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陈茂林(1963)

我是1963年从电子系毕业的，不觉离校将近40年了。今天我拿什么礼物献给您呢?!我很惭愧，没有什么骄人的硕果，献给您的只是我一颗平凡而赤诚的心。

在校，我是学雷达专业的，可是毕业以后，一天也没有同雷达打过交道，甚至同电子学的关系也越来越远了。前不久，当我看到以色列取消了我国订购的费尔康预警机合约的报道时，十分感慨。这是一种远程警戒系统。当年，我的毕业设计题目就是:研制超远程警戒雷达的发射机。四十年过去了，我在猜想:我国的远程警戒系统是否还不够完善?本来，我是应该战斗在这条战线上的。可是毕业时，我却以第三志愿被分到了二机部(即核工业部，当时这个名称是“免提”的)，并且是直接到青海省西宁市XX机械实验厂报到。真是晴天霹雳，我是一点儿思想准备也没有，也不知去了会干啥。60年代初，谁会愿意去青海那个不毛之地呢!那年，我校的毕业生中，共有六人是直接去西宁报到的，而我是电子系惟一的一个，其他都是工物系。工化系和工程力学系的。后来我才知道，在前几届里，我系也有一些人是分去二机部的，也先后陆续去了青海。当时我想:我是党和人民一手培养的新中国的大学生，我是清华人，没有理由讨价还价或者当逃兵，只有坚决服从分配。一些亲近的同学都替我惋惜，舍不得我远去。大概我是班上分得最远的了，也算是去遥远的边疆吧。也有鼓励我的，至今犹记沈世丰同学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留言:“用你的光和热，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争一口大气吧!”当时，我对这句话的含义理解也很朦胧，不久就明白了。可惜我的光和热太小了，还起不到一颗螺丝钉的作用。在我离校去报到时，为了我的远去，班上很多同学都到车站来送行。我真的很感动，那种惜别的深情，那份鼓励，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我怎能让他们失望呢!

如果你没有到过青海，是很难想像出那个环境的，尤其在那个年代。地处3200米以上的高原，空气干燥。稀薄，初到会有明显的缺氧感觉。好在，我们都很年青，还不太在意。如果你上了年纪，或者心脏有不适，那就负担很重了。远处峰顶上，总是白雪皑皑的，终年不化。年平均气温只有摄氏零度左右，有时六月也会飞雪，几乎没有夏天的感觉。但是阳光很充足，有强烈的紫外线。就是一片大草原，连树木也不生。今天已是树木成行了，那是基地建成后栽培的。我们吃的。用的。生活的一切，都是从全国各地调运来的。哪能同内地的城市相比哩，更不用说是北京了。这便是青海湖边的金银滩，我在那里度过了七八个年头。1992年该基地便“退役”了，1994年正式对外开放，叫西海镇，现在州政府移居那里了。一座25米高的退役纪念碑就矗立在市区中心，纪念碑的正面是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将军题写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鎏金大字。当年他是副总长，也是主管核武器研制工作的。

报到以后，我被分在实验部门，搞专项电子仪器的研制工作。接受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研制一种国家实验专用的测试设备，以取代苏联的仪器。我和一位早我两届的成电毕业生共同承担，不管怎么说，这工作还算是专业对口的。我们夜以继日地干，因为生活很单调。枯燥，没有娱乐，也没有去处。每天宿舍—食堂—办公室，三点一线，和在学校一样。而且和外界也没有任何接触和联系，保密制度很严，写信既不能谈工作(不同岗位的，相互之间也不能交流)，也不能写生活。地理环境。气候。生活条件都会透露某些信息，家人根本就不晓得我们究竟在什么地方。所以说许多老科学家和老学长都隐姓埋名“失踪”了。据报道，当年美国搞“曼哈顿工程”时，也差不多是与世隔绝的。既然如此，就一心扑在工作上了。组织上也尽量创造各种条件，支持大家的工作(如提供夜餐)，所以工作进展很顺利。大约一年时间，整个样机就搞出来了，我的合作伙伴去接受新任务了，我就继续完成整机调试和初步鉴定。为了配合国家实验的急需，1965年去上海外协，突击批量生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生产了二十多台，并直接运往国家实验场，投入使用。这些日子，我过得很充实，各方面都得到了锻炼与提高。在上海外协时，我是单位驻外的独挡一面的全权代表。协作厂很多人投来羡慕的目光，因为这仪器在他们厂也算得上是一个产品了，而我是刚离校才两年的毕业生，能作为一个产品的设计师，难道还不幸运吗?!其实，生活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报到后，不到三个月，我的肺结核旧病复发了，出现了吐血，或许是不适应高原气候吧。跟我当年入校时一样，体检复查，我成了肺结核病患者。幸好，当时学校没有让我休学，校方结论是：保留学籍一年，跟班试读。我感谢母校曾给我的那次锻炼机会，使我有信心战胜病魔。由于这次发现及时，医疗条件也好，并未造成大碍。我未住一天医院，而是边工作边治疗，有时适当休息一下。就这样再次战胜了疾病，也完成了工作。

1966年初，组织上安排我去青海省互助县参加农村“四清”工作，当了七个月工作队员。那也是一次难忘的锻炼，我们和当地贫下中农是实行“五同”的。通过这次锻炼，我才真正对青海。对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有了一些了解。当地的农业生产是落后的，广种薄收，劳动全靠肩挑人扛。终年的主食是土豆和青梨，一日三餐是谈不上副食品的，有的甚至连咸盐都吃不起。哪里还能讲什么卫生。我们全身长满虱子，我们戏称它为“革命虫”。互助县算是青海省的农业区，比较好的地方。就这跟我们“与世隔绝”的基地相比也有天壤之别，赫鲁晓夫嘲笑我们，说我们几个人合穿一条裤子，还要搞原子弹!?不就是要强国富民吗!我们能不把“争气弹”尽快搞出来吗!?就在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第二天，那个嘲笑我们的赫鲁晓夫也下台了，好像是鸣礼炮为他送行。

1967年，我有幸参加了第一颗氢弹的国家实验，用自己设计制造的仪器进行核测试工作。我们这个作业队是处在最前沿的，爆炸前，我们是最后一批撤出现场的队伍。爆炸后，又是首先进入现场取样的队伍。爆炸时，我们和亲临现场的聂帅站在55里外的同一个“观礼台”上，当“比一个太阳还亮”(美国反映氢弹研制的小说书名)的火球闪亮时，心中充满无比的兴奋和激动。几十秒钟后，当我摘下防护墨镜时，两眼是昏天黑地，什么也看不见。我不禁深思:在日本广岛和长崎扔下的仅是两万吨TNT当量的原子弹，就夺去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如果是百万吨或千万吨级的氢弹，那后果将是何等可怕!我们掌握核武器，不是为了发动战争，是为了保卫自己国家的安全，不受核讹诈的威胁。没有它，中国人民就不可能真正站立起来，百年屈辱的历史就有可能要重演!正如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所说：“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

后来，我又接连去过两次国家实验场，那是有关导弹核武器实验的。三次执行任务，大约在实验场呆有一年的时间，从冬到夏都经历过了，所以对戈壁和大漠的风情，都曾有过感受。几次飞越塔什拉玛干的上空，也喝过孔雀河的苦水。当大漠黄沙飞扬时，日月都无光了，太阳则成了灰暗的月亮。狂风袭来时，戈壁滩上的碎石都会被卷起打在脸上。有时也会风云突变，大雨滂沱，只是少见而已。水也是积存不住的。中午的烈日下，气温可高达摄氏50度。一阵热浪袭来，人像是在蒸笼中。四周的远方，不时隐现海市蜃楼的幻象。但是，夜晚睡在帐篷里仍然是要盖棉被的。正是“早穿皮袄午穿纱，晚上抱着火炉吃西瓜”，我们真的是品尝到了。

1975年，我由干校返回单位，这是新建的基地，可我的工作又发生了新的转向，开始搞核材料的同位素分析。这时用得最多的已不是电子学，而是理化方面的知识了。工作是生疏的，只好边干边学，慢慢熟悉起来。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的工作就逐渐进入国内先进行列了，并开始与国外同行有一些学术上的交流。80年代后期，我们的一项分析技术，引起了欧共体联合核子研究所同行的兴趣。他们曾主动向我发出了邀请，希望到他们实验室作一年的访问研究工作。正值此时，由于政治风波，我们同西欧的关系一度受到了影响，因而未能成行。尽管如此，我们工作的信心更足了，证明我们也可以做与国外同水平的研究工作。而且从80年代末起，我就着手调研表面分析技术，准备在我们研究所建立表面分析实验室。几经论证，90年代初，工作基本就绪，资金亦已到位，恰恰就在这时，我已力不能支了。

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风雨历程，经过工作。生活的锻炼与考验之后，我终于在1984年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我入大学之初就申请入党的夙愿，这是最令我感到欣慰的事!其后，这激发了我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与努力去投入以后的工作，并连续三年被评为所“优秀党员”。

命运注定我们这一代人是艰苦的一代。就在工作渐有起色时，而身体却慢慢垮下去了。1994年10月，我就毅然提前退休了。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我不认为我的病是和我所处的环境条件有关系，即使有关系，我也不后悔。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毕业后，我干一行，学一行;干一行，爱一行，并力争干好它。离开青海以后，我们又进入了另一个大山区，仍然远离城市的繁华。我也不在意个人有没有什么成绩，试想：从铀矿开采开始，到制成原子弹，这中间要经过多少道流程，经过多少人的手，又有多少人为它服务?又何止千人。万人呢?而是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的共同努力。这些人都是无名的幕后英雄!我不过是其中的一员罢了。只要能看到集体的成功就够了。如果，今天再让我作一次选择，我还会选择这个事业。现在，我的小儿子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了这里，就算是子承父业吧。

* 作者为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材料研究所研究员。

(选自《电子工程系五十周年纪念文集》，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