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重回母校

一九六一年冬天，时任同学会会长，曾为西南联大的训导长，许多联大同学受到他的关爱和照护的查良钊（1917）师，他是时正和梅校长同住在台北市金华街的清华办事处的宿舍，经常伴着梅校长参加他的公私生活。那天他忽然莅临我家，告诉我清华总务长出缺，校长要我回校服务，接替这个职务。当时我确有点受宠若惊，非常惶恐地回答他说我一向在军中和青年机构服务，没有学校工作的经验，恐怕难以胜任。但查师勉励我：为母校服务，只要尽心尽力，这是一个光荣的任务，不可推辞。于是我就随着他到台大医院特二号病房，在病榻前见了校长。校长以亲切低沉的口吻对我说：希望你回到母校来服务。我当时要求校长先让我试干三个月，再作定夺。这时胡适之先生也在校长病房对面的特一号病房休养，我随查师去探望他，他也给了我一番鼓励。第二天我就收到了星秘书转送来的一张“副教授兼总务长”的校长手谕。从此我就摆脱了军职，还书生本色，回母校展开我后半生的生涯。

二00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洪同学长回母校参加建校九十周年庆祝活动。

可是在我到校甫过三月的五月中旬，梅校长终以积劳不治，溘然病逝。我想到在校长榻前说过让我试干三个月，这时刚好届期，我立刻面临去留的抉择。

这时，原任教务长的陈可忠（20）学长，奉教部令代理校务，他对我说：“这是学校的紧要关头，你不能离开。”于是在他的热忱感召下，我决定继续留下来，办理校长的后事。

一九六三年，政府为了加强高等教育，特将在新竹复校的清华、交大两校恢复大学部。清华这年就招收了“数学”、“核工”两班学生。但既然有了大学部，连同原有的研究所，照教部法令，除总务、教务两处外，又予增设训导处，为学生办理各项服务。也许是为了节省人力，加以我在青年工作方面有一些经验，所以陈校长就和我商议，要我兼任训导长这个名义。我和青年同学们相处，素所乐为，于是就慨然受命。于是在学校里我就成为总务长兼训导长，另外兼任人事主任。这时我兼职并不兼薪，所以并不以身兼三职为喜，却认为这是我对母校的责任更加重了。

在训导长任内，有几件值得回忆的事。第一是我放宽了学生的“发禁”。当时国外嬉皮盛行，青年们也学着蓄起长发，引起教育当局注意，正式通令“发禁”，规定学生头发要保留一定的短度，在新生入学时就由教官实施“临检”，不合规定的立予施剪，曾引起学生们相当的反感。我认为头发小事，何必小题大作，所以就示意教官，不必那么“执法如山”，为学生保留一点尊严。这件事应该得到学生肯定，不想却使邻校把我告到教部，说我藐视法令，讨好学生。当时在训导会议上我曾做了说明，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另一件事也是有犯禁令的，是当时教育部鉴于“舞风”甚炽，曾通令学生不得跳舞。不过我却认为这是青年们所喜爱的一种联谊性、休闲性的活动，似不必严予禁止，而教育部初意，应该是防止学生进入舞厅，不过有些学校却把它在校内悬为禁令，我也并不谓然。当时每届研究生毕业，都在校内举行舞会庆祝，也曾发生过校外人士渗入造成纠纷的事。不过我并不视为严重，所以在大学部同学毕业时，我曾鼓励他们举办舞会，因为新竹舞伴难找，我特别提供台北办事处的场地给学生们使用，还调派警察维持秩序。这也引起“训导长讨好学生”的批评，不过我却不以为意。

再有一件事，是当时各班学生都设有班代表，由班代表联合而成班联会，就成了学生自治的组织，清华也不例外。可是我逐渐发现这个由少数学生组成的班联会，并不足以代表全体同学，于是从一九七四年，我就倡议普选，由学生自由竞选，再由全校同学投票产生代联会主席。这是让学生学习民主生活，在当时是开各校风气之先的，这种普选方式一直持续到今天。

还有一件值得一述的事，就是“梅竹赛”。这每年一度为两校师生所乐的校际对抗赛，是一九六九年开始的。当时我鉴于学校在新竹，距台北虽仅七十余公里，但交通不便，师生来校必须搭火车，或是行驶省道的公路局班车，所需时间动辄在两个小时以上，不像今天有高速公路了，只要不到一小时就可以到达了。因此在那时，同学们，尤其来自南部的，每逢假日，都仍留在学校，无事可做。这种情形，我们的邻校交大亦然。为使学生能充分利用时间，做一些有益心身的活动，我除了鼓励学生自行组织各种课外活动的社团以外，忽然想起当年在北平，清华与燕京、清华与南开，另外在北平城内的“五大学”经常定期有各种球类比赛，学生非常喜欢参加。清、交两校既然同在新竹复校，人数相当，相距亦迩，何不联合起来，也每年定期举办各种联谊性的对抗赛，将学生的假期作有效的利用？商诸交大训导长戈武兄，他对这个意见非常赞同，于是就促成了两校师生的会议，共商筹划。一件有趣的事是这个比赛的名称，是“清交赛”还是“交清赛”？最后商定以清华有故校长墓园的“梅园”，交大也有纪念故校长凌鸿勋先生的“竹铭楼”，就以“梅竹”赛为名，这也象征了青梅竹马的青年感情。但是问题又来了，是称为“梅竹赛”？还是“竹梅赛”？于是当时议定由两校课外组主任以掷翻辅币的方式，正面是“梅”，反面是“竹”。结果清华的张致一主任掷出了正面，从此这一比赛就定名为“梅竹赛”了。这个比赛，包括了体育、学艺，有十一二个项目，有关具体比赛细节，则由两校合组的梅竹筹委会主其事。这一个比赛，吸引了两校绝大多数师生的兴趣，几乎连两校校长都动员了。记得一九七四年第一届比赛，清华旗开得胜，以8：3克了交大；但一九七五年第二届交大却同样以8：3赢了清大，就这样每年三月交锋一次，从未间断。那座特请师大艺术系设计的铜质的梅竹总锦标，也就游走于两校之间。记得比赛时两校选手各为其校，热烈参赛，双方啦啦队更是声嘶力竭、锣鼓喧天为选手们加油。记得有一年在新竹运动场比赛篮球，啦啦队加油的呼声竟然远在新竹火车站的人们也听得到这种热烈情况。也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大幅报导，成为重要新闻。其后两校同学毕业离校到国外深造，见面时还大谈梅竹赛，津津乐道，兴趣盎然，真所谓“不打不相识”。虽然其间曾有一两次因为双方过于斤斤胜负，曾有过停赛的记录，可是这一象征两校友谊的梅竹赛，一直持续到今天。

此外，为了促进师生关系，我特别在训导处推行“导师制”，我向学校争取到一笔导师费，每学期配发给担任导师的教授，让他们经常有机会邀请导生茶叙和聚餐，交换意见，我个人也常常邀集学生来家吃饺子。前几天还有一位74级的廖寄彰学弟，二十多年不见了，他电话里还念念不忘“训导长的饺子”。我对学生，亲如家人，视若子弟，师生之间，似乎从不曾有过距离，但令我不能忘怀的是在我训导长任内，曾经因为触犯了校规，我曾给三个学生以强迫退学的处分，至今引为憾事。

因为当时没有任期的规定，我在清华任训导长，为期十八个年头，因为历任梅、陈、闫、徐、张、毛、刘、沈各位校长，都予我支持，而同事们也都能开诚合作，所以终训导长之任，我始终觉得工作顺利，胜任愉快。从一九六四欢迎68级同学入校，到一九八二年送82级同学离校，这期间有数逾千计的同学和我相处，我自认这是我一生最值得珍贵的宝藏。到一九八二年我已七十高龄，感谢毛高文校长，他终于同意我卸下了这个担子，同时推由时任核工系主任的杨觉民（62）教授接棒。他是一位热爱母校也热爱同学的清华人，我非常高兴有他来接力，我也坚信他能够不负我们的期望，会有出色的工作表现。是年七月廿四日在毛校长亲自主持下举行交接，毛校长颁给我一张感谢状，研究生联谊会送我一座精美时钟，大学部学生代联会送我一座大银盾，午间训导处同仁为我举行盛大的惜别餐会，送了我一座樟木的大屏风，到今天我始终保存着这些珍品，它所留给我的多种热情，令我非常感动，至今难忘。

最后，我还想谈一点我与清华人的种种姻缘。

我始终认为校友是学校的灵魂。对校友，学校应当永保联系，而校友对母校，也正像出嫁的女儿忘不了娘家，对学校始终有一份热爱，有一份关怀。这种情形，清华尤然：清华人相聚，视如家人，谈起学校种种，个个眉飞色舞，莫不以清华为荣，这是清华的传统。

我回到母校，特别重视学生，认同学校的工作。首先，我向病榻上的老校长建议，恢复停刊已久的清华校友通讯。校长欣然同意，就嘱赵赓、朱树恭、张龄佳几位学长和我共同策划其事。于是有了一九六二年校庆由赵学长主编的新第一期《清华校友通讯》的问世。这份通讯是母校和校友之间的一座桥梁，一直延续了三十余年，到今天已是137期了，它深受海内外各地校友们的重视和喜爱。

为了加强和校友联系，我又建议学校在训导处下设一个毕业生联络服务处，专司为校友联系服务事宜。第一任就聘由71级的葛凯莉校友担任主任，积极联系推动各地校友会的组成，并筹划印清华同学录。

在这期间由新竹毕业的校友，纷纷出国。在国外会同早年出国的老校友们在各地都组成校友会，仍然用“清华同学会”的名称展开活动。我于一九八一年赴美访问校友，就受到当地同学会的热烈欢迎和接待。近年因为在北京清华毕业的校友也陆续赴美深造，在海外两地清华人相逢，基于一个共同的传统，彼此成为一家人，也共同参加一个同学会，而且会务有了飞跃的发展。

从一九九0年两岸开始交流以来，我曾以每隔两年回去一次的纪录，先后回到母校六次，每次都和当年的窗友们欢聚并看望老师（特别是陈岱孙、施嘉炀、冯友兰三师）。畅叙别情，甚感欣慰。尤其看到两岸母校，分别在学术方面都有辉煌的表现，获得至高的声望，衷心至感骄傲。今年欣逢母校九十大庆，两岸清华将同步庆祝，全球校友届时相聚一堂，一定有一个盛大热烈的场面。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高呼：清华精神更发扬！清华声誉更隆盛！清华前途更辉煌，更灿烂！

2001年2月28日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