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刘小石（1952建筑）

1958年，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中央决定在北京兴建国庆工程，敬爱的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繁重工作中亲自主持了国庆工程。我们建筑工程系师生和各地建筑工作者一起参加了国庆工程的规划设计，在这个期间，作为清华大学建筑工程系党总支书记、副系主任，我有幸六次见到周总理。

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在深夜里，我们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室等着，过了午夜12点总理来了。他穿一件普通的黑色大衣，一个人走进了会议室。几个房间里都挂满了各种设计图，总理一边看，一边问，了解各方面的意见，当看到军事博物馆四平八方，严格对称的设计图时，万里同志介绍说，这个设计方案元帅们已看过，同意了。总理抄着手站着注视了一会儿，笑着说：“立正！”就转身往前看别的图了，这个方案就通过了。对人民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图纸更是走来走去地对照着看，挑选能配合的方案。就这样站着、走着，一直没有坐过，没有休息过，看了多个项目的方案，直到近凌晨3时才离开。

在讨论人民大会堂设计问题座谈会上，有的同志曾提出人民大会堂及国庆工程应采用“实用，经济，美观”的方针或者“实用，经济，尽可能注意美观”的方针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为此，总理向大家讲述了毛主席看了国庆工程设计图后讲的话。主席看了图后问要花多少钱，还说不要花钱太多了。总理对大家说，条件还是有限制的，美观只能在可能的条件下注意，国庆工程仍然按照党的“实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的建筑方针办。以后的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使工程能少走弯路胜利完成。

总理平易近人，虚怀若谷，多方听取意见后才作决定。人民大会堂施工过程中饰面材料采用什么好，尚未能确定。总理指示征求清华学生的意见，特地请吴晗副市长组织了建筑专业两个班的同学去看样品，发表意见。总理听到同学们的意见后说，他听从大家的意见，采纳了同学们的意见。

在那次讨论人民大会堂设计座谈会上，总理从到会的名单知道我的名字后笑了，问我为什么取这个名字，是不是跟着父亲的名字取的。那天我的老师梁思成先生也在座，总理亲切地鼓励我在会上发表意见说：“不要因为老师在就不敢发表意见。”

对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总理作了明确的指示。他说：国家大剧院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的，一定要看得好，听得好，观众厅要设计成卵形的。因为卵形的观众厅声学效果比较好。

国家大剧院原定规模是三千人，方案已经文化部审议，由总理审定采用我系师生作的设计。后来，一个大设计院的总建筑师又设计了一个五千人的方案，他说美国洛克菲勒中心“无线电城”剧场的规模是五千人，效果很好，中国的国家剧院不应小于这个剧场。这个方案得到一些领导同志的支持。剧场使用单位的同志和我系师生都认为规模过大，看和听的使用质量标准都要降低，不同意这个意见。对这个不同意见的争论总理很重视，在国务院讨论国庆工程的会议上重点进行了讨论。在两种意见都充分发表了以后，我把带去的关于洛克菲勒中心这个“剧场”的资料送给总理看，都是英语的书籍。总理一边看，一边读，还翻译了一段给到会的同志听。总理看完以后说：“这不是一个剧场，是一个电影院。”并拿起书指着平面图对大家说：“后台很小不能演戏，根本不是一个剧场！”然后总理挥着手，提高声音说：“不要学这个美国的！不要什么都是美国的！美国的摩天大楼修得那么高，又贵，又不实用，我们北京就不盖！”决定仍采用我校师生作的方案。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剧场”是用来演电影兼演一些歌舞片断的，根本不是一个剧场。总理耐心听取不同意见，深入了解情况，慎重地做出决定，批判了“一切照抄，机械搬用”的崇洋思想。时至今日，还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周总理亲自审定方案，把这项重大工程设计任务交给清华承担，后来又指定建工部设计院负责审查我们的施工图纸，帮助我们克服缺乏实际经验的困难。

1958年秋中央在武汉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时，总理要听取剧院设计进展的汇报，我们连夜赶去武汉。在向总理汇报剧院设计工作时，总理问到需要多少钢材，我们回答不出来，因为只注意技术方案，缺乏经济观念，没有即时估标算。总理讲到人民大会堂要用多少钢材，占鞍钢年产量的百分比都记得一清二楚。这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也感到十分的惭愧。当我回答问题时，讲到舞台机械用的小型电机是定型产品，市场上可以买到的时候，总理就笑起来了，他说：“你还是书生气！现在市场上买不到。”

国家大剧院后来推迟了施工，总理还是关心这事，文化大革命后期还对北京城市建设部门的同志讲，国家大剧院还是要建的，并查询有关的研究工作是否还在继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