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樊蔚勋*（1952）

飞机强度组长

1952年9月，当我从清华理学院数学系毕业、赴南昌飞机工厂报到时，摆在厂人事科面前的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是：学数学的分配来飞机工厂，究竟能干些什么呢？人事科想让我到车间里担任统计员，大量用到数学加法。考虑到把一名本科毕业生按初中生分配工作，有点说不过去，于是把我分配到了厂中心试验室担任材料机械性能试验员。我的任务是：根据试件直径计算截面圆面积，再把圆面积除试件破断载荷，得到材料抗拉强度，这里用到数学乘法和除法。国庆出差北京，到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机械工业部航空工业局（中央二机部四局），以学用不一致为由，希望重新分配工作。

1952年11月，奉命调到厂飞机设计科，担任强度计算（应力分析）组长。

强度组长的任务是：对飞机设计科发出的各种技术文件、图纸，做技术上的把关；如果飞机失事，不论事故来自何方（设计、材料、工艺、使用……），不论由于何种机理（力学的、物理的、化学的……），都可广义地说“强度不足”，就会怀疑飞机强度组长的工作，必要时追究其法律责任。强度组长担负的任务远远超过了强度计算（应力分析）的范畴。一个学基础数学的毕业生，能够愉快胜任吗？许多人抱着“等着瞧”的态度。我开始工作时，常常受到严厉批评：“你这个学数学的，死脑袋瓜！”有的名牌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生，向设计科长诉苦：我们专门学航空工程四年，完全可以担当强度组长的工作，现在成天埋头制图；科里却让一名对航空工程一窍不通、学数学的担任强度组长，上班签签名，没事就看看书，两相对照，太不合理了。就这样，此时此地，“学数学的”成为一个贬义词，大有逐出飞机工厂的气势。

南昌飞机工厂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全国156项重点工程。既然局里指示厂里，委托我以飞机强度组长这样一个光荣、艰巨的重任，我只有冲锋向前的义务，没有退却逃跑的权利。

攻克航空科技堡垒

1953年是我在飞机工厂里边工作、边学习、努力向航空科技进军的第一年。

如何对待“学数学的死脑袋瓜”的批评呢？学基础数学的脑袋瓜，即高度概括抽象思维和审慎严谨的逻辑推理能力，是清华数学系两年来精心培育的合格产品，是我赖以为人民服务的看家本领，绝不会轻易否定抛弃。《矛盾论》说，要研究过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我就区别对待：对于主要的，充分发挥学数学的脑袋瓜的优势，穷追猛打，追根究底，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对于非主要的，转而采取灵活宽松的态度。此后再也听不到关于“死脑袋瓜”的批评了。

清华数理逻辑课上已认识到，理论和应用的关系是相对的，到了飞机工厂，进一步推广认识到，理论和实践应用的关系是相对的和多层次的，可用前（理论）、后（实践应用）关系表示为：

哲学→数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资料→技术实践→产品

技术资料里的一部分条文，可以用科学理论来解释，可是，涉及的科学门类太多，许多是压根儿没有碰过的：如空气动力学、金属学、金属工艺学、非金属材料学、电化学……等。我就找来中等职业教育教材，阅读深、广度以能解释技术资料里有关条文，并在飞机工厂不说外行话即可。

每逢处理飞机技术问题，总是下到车间，仔细查看飞机实际现象，旧飞机还要查看飞机履历本，向工人请教看法，向部队机械师请教看法，然后试图找出各种现象、各种看法之间的逻辑联系，即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进而捉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再对照技术资料有关条文，最后做出技术决定。整个过程类似于，医生看病的正确诊断和开出处方，也类似于，司法机关办案的准确定罪和量刑。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上述处理技术问题的全过程中，“找出各种现象、各种看法之间的逻辑联系”，正是学数学的专长，也是全过程中关键的一步。

成 效

经过一年来结合飞机工厂实际、勤奋钻研航空科学技术，广泛、深入地掌握了大量的技术资料，不断积累了工程实际经验，逐步能够独立地处理问题，进而在技术负责岗位上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车间有人称“樊组长”、“小专家”，苏联飞机设计顾问用俄语称“院士”。

1954年，苏联雅克18型飞机全套图纸、工艺单、强度计算报告、静力试验等资料到厂，开始试造新中国第一架飞机，我们在全机54种载荷情况的静力试验中，发现苏联试验资料有不少谬误，经过努力摸索纠正，终于取得圆满成功。1954年7月，第一架飞机试造成功。中共中央委员、八一南昌起义将领、中央二机部部长赵尔陆（上将）来厂视察飞机试飞，并主持庆功大会，苏联总顾问、飞机设计顾问、飞机工艺顾问等三人，获得周恩来总理签署的奖状，我获得厂长签署的二等功奖状，毛泽东主席签署了给飞机工厂的嘉勉信，朱德总司令也写了题词。工厂布置了飞机静力试验展览室，由我负责接待。部长来了，经陪同人员介绍，部长主动与我握手，打量我二十出头，问：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答：我是清华毕业的。部长点头：噢！我向部长介绍了飞机静力试验以及我们克服的一些技术困难。

1955年工厂试造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起落架，缺乏强度试验资料，也没有苏联顾问咨询，于是由我独立拟定试验原则和试验方法，由厂里附俄译本送呈局里，经局长签名批准、空军订货部部长签名同意后，发回厂里做为法定技术文件执行，我主持完成了全部试验。局人事处技术干部科科长来厂，找我到厂人事科谈话，要我担负起飞机设计科主工程师的全部责任。

局里部门领导在为各航空工厂大学毕业生做报告时，往往以南昌飞机厂、学数学的樊蔚勋为例，说明：只要安心本职工作、勤奋钻研，就可以做出工作成绩。也有人从另一角度解释说：“学数学的，搞什么工作都行”。这说明，担任飞机强度组长工作两年多，周围看法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学数学的”从一个贬义词，彻底翻身成为一个褒义词了。

1956年我被破格提升航空四级工程师，这成为1952年毕业进厂的众多大学生中的“一枝独秀”。作为理工结合型工程师，也是飞机工厂的中、苏两国众多的中年、青年工程技术人员中的“一枝独秀”。

一名对航空工程一窍不通的、基础数学本科毕业生，从离校进厂接触飞机起，只用了3年零4个月的时间，就成长为国家正式批准任命的航空四级工程师，从高等教育研究的角度出发，怎样解释这个现象呢？

已故原候补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国家航空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党组书记高镇宁副主席（清华1952航空）回忆总结说：“数学基础扎实，物理概念清晰，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地解决工程的实际问题”。

“数学基础扎实”是指高度概括抽象思维和审慎严谨的逻辑推理能力。这归功于数学系（基础数学）两年来严格的“科班”训练。

“物理概念清晰”，这要感谢孙绍先先生（电工原理）、钟士模先生（交流电路）、张维先生（工程力学）、叶企孙先生（热学），还要感谢电机工程系王先冲、吴佑寿、金兰等先生。

* 作者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系飞行器设计专业（国家级重点学科）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