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很多同学犹豫不决，恰好学校当局请了两位名人来讲演，一位是省主席张治中先生，他是反对迁移的；另一位是陈诚将军。他给同学们痛快淋漓地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同时征引了郭沫若周恩来陈独秀等对于青年责任的意见。而他的结论是：学校应当迁移”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闻黎明和夫人在当年旅行团走过的路上（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卫毅/图）

长沙的去留

电视剧《战火中的青春》正在播放，其中一集，闻一多在山洞里给湘黔滇旅行团的学生唱起了《桑塔露琪亚》。我想到了闻黎明，他讲过这首意大利那不勒斯民歌，他是这部电视剧的学术顾问。闻黎明是闻一多的长孙，他父亲闻立雕是闻一多的次子。闻黎明毕业于北大历史系，供职于中国社科院，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

两年多以前，在长沙西湖楼，剁椒鱼头和红烧肉让人在味觉上连接了历史与现实。闻黎明则在视觉上连接了历史与现实。他长得太像闻一多了。我坐在餐桌上，在头脑里给他贴上了大胡子和蓬乱的头发。餐桌上坐着各地到来的朋友，我们在长沙聚集，要朝西南方向去往昆明。这是当年长沙临时大学师生湘黔滇旅行团要走的路线。长沙临时大学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所学校组成，到达昆明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我刚好看过陈为军导演的纪录片《世界上最大的中餐馆》，拍的正是长沙西湖楼。纪录片的结尾是西湖楼的老板在KTV包间里翩翩起舞，背景音乐是《忘了我是谁》。这首歌的词作者是李敖。

由李敖，我想到姚从吾，姚从吾在台湾大学历史系任教的时候，发现本系学生李敖不简单，给了许多帮助，李敖的毕业论文也由他指导。姚从吾曾担任西南联大历史系系主任。何兆武在《上学记》里说自己在西南联大上学时不喜欢听姚从吾的课。“好多同学都不上他的课，姚先生也从来不点名。到了学期末，我们把同学的笔记借来看看，应付考试。可是后来姚先生到台湾，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而且后来的一批中年骨干历史学家都是他培养出来的，真是出乎意料。可见以言取人、以貌取人是何等的不可靠。”

那时何兆武更喜欢历史系教授郑天挺。“郑先生讲课的确非常有趣。记得讲到朱元璋时，专门提到他的相貌，那可真是旁征博引，某某书怎么记载，某某书又如何如何说。”

郑天挺的西南联大日记被视为研究西南联大的重要史料。他在1938年的第一篇日记里写道：“午偕蒋孟邻师夫妇、章矛尘、王文伯徵至挹爽楼午饭。下午偕矛尘、文伯，度江游岳麓山。乘肩舆，登山崖，径幽曲，林木丛翳。经爱晚亭、麓山寺、张墓、古佛崖，至白鹤泉小憩，饮泉水。”这大致也是我们一行人在长沙用餐后的一段行程，只不过，在从岳麓山下来的路上，我们不是“饮泉水”，而是喝的“茶颜悦色”。

长沙总能让人想到吃，这是一座吃的气息浓郁的城市。我上次来长沙是采访中南大学教授易彬，他当时任教于长沙理工大学。他写了《穆旦评传》，这是目前最详尽的关于穆旦的评传。彼时，他刚从荷兰访学回来，跟学生在餐厅里聚餐。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的穆旦，描写过当时师生的生活状况，跟今天不能同日而语。“这一时期教授少，书籍仪器等几乎没有，个人生活也大都无办法，有的同学甚至每日吃一角钱的番薯度日。然而大家却一致地焦虑着时局。校中有时事座谈会、讲演会等，每次都有人满之患。”

在长沙圣经学校旧址，也是长沙临时大学旧址之一，闻黎明跟讲解员讨论起了师生们住宿的具体位置。讲解员说，“长沙原本就是终点，没想到继续往昆明迁。”“11月1号开学。”闻黎明说这话的时候，是2020年10月30日。距西迁那一年已经过去82年。“1938年的2月29号就正式往昆明走了。”讲解员说。“29号是步行团出发的时间。”闻黎明认为这样说更准确。因为长沙临时大学西迁云南有三条路线，经由桂林和广州取道越南去往云南的另外两条路线上的师生更早出发，但他们不是用步行的方式。

2023年出版的闻黎明所著《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1937~1946）》提到了当年昆明最初也不是长沙临时大学西迁的唯一选择。“关于搬迁的地点，广西当局曾表示欢迎临大到桂林或其他城市，但经济系教授秦瓒则主张迁往昆明，认为云南地处大后方，加之群山叠嶂，日军更难以进犯。再说，昆明有滇越、滇缅两条国际铁路，无论是搬迁还是今后对外联络，都比较方便。”

“当搬迁目标锁定在远离战争威胁的春城时，教育部却提出了质疑。刚刚出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对前来说项的联大常委、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说，蒋介石担心影响士气，不愿大学迁来迁去。蒋介石的这个态度，与其说担心加重社会动荡，削弱人们的抗战信心，倒不如说对和平解决中日争端还抱着一厢情愿的幻想。然而，随着形势的日趋严重，最高当局最终接受了搬迁计划。”闻黎明写道。

救亡，还是上学？留在长沙，还是到云南去？这是当时师生激烈讨论的问题。穆旦描述过当时的情况：“是时有很多同学犹豫不决，恰好学校当局请了两位名人来讲演，一位是省主席张治中先生，他是反对迁移的；另一位是陈诚将军。他给同学们痛快淋漓地分析了当前的局势，同时征引了郭沫若周恩来陈独秀等对于青年责任的意见。而他的结论是：学校应当迁移。我这里得说，以后会有很多同学愿随学校赴云南者，陈诚将军是给了很大影响的。”

湖南的秋天

为了这次远行，我带上了几件纪念穆旦的T恤，上面印着他的诗句。之前，我只在2018年穿过，那是穆旦诞辰100周年，我到南开大学参加了纪念活动。

当年在西迁的旅途中，穆旦与闻一多等师生同行，经常谈论诗艺。“不过，相较于这一充满文学意味的行为及具体的诗歌写作，同学们更愿意提及他在迁徙途中边走边背边撕英文字典的经历。”易彬在读湘黔滇旅行团相关文字时，特别注意了洪朝生的回忆，“查良铮则常要到人家晚飨时才独自一人来到。”“‘背字典’的举措固然生动，但它昭示的不过是一个融合在集体洪流之中的好学的年轻学子而已。‘独自一人来到’的形象或可彰显某种独特性，但其真正内因现已无从考证——在一定程度上，倒也不妨说它与此一时期穆旦的诗人形象正相符。”

迁徙途中的见闻，沉淀于穆旦心中，直到两三年后才有了文字的涌动。就像我写这篇文章，也在重走通往云南的路途之后两三年才落笔。这两三年中，人世间又有了太多的变化。我翻到一张两年多前拍的照片，在319国道上，官庄与三渡水交界处，闻黎明在众人手机前留下了旅途中的影像。此时他正在写《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我在2023年读到这本书，依照书中对1938年史料的收集，回到了2020年的旅途，仿佛三重时间和空间叠加在一起。闻黎明在2021年9月5日写了那本书的后记：“本书写作期间，母亲、妻子、父亲接连辞世，接踵而来的打击让我痛苦万分又无尽愧疚。除了这本书，我还承担两个与西南联大研究关系密切的科研项目，而7年来我一直受着疾病拖累，每年都要住院做微创手术，支撑我坚持下去的是对逝去的亲人们的怀念。本书付梓之际，我要把这本书献给他们，愿他们在天之灵得到慰藉。”这是两年多前我不曾了解的情况。这本书正式出版的时候，闻黎明已因病去世。

云南省和腾讯合拍的电视剧《战火中的青春》，原来的名字叫《我们的西南联大》。闻黎明没看到这部电视剧播出。2020年，我们到达昆明时，大家一起看了其中几集。在腾讯组织的研讨会上，闻黎明说：“我是在医院的床上，把整部电视剧都看完了。电视剧是大众艺术，通过故事对西南联大那段历史进行故事化、通俗化的表达。《战火中的青春》首先不是文艺再现，而是史学重建。我看电视剧的时候，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挑刺，从头到尾看了不止一遍，很感动，因为电视剧里那些发生故事的画面和场景，作为一辈子研究西南联大的学者，我太熟悉了。”

1942年初至1943年10月期间，穆旦参加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前后

这一路上，我们路过了新旧地名交织的路牌。我们或走路，或坐汽车，或坐高铁。作家韩松跟我们讲他年轻时的故事，那种介于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故事。在昆明的一家书店，韩松展示了他刚在旧书架上发现的一本1980年代出版的《人的哲学》。我想起韩松的小说《高铁》。他在这本书的后记里说：“我很想回到八十年代，再一次通过与外界的学习交流，来认识自己和这个族群。我怀念我第一次出国时，第一次来到传说中的世界上，远远地站在大洋彼岸，反观自身是谁的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触。”我们坐高铁来到云南，要进入的是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中国，此行是要在过去的时空中，获得一些反观此刻的感受。

电视剧《战火中的青春》中的闻一多（资料图/图）

韩松说到一个富有“科幻”意味的设想，在共时的空间里，我们就是在与湘黔滇旅行团的师生同行。“或许他们会对重走团成员们不停刷手机看特朗普与拜登的选战视频产生好奇？如今智能手机成了人类身体的数字延伸，而师生们当年随身不离的是雨伞和水壶。”

在电视剧《战火中的青春》里，闻一多经常出现，但我没看到穆旦。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老师威廉·燕卜荪《南岳之秋》的诗句里，穆旦他们这些年轻学子是应该培养的“珀伽索斯”。珀伽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飞马，所过之处会有泉水喷涌，诗人饮水便能灵感遄飞。

在1930年代末的秋天里，燕卜荪给学生们讲起他的英国老乡，那些影响了世界的英国诗人，“版本的异同不妨讨论，/我们讲诗，诗随讲而长成整体。”2019年，易彬的《穆旦诗编年汇校》出版，书中收录了穆旦1937年秋天写的《在秋天》。这首佚作“从未收入穆旦的任何一部诗集”。

“在秋天，我们走出了家乡，/像纷纷的落叶到处去飘荡，/尽管远处是荒凉的沙漠，/我们只要离开我们的家乡。/在秋天，没有一片枯叶留在树上，/没有一个孩子，/不是在异乡的秋风里飘荡。”

新的开始

闻黎明的《西南联大与现代中国》里有一节讲西南联大的诗歌，其中提到穆旦的《五月》：“勃朗宁，毛瑟，三号手提式，/或是爆进人肉去的左轮，/它们能给我绝望后的快乐，/对着漆黑的枪口，你就会看见/从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

这首诗被认为受到燕卜荪所授英国现代诗派的影响。穆旦在从湖南到云南的空间转换中，诗歌创作风格发生了转变。穆旦的第一部诗集《探险队》出版时，开篇是1937年11月完成的《野兽》，这首诗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而此前的作品，包括《在秋天》，都没有收入，这大致可以看作穆旦给自己定义的“一个新的开始”。

西南联大文学院和法学院师生在云南“新的开始”始于蒙自。因为昆明新校舍的修建尚需时日，而文科院系并不需要挪动科研设备。有的师生对身处边陲小邑有失落之感，有的则不然。闻一多在当年的一封家信里说，“对国家前途只抱乐观，前方一时之挫折，不足使我气沮因而坐废其学问上之努力也。”

燕卜荪喜欢蒙自海关内的住所和意大利式的格子窗。他对学生们说：“蒙自这地方给我的喜悦是难以描述的，非常浪漫蒂克。”

在穆旦同学赵瑞蕻的回忆里，“蒙自是一个幽静、婉美，带有一些牧歌情调的小城镇。夏天，南湖碧绿的湖水，湖畔高大而挺秀的尤加利树，一些法国式的建筑，越南人开的咖啡店，园子里法国人种的花木，亚热带性和暖的气候，再加上居民的爽直和质朴，以及异乡的芭蕉味的风情……这一切使我想起阿尔封思·都德所描写的他的故乡——法兰西幸福的普罗旺斯。”

2020年秋天，经过几天的旅程，我们这个重走团到达了云南蒙自。我们被安排在剧院一样大的餐馆里，吃了一碗脸盆一样大的过桥米线。滚烫汤水里倒入的丰富食材，即便在今天，也令人叹为观止。

闻黎明在长沙临时大学旧址（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卫毅/图）

在“中国的普罗旺斯”，在蒙自南湖，闻黎明讲起南湖诗社。朱自清当年说站在南湖的堤岸上，“禁不住想到北平的什刹海。”陈寅恪也说“风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在湘黔滇旅行团从长沙前往昆明的途中，学生向长清和刘兆吉有了成立诗社的想法，立刻得到老师闻一多的支持。这一梦想在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实现了。

穆旦是南湖诗社重要成员。刘兆吉回忆，诗社成立前，“我首先征求穆旦的意见，他不只同意，而且热情地和我握手，脸笑得那么甜，眼睛睁得那么亮……”穆旦在诗社刊物《南湖诗刊》上发表了《我看》和《园》。易彬认为，“在蒙自，穆旦甚至可以说是写出了可能是他的全部诗歌之中最为轻松的篇章。”

“去吧，去吧，O生命的飞奔，/叫天风挽你坦荡地漫游，/像鸟的歌唱，云的流盼，树的摇曳；/O，让我的呼吸与自然合流！/让欢笑和哀愁洒向我心里，/像季节燃起花朵又把它吹熄。”这是《我看》里赵瑞蕻所形容的“自然风光融入心灵”的诗句，“一个充满着希望的年轻诗人面对着大自然在放歌。”

穆旦和赵瑞蕻同住一间宿舍的上下铺。他们的同学杨苡后来与赵瑞蕻结为夫妻。他们的另一位同学王佐良写过《一个中国诗人》，这其中有一代人的生活场景。“在许多下午，饮着普通的中国茶，置身于乡下来的农民和小商人的嘈杂之中，这些年青作家迫切地讨论着技术的细节。高声的辩论有时伸入夜晚：那时候，他们离开小茶馆，而围着校园一圈又一圈地激动地不知休止地走着。但是对于他们，生活并不容易。学生时代，他们活在微薄的政府公费上。毕了业，作为大学和中学的低级教员，银行小职员，科员，实习记者，或仅仅是一个游荡的闲人，他们同物价作着不断的，灰心的抗争。他们之中有人结婚，于是从头就负债度日。他们洗衣，买菜，烧饭，同人还价，吵嘴，在市场上和房东之前受辱。他们之间并未发展起一个排他的，贵族性的小团体。他们陷在污泥之中。但是，总有那么些次，当事情的重压比较松了一下，当一年又转到春天了，他们从日常琐碎的折磨里偷出时间和心思来——来写。”这是王佐良1946年的文章，仿佛穿透了漫长的时间，字字都那么立体和醒目。

普通的生活

终于到了西南联大旧址，在如今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里。我穿着印有穆旦诗句的T恤，在校门前留了一张影：“我冷眼向过去稍稍回顾，/只见它曲折灌溉的悲喜/都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这才知道我的全部努力/不过完成了普通的生活。”这是穆旦写于1976年5月的《冥想》。

进了西南联大博物馆，讲解员给我们介绍西南联大师生当年的情况。韩松问：“他们（师生）最后的归宿很不一样，有没有做这些统计？”

“我们要做一本西南联大大词典。”讲解员说。

“不光是他们的去向本身，有没有去比较他们最后一段的经历，他们心态的变化？”韩松又问。

“应该说，我们失去了最好的时机，因为很多校友都已经不在了。包括校友亲属的二代也走了很大一部分了。所以，这个难度确实很大。我们希望把他们的经历全部梳理清楚。”讲解员说。

在我们这个西南联大文化之旅的微信群里，闻黎明最后留下的两次信息，是两期《闻一多研究动态》。其中一期的最后一条是《蒋介石档案中保存的暗杀闻一多特务名单》。

《战火中的青春》最后一集里，闻一多身中数枪，倒在了回家的路上。大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同样身中数枪，经过抢救活了下来，但留下了身体残疾。闻黎明的父亲闻立雕当时不在场，那时他18岁。云南作协主席范稳带我走过那一带的街道，正是下班时间，人群匆匆，车水马龙。

在一片熙来攘往中，那个问题冒出来了——闻一多若是活着，后来会怎样呢？这是许多人设想过的问题。

2021年，杨潇出版了《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2020年的那次行走中，这本书还是书稿。杨潇在书的最后部分问了闻黎明这个问题：“如果闻一多没有在1946年遇害呢？”闻黎明坦诚回答：“他死的时候，是为他心目中那个理想而死的。但是呢，我也不排除，因为他的性格就是走极端，他真的会走那个路子，像吴晗一样……哎，怎么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很难理解他，他一根筋，轴，他相信什么他就是什么。……所以两种可能都存在。”

2018年春天，在南开大学校园一家宾馆的大堂，我跟穆旦的大儿子查英传聊起往事。他父母1952年从美国回国。父母的好友巫宁坤则早在1951年回国，多年后又去了美国。查英传回国参加父亲100周年诞辰纪念活动之前，打电话问候了巫宁坤。查英传说，“当初，巫宁坤从美国回来的时候，李政道亲自到旧金山送巫宁坤上船。如果是巫宁坤把李政道送上船，历史会是怎样的呢？”

1972年1月16日，巴金的夫人萧珊给穆旦写过一封信。萧珊和穆旦是西南联大同学。写这封信时，他们已经有17年未见。萧珊在信里说：“你妻子是否还在南大教书，我已经记不得她叫什么了，你们现在有几个孩子，大概还没有到分配工作的年龄吧？你说你在学农基地已经一年多了，从你信里看来，你还是过去的你，知识分子改造是一个艰巨的历程，老友、新交，我也不知道怎样认识你了。”

南开大学外语学院门口，穆旦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大海报上，印着穆旦一家六口的合影。查英传感叹，“很多年里，好像我们家就这一张合影。”

1970年9月，查英传去内蒙古五原县景阳公社插队。儿子插队期间，穆旦会去邮局给儿子买《无线电》这一类的杂志。他希望儿子能懂一些技术，将来可以找一份工作。“我现在美国做的是设计电子线路的工作。这是我小时候的业余爱好，我父亲说你会修个东西还能有个吃饭的技术，我就一直靠动手走这条路。有的人脑子清楚写文章好，我就是能动手设计东西，把它做出来。”

1972年11月，结束劳动改造回到天津，穆旦一家分到了东村70号的房子。当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签署联合公报，两国关系开始改善，许多美国华人得以回国探亲访友。

1973年4月29日，接到南开大学通知，穆旦和妻子周与良、小女儿查平去天津第一饭店会见了康奈尔大学教授、数学家王宪钟及其夫人和三个女儿。王宪钟是穆旦在南开中学、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的校友。查平还记得这次会面，“我当时还小，大人们在一个房间里聊天，我和王家的女儿们在隔壁房间玩。”

1975年10月6日，穆旦又见到了回国访问的旧友——邹谠、卢懿庄夫妇。邹谠是穆旦在西南联大和芝加哥大学的校友。邹谠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在芝加哥大学任教。

穆旦在日记里记下了这次见面：“去天津饭店（华侨饭店）见邹谠、卢懿庄，有何炳琳同去，下午五时到达，同到鸭子楼晚餐（每人十元餐费），后到旅舍又谈一小时而归，九时归。”穆旦特意记下了餐费，这在当时是不小的数目。

旦大女儿查瑗北大毕业后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是李政道帮的忙。李政道和穆旦都是当年西南联大和芝加哥大学的学生。

改革开放之后，最早出去的留学生，李政道帮了许多忙。张曼菱所写《西南联大行思录》记载：“李政道亲笔写了二百多封信给那些国外的大学，都是他和夫人亲自寄出的。这批出去的年轻人，因为不适应环境，有一点小事就找李先生。李政道从不厌烦，总是耐心地帮他们解决，鼓励他们完成学业。”

采访查平时，她说：“我父亲要是还活着，会非常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我听到这句话，眼睛一热。

西南联大文化之旅一行人在云南蒙自南湖（受访者提供/图）

穆旦要是还在世，我有太多问题要请教。穆旦的文字提升了现代汉语的表达，想写出漂亮中文的人都应该看看他的作品。穆旦做过报纸主编，当我从史料里看到他发表过的关于如何认识媒体的文字时，觉得那些观点到今天都毫不过时。当年，穆旦给青年诗歌爱好者郭保卫写信说，别写那些10年之后过时的东西。穆旦的诗歌成就极高，却没有我们能想到的任何诗人的毛病。他看上去就像是普普通通的人。查英传说，他以前觉得自己就生活在一个普通家庭里。

联大的精神

年的西南联大学生任继愈看了张曼菱拍的关于西南联大的纪录片，写过一篇观后感。他感叹，“今天能够提供信息的见证人，都属于西南联大第二代。这个损失已无法弥补。如果再迟几年，这第二代见证人越来越少。”

任继愈说起过“西南联大的精神”。1944年3月，国民政府宣布取消原来的“五四”青年节，将3月29日黄花岗起义日期改为青年节。这一决定引起了西南联大师生的不满。在闻一多当年的谈话里有一段，“联大风气开始改变，应该从三十三年（1944年）算起，那一年政府改三月二十九日为青年节，引起了教授和同学们一致的愤慨。”在场的任继愈说这一天“为联大学生精神复兴的日子”。

“我父亲（穆旦）在清华和西南联大上学，在学校里学到的东西，奠定了他们的一生。那一代人看到国破家亡，再加上老师以身作则的教育，给他们树立了很重要的人生理念。”查英传说。

西南联大文化之旅的最后一天，我们在昆明的一家餐馆吃饭。这家餐馆以西南联大为主题，周围装饰处处是当年气息。服务员穿着民国时代的学生服装，戴着西南联大校徽，唱起了《西南联大校歌》。“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这让我想起，1944年5月8日，西南联大图书馆草坪上的聚会。晚会由联大国文学会召集，闻一多和罗常培共同主持，参加者超过3000人，包括昆明当地多所大学和中学的在校师生。

一位记者在当年的报道中写道：“有什么能够代表联大精神吗？记者认为就是今天这个晚会。你不见，在傍晚的时候，昆北街上，公路两头，就像潮涌般的人都向新校舍奔去。这时可以用一句俗语形容：‘山阴道上，络绎不绝。’真的，他们有远道朝山的行僧一般的虔诚与热望，而这会真也可以比喻作一座香火旺盛的圣地。过去有人说联大像一潭止水，而现在则是止水扬波，汹涌壮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