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近日，偶翻书庋旧藏，一本小书跳入眼帘：《竺可桢与陈寅恪——科学巨擘与史学大师的交往》（张荣明著，漓江出版社2013年3月出版）。全书4万多字，收录两篇文章，二个附录，书仅87页，却内涵丰富，引发诸多思考。同时勾起我对学术往事的探赜求索，又接续重读了刘梦溪《八十梦忆》中若干篇什，傅璇琮先生关于陈寅恪先生学术文化影响的一篇宏文，詹福瑞先生《俯仰流年》中关于詹瑛、裴斐、韩文佑、魏际昌等前辈学人的认知，特别是又细读了竺可桢先生的成名大作《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关于两位学术大师的学术历程，有《陈寅恪集》和数量繁巨的研究著述，也有《竺可桢全集》《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年谱长编》等可资参证，使得我们可以逐渐清晰地认识到：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一样，自有其规律可依循，先有高原后有高峰，而高峰又是如何垒造而成的呢？ 囿于篇幅与思考的维度所限，我只简单地列举三点，俟后学者们阐扬发论。

一、两位大学者的家学渊源与自年少时浸染其中的学术氛围与知识架构成就了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名家的丰赡厚土。恰如孔子所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竺可桢先生早年留学哈佛，是一位西方自然科学与东方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罕见博雅人物，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已备受国民政府关注。1949年之后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与宴请，1953年2月政协会上，毛泽东与竺氏、吴有训、侯德榜几位科学家交谈的照片已成了引用指数极高的史实资料。他身兼19个显赫的职务，他对于气象学、地理学及科学史夙有精深的研究，他对经史子集的娴熟与文史修养，他的教育思想与办学理念较之蔡元培也绝不逊色。

陈寅恪先生祖上为义宁陈氏客家人，远祖名于世自不用说，祖父陈宝箴为戊戌变法中坚，为近代史撰述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父亲散原老人陈三立，诗学名世，抗日气节为世人敬仰，其兄陈衡恪为一代画坛英才。这样的家学渊源同样为陈寅恪学术成长之路铺就了丰厚土壤与浓郁氛围。这是二位学术大师的偏得与难得之处。

二、两位学术大家的另一个无人能及的机缘胜会是同班同桌之谊，相互推动促进了各自研究领域内学术高峰峰值顶点的养成。据竺可桢先生记载，两人是1908—1909年之交的复旦同班生，陈是丁班第一名，考试成绩94.2分，是全校魁首，竺可桢是班上第四名，成绩为86.6分。而据竺氏日记第10卷1958年4月21日记载竟是同桌，两人对半个多世纪的同窗之谊一直终身珍视和不懈呵护，至老弥笃。两人通信往来频频，一俟有机会，竺先生更是多次去探望老友。1943年底，竺氏从抗战时浙大的所在地遵义赴重庆参加教育部会议，专门去探访陈氏，并向其讨教干支纪年问题，陈氏提示三条中外学术线索并附简记，对竺氏撰写《二十八星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极具参考价值。1950年，竺氏从梁方仲和姜立夫处了解到了陈氏的确切行踪和近况，心中宽慰，并多次询问。1957年2月18日，竺氏到广州急切趋身见陈，二人得以阔别十余年后热情晤面，唏嘘不已。1958年4月，时隔一年后竺氏又去中山大学看望陈氏，陈氏当面讲述了对张君秋演唱京剧的喜爱（陈氏有诗数首提及）。1962年2月14日，竺氏与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一起去看望陈氏，陈氏“精神甚佳而健谈，虽目盲而谈笑风生”。1964年4月13日，竺氏又赴广州拜望陈氏，并时时关心着陈著出版事宜，包括从中华书局编辑部胡道静处函询出版进度。1966年3月20日再赴广州探望卧病床上的陈氏，虽然仅有一刻钟时间，殷殷切切向陈氏交待了其著作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内情。这是两位同学与大师的最后一次谋面。

三、特殊的历史时代铸就了那一代学人的社会责任感与宏大的使命意识，也造就了他们的学术成果得以转化应用的特别方式。所谓“城头变幻大王旗”，时代的变幻、政权的更迭也为那个时代有着充分的学术积累和准备的大家学人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别于其他时代的历史机遇和现实境况。正像陈寅恪先生1927年因王国维之死而发出的感叹：“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正是陈王赵梁四大导师所代表的那一代学人对秉持学问所承载的终极责任的高度认同，却往往并不能为军阀混战时价值多无的主流学术界所认可，加上时代变革之频仍，战事流离之忧思，使得那一代学人有着一种倡导学术独立，脱离俗谛桎梏的思想自由的强烈意识。1932年竺可桢撰有《天时对于战争之影响》详述天气变化对历史上东西方几次著名战争成败之影响，他的学术成就为世人所公认。陈氏《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书铸造起风景迥异的学术高峰。周一良先生则用“儒生思想、诗人气质、史家学术”十二个字来概观陈氏，而季羡林、王永兴、姜伯勤先生认为陈师写《柳如是别传》是要阐释明末清初之际一大批文化人的心态和铺陈由制度史研究转向广义文化史研究的心路历程。这是一部活的史学，有生命的学术，“历史现在时”（刘梦溪语），更是借传修史的典范。

陈寅恪先生于1954年接受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的聘书，1955年起历任政协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委，还担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之职，直至逝世。1959年10月1日国庆之日，曾贴出一联于宅门：“六亿人民齐跃进，十年国庆共欢腾”，也可见他当时的心境。1960年春他喜爱的京剧名家张君秋来广州演出《状元媒》新剧时有人于台前摄影，陈先生戏作一诗：“育长回影更多姿，金锁初除欲语时。今闻歌文还一笑，岭南春好落花迟。”1962年3月29日观看广州京剧团新谷莺新京剧曾吟诗道：“今宵春与人同暖，倍觉承平意味长。”

由此，我们看到，陈氏、竺氏那一代学人，传统的士人气质与家学传统的熏陶培养了他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横渠四句教言式的责任担当，“五四”以来欧美日留学归来受到新潮思想的影响，又使他们具有了追求自由与民主、探求社会真义的人格理想。而他们身上始终葆有一种为学术安身立命、为民众启蒙良知、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与良知，这既是他们生命的底色和做学问的初心，又何尝不是他们站立高原之上独领风骚的路径与遗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