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刘小博（1983级数学）

我对清华最初的印象几乎全来自中学老师的几次不经意的谈话。那时我对大学所知甚少。中学老师偶尔会和我们提起国内几所顶尖大学的名字。清华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究其原因,大概一般大学名字都带有地区名或学科名,而清华这个名字则显得与众不同,超凡脱俗,隐约间带着点诗情画意。因此高考报志愿时斗胆填了清华。于是我从遥远的大西北来到了清华应用数学系。那一年我十七岁。

清华的生活平静而有节奏。那时候没有多少外界的诱惑,倒也能安下心来读书。当时清华的教室比较紧张。每天除了上课之外,找一个教室自习也要颇费一番力气。特别是在晚上,如果晚饭吃得慢一些,有时跑遍所有的教学楼也找不到一个空书桌。夜晚在清华诺大的校园里跑这么一圈,上自习的兴致也消磨怠尽。于是有了很好的借口来放纵一下。图书馆的阅览室是最好的消磨时光的地方。虽然这里仍然坐满了人,但是阅览室四面靠墙的地方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这些书比专业课本自然有意思得多。即使站着看几个小时也不觉疲倦。从图书馆到宿舍楼来回都要经过校河。刚到清华时,那条校河和北方田野里的河没有太大的区别。河岸长满了青草。两排粗壮的大柳树不知道在这里成长了多少岁月。路过这里的时候,时而能想起诸如“昔我往亦,杨柳依依”或“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句子。后来翻修校河,河边的大柳树砍掉了不少。我们班也曾停课一周参加了清理河床的劳动。新的校河比原来气派了很多,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每次看到它，总觉得不如以前的校河自然。

刘小博（右）与同班学友李栓虎（中）、董晓鹏（左）。

大学的功课毕竟比中学难度大多了。随着初入学的新鲜感渐渐地淡去,学习的压力慢慢地重起来。有时还会隐隐的有些吃力。记得有一次上李永乐老师的几何与代数课,他偶然提到在由0和1组成的数域中1+1=0。当时我们还没有学过抽象的域的概念。因此怎么也理解不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加法。看着别的同学好象都没有什么疑问的样子,觉得自己大概是笨得无可救药了。好在这个奇怪的数域在这门课里再没有出现过。这个曾经让我困惑不已的数域后来在胡冠章老师的近世代数课上变得简单明了。李老师的课还是教得很好的。称得上是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同学们都很喜欢他的课。李老师喜欢集邮,经常找我们班的集邮爱好者讨论心得。

代数课对我来说还算比较轻松。分析课则相对要难一些。我们第一年的数学分析课是承毓涵老师教的。承老师看上去大约有五十岁左右,说话时总是面带微笑,讲课一句一顿,很有节奏感。承老师的课讲得清晰流畅，课堂上听得很明白，做作业时却全然不是那么回事。最难的是证明题，中学时很少有这方面的训练，因此开始时不太适应。当时作业量很大，除了课本上的习题外，承老师还建议我们多做吉米多维奇习题集里的习题。据说高年级的学生常以能做那本习题集里多少题来衡量水平的高低。我们班的辅导员安连俊给我们上数学分析习题课。他以前是清华七七级的学生。我不知道他做过那本习题集里多少题，每次我问他里面的问题，他都能不加思索就告诉我怎样解答。安老师和我们住同一个宿舍楼，几乎天天能碰到，有问题时向他请教很方便。即使在楼道碰到他，他也会立即停下要做的事来回答你的问题。后来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时也经常给本科生带习题课，每周除了上课外一般也就给学生两个小时的答疑时间，和当初安老师给我们的时间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安老师给我们班做了两年的辅导员。他对学生很耐心,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听说他以前在中学教过书，因此总觉得他像中学里的班主任。我们班大大小小的事都需要他来管，从做学生的思想工作、班干部的选取、组织课外活动，到宿舍卫生，以及晚上熄灯后维持楼道安静等都管理得井井有条。在大学的开始阶段能有这样负责任的辅导员的确是很幸运的事情。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流行武侠小说，很多同学对武侠小说着迷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我也是其中之一。有时候小说看到关键的地方宿舍里突然熄了灯，有些同学就到楼道在昏暗的灯光下继续看。等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不得不面对一个痛苦的现实：我必须戴眼镜了。

大概是由于适应了的缘故,从第二年开始感觉课程相对容易了一些。我们第二年数学分析课是马振华老师教的。马老师学识渊博，兴趣广泛，课外喜欢和学生聊天。天文地理，文学音乐无所不谈，对五花八门的事情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上课的时候马老师也喜欢讲一些数学史上的奇闻轶事。最有趣的是关于约翰·贝努力和他儿子的故事。约翰·贝努力由于嫉妒他儿子得了一项他自己没能得到的大奖而把儿子扔出了窗外。当时虽然有些奇怪那么大的一个人怎么会被扔出窗外，但马老师讲得绘声绘色，不由得不信。

由于是应用数学系的缘故，有关数值计算的课当时是主课。刘晓遇、顾丽珍、李庆杨等老师都教过我们这方面的课。我们二年级的时候刘晓遇老师教我们计算实习课。这门课经常需要编计算机程序，当时系里只有一个计算机房，里面也只有十几台微处理机。印象中计算机房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有空调的地方，进门时还必须换拖鞋。学生不能随便使用计算机，只能事先在纸上写好程序，然后分组到计算机房去测试和运行。当时我们没有多少编程经验，那些事先编好的程序难免错误百出，输入计算机后不能运行。刘老师一个人帮我们十几个人现场改程序。现在想一想这实在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好在刘老师态度和蔼，从来不急不燥。程序运行的间隙也常和我们拉家常。她最经常提到的话题是关于七七级学生的故事，那一级的学生是清华数学系的骄傲。我们在入学时听到的大小报告中总少不了提到他们，系里的老师提起他们这一届来总是赞誉有加。

在清华的四年里，给我们上课最多的是萧树铁老师，那时萧老师是系主任。从大学二年级开始，萧老师先后给我们教过常微、偏微和数学模型等课程。萧老师讲起课来挥洒自如、滔滔不绝。布置的作业并不多，但难度比较大。在我大学本科的所有考试中，只有萧老师的偏微和数学模型课是开卷考试。记得偏微考试出的一道题我们班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做。萧老师曾提示过在某个俄语学术论文中可以找到答案，但是我们同学中没一个人懂得俄语，即使找到那篇文章也看不懂。最后大家只好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应付了事。交完卷子后全都提心吊胆，没想到最后居然蒙混过关了。回想起来，这大概是我们头一次接触带点科研性质的题目。虽然不是很成功，却也多少有些刺激。后来在做毕业论文时，我选了萧老师做指导教师，题目是“关于非退化抛物型方程弱解支集的紧性和收缩性”。这一次我准备比较充分，花的功夫也多一些，自然成绩也好一点。

在我们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系里开始试点给本科生配备指导教师。给我指定的指导教师是孙念增先生。孙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说话慢条斯理，和蔼可亲，他没有给我们上过课。那时系里老师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学生宿舍也没有电话，每次我要找孙先生时都直接去他家，事先从来不打招呼。一按门铃，孙先生笑眯眯地开门让我进去。每次一谈就一两个小时。孙先生有很多藏书，大都是英文书。那时我还没有确定研究方向，他就随便借给我一些书让我看。那些书很深奥，读起来很吃力。后来大概孙先生觉出我更喜欢纯数学，就鼓励我去北大选课或旁听。

在清华的那段时间无疑是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清华就像第二个家一样。在那里我度过了四年多美好的时光。每当回想起那段日子，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荒岛的荷塘月色，水木清华的山光云影。湖边朱自清先生汉白玉雕像，似乎在低声吟诵着：“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可是我们的时间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选自《数学系80周年纪念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