放弃，憋在心里的一口恶气终于可以一吐为快。尽管战争的消息有好有坏，大家的斗志却是高昂的。

七月二十七日一大早，隆隆的炮声已经隐约可闻。我们知道，日本侵略军越过南口，朝着沙河、清河方向推进了。到了下午，炮声越来越近，四点钟聚会时，虽然听到的战报于我不利，但是同学们依然斗志昂扬。散会后，很多人跑到化学馆背后，倚俯在学校的北墙上，观看二十九军的战士们频频调动，情不自禁地鼓掌欢呼，预祝他们胜利。

天色逐渐黑暗，炮声和枪声也逐渐稀疏。部队在暮色里移动，但不再是朝北增援，而是沿着清华园的北墙向西转移。我们不愿意相信，然而苦涩的事实摆在面前，我们的二十九军没有抵挡住敌人的进攻。

夜间，我思绪万千，不能入睡。午夜时分，忽然听到校外传来汽车成队行驶的声音，大队大队的。莫非二十九军撤退了吗？是的，二十九军不仅停止了战斗，而且“战略转移”了。这就是难忘的七月二十八日的开始。

二十八日大清早，我又到北墙边，跷足向外观望。寂静一片，回过头来，漫无目的地走到这里走到那里，就要告别美丽的清华园了，多看几眼吧。我来到了工字厅前甲所门外，甲所是梅校长住宅，门外有几棵高大的松树，傲然挺立。这时天空中来了一架日本飞机，侦查了一下又不见了。我又来到了气象台，登高西望，只见西苑兵营一带数以百计的群众从兵营中扛运粮食。显然那是二十九军遗弃的物资，不该便宜敌寇，正该由群众享用。

我又来到新食堂，看见二年级（应为三年级——编著注）女同学郭见恩（1934级历史）正站在一张凳子上，号召同学们到门头沟，去找游击队。说完，她便率先上路了。我和另外一位同学悄悄收拾一下，各骑一辆自行车，也出了校门。走到海淀，听说北平城门已开，我们商量还是进城到骑河楼清华同学会探明情况才好，就进城了。西直门是敞开的，城里面马路上堆积着沙包，路面挖了壕堑。行人个个愁容满面，铺面有的紧闭大门。空中又有飞机出现，而且抛洒传单。

清华同学会里，熙熙攘攘，互相诉说着见闻和打算。忽报天津驻海光寺的日寇炮轰南开大学，秀山图书馆等重要建筑被毁。日寇野蛮摧残天津的文化设施，也是在七月二十八。

下午，北京之清华的交通车恢复行驶，我又乘车返校，意在取回书籍和衣物。经过燕京大学校门时，看到门口悬挂着一面美国国旗，不觉一惊，学校不得不依靠外国教会做保护神了！我回到自己的宿舍，整理一下衣物，把朋友写来的信，拿到楼下的锅炉房依依不舍又无可奈何地焚烧掉。而后提着两件行李走到校门口，准备搭乘末班车回到城里，在家中静观变化。

校警们已经脱下警服，改穿便装，其中一位对几个候车的同学说，末班车被一位教授包车开走了，恐怕不会再有去北平的车了。这不啻是一声霹雳，引起我们的不安。但是我们怀着侥幸的心理，不肯离开校门口，希望或许还有回城汽车。外文系的陈福田教授走过来，他是出生于夏威夷的美籍华人，身材高大，和蔼可亲，有他作伴，心里踏实了许多。

汽车没有来，却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他的车把上插着一面一眼就能看出是赶制的日本旗。我们愤怒了，汉奸！为什么车上插日本旗！那个人下了车，面色苍白，颤声说，海淀街上看见日本兵了，强迫家家户户门口挂日本旗，走路的手里要拿日本旗，不然就打。我们听了，愤怒转到了日本侵略者头上。

正说着，日本兵出现了。他们只有几个人，从南面走过来，手里端着长枪。我们很镇定，没有动。他们嘴里哇啦哇啦地喊着，我们听不懂，陈福田教授试着用英语问他们想干什么，居然有一个鬼子兵用英语说搜索二十九军。陈教授指着校名木牌说，这里是学校，没有军队。他们还是鬼鬼祟祟走进校门，东张西望，一无所获，又贼头贼脑地退了出来，向西走去。

看着天色已晚，陈福田教授邀我到他家吃些东西，并在他家过夜。这一夜，我更难以入睡，耳听校外军队行进的铁蹄声，一夜未停。思前想后，美丽的清华园就这样沦入敌寇之手了，这难忘的七月二十八！

我在清华园内被困十天，终于在北平再开城门后重新进城回家。八月十日，日寇猖狂地举行了“入城式”，这更是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父亲说，我家至少留一个不当亡国奴的人，同意我离家南下。从此一别十年。

事情竟会如此凑巧，一九四一年，也是七月二十八，日寇飞机疯狂地轰炸了我任校长的清华中学。学校远离城市，位于贵阳郊外的花溪镇。那一天忽见几架敌机在花溪上空盘旋，随又散开，分头寻找目标投弹。我们的学校有三幢建筑，成品字形矗立在大将山麓。一架敌机朝着中轴线俯冲下来，投掷了一颗约五百磅重的炸弹，炸弹划过晴空，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轰然一响，烟尘直上青天。可能投弹的时间早了百分之一秒吧，房屋并未中弹，但是屋瓦和玻璃被震碎许多，操场边上台阶的巨石竟飞到了一里以外的麟山脚下，又是七月二十八！

日本侵略者到处烧杀淫掠，凶残狂暴，杀人如毛，罪恶滔天，罄竹难尽。七月二十八日之罪行，不及九牛之一毫。广大的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我对他们没有仇恨，可是一提起日本军国主义，就难抑满腔怒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愿日本今后再也不走军事大国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