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龚育之^*（1948—1951化学）

按：龚育之学长于2007年6月12日逝世，享年78岁。今刊载龚育之学长生前撰文《我在清华的三年》（续），以示悼念。

那几年在清华，尽管不断搞运动，停课过多，但主要的时间还是用来学习各种课程。下面就讲一讲我们的课程和上课的老师，当然，讲这些仍然不免涉及政治。

龚育之学长2006年在化学系建系80年庆祝会上。

先讲大一的时候。

普通化学，是化学系一年级学生的业务主课，授课老师是张子高先生。张老先生课讲得明白，同学生也很亲近，开国大典后组织学习，有些教师参加学生们的学习，张老先生也来了。当时报上公布了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公布了将要镌刻在纪念碑背面的碑文。张老先生是一位前清秀才，经历了从清朝到民国到新中国的历史。他对这碑文表示极其赞赏和钦佩。他说：“立碑纪念三年以来，三十年以来，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以来，所有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们，这是何等宏大的气魄！何等宽广的胸怀！”说着说着，他不禁老泪纵横。后来他专攻中国化学史，这是他的优势，成了这方面屈指可数的权威之一。

分析化学，也是化学系的业务主课，要学两年，是高崇熙老师教的。我们上清华时，高崇熙是化学系主任，他办公室的门玻璃上，刻着C. H. Kao。作为一位化学家，他首创了关于一种稀有化学元素的分析方法，学术界称之为C.H.Kao Method,被收入一部世界著名的分析化学全书之中。解放之初，学习《新民主主义论》、《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这些文件，大家兴趣很高。他也兴趣很高。他同我说：“《新民主主义论》很好，道理说得很清楚，我都赞成。可为什么要一遍遍地学习讨论呢？我躺在沙发上，一个晚上就看完了，都明白了。”他注重生产实际，据说抗战时期在昆明西南联大时，就指导过化学试剂的试制。解放之初，美国封锁新中国，他又指导学生回收用过的化学试剂，后来还指导创办化学试剂厂，向市场供应当时不能进口的化学纯和分析纯的试剂。他分析了美国Pyrex牌玻璃的成份，结合中国的条件，试制了 Tyrex牌玻璃，这是在实验室里可以直接在火上烧的玻璃。这Tyrex的T，表示“清华(TsingHua)”的意思。有一个时期我觉得学化工对国家更重要，想转到化工系，同高老师商量，他说：不要转，化学是化工的基础，基础打好了，再学点工程，不难。我听从了他的意见。

可惜，高老师在三反运动一开始，由于一点细故，由于沟通不够，服氰化钾身亡！近来读杨绛的散文，读到她记高崇熙自杀前到她和钱钟书家里默默而别的情景，淡淡的哀思，却是长久的怀念，令人唏嘘。

微积分（化一必修的业务课）的授课教师，是数学系的赵访熊先生。他讲数学归纳法，先从小公鸡的经验归纳法讲起。一位家庭主妇，养了一群小鸡，准备养一百天，留下母鸡继续养大，好生鸡蛋，公鸡就宰了，以佐餐肴。但小公鸡不知道。它认为，生下来第一天，主妇给米吃，第二天，又给米吃，第三天，还给米吃，这样吃了九十九天，都给米吃，所以，第一百天，一定还给米吃。这小公鸡错用了数学归纳法。数学归纳法有两条缺一不可的条件：一、当N=1时，结论正确；二、假定N=K时结论正确，能证明N=K+1时结论也正确。这才能得出N=任何正整数时都正确的结论。小公鸡不知道还要满足第二个条件才能天天有米吃，结果到了第一百天，就给主妇抓去杀了吃了。这样的生动讲解，能不引人入胜？

清华还有一门大一国文，全校新生必修。这是清华中文系朱自清、浦江清这个学派的创意吧，我认为很有益。教我大一国文的，就是后来同吕叔湘那位权威合写《语法修辞讲话》在《人民日报》上连载的朱德熙老师。他出题给学生作文，还给学生评改卷子，评讲卷子。我记得一道作文题是《来校途中》。评讲时，他拿出两份卷子，一份词藻华丽，没有什么内容；一份没有什么词藻，却生动地描写了来校途中经过共产党地区，那文化不高的村干部，用蚯蚓爬出来似的字体给他开路条的情景。他问，哪篇好？多数人认为是后面那篇好。他赞成多数的意见，并从语文上（不是从政治上）讲解了认为它好的原因。我那篇《来校途中》，朱先生用毛笔画了许多圈点，批了一句：写得很好。

大一英文也是全校新生必修，教我这课的是一位美国人。

大一课程还有一门，是中国历史，属于理工科必修课。我听的是孙毓棠老师的课。孙先生是经济史大家。可惜我那时只是醉心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没有好好听孙先生的课。后来这课不考试，只需交听课笔记，我也交不出来，就借了旁听此课的郑培芳的笔记充数。

还有大一体育，这也是全校新生必修课，著名的马约翰老师教。人家教体育在操场上，他教体育还在教室里。记得他讲过一堂课，是卫生习惯。他是华侨，用英文讲，讲到厕所要清洁，不然发臭，人们不愿久蹲，匆匆而去，结果就容易便秘。便秘这个词也是用英文讲的，大家不懂，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便秘”两个中文字。体育课在清华是必修四个学期，考试方法特别，就是每学期刷课（旷课）不超过三分之一，就算及格！

我比较详细地讲了我所经历的清华大一的课程，是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课程安排，体现了“大学者，大师之谓也，非大楼之谓也”（梅贻琦语）的精神，这么多的大师，都为大一新生讲课！还有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兼顾，大一理科新生学那么多文科课程！可惜后来大一国文，理工科的中国历史，都给废弃了。

大二的课程，有无机化学，也是化学系的业务主课，张青莲老师教的。他是重水研究的专家，一九五五年成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记得我从苏联一本书上看到一道趣味的试题：天平两端，一端放一杯水，另一端放砝码，保持平衡。现在把一个指头放到一端的水里，请问：天平的状况会不会变化？在宿舍楼前集合等待去看电影的化学系同学争论起来，看法不一，张青莲老师也在，参加同学的争论。他要同学们第二天到他的实验室去做实验。第二天去了，一做实验，大家都明白了。我把这个故事写成一篇小文章，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

还有普通物理，也是化学系必修的业务课。我选的是钱三强讲的课，这位大师级的教授，一九五五年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来成了“中国原子弹之父”。

还新开了政治课。作为教育改革的最初步骤，建国后设立了以革命的政治和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大课。成立了以费孝通先生为首的大课委员会，金岳霖这些大师都来讲。但是他们对共产党的政治还不很熟悉，备课热情可嘉，效果不算太好，学生们不大满意。就从校外请艾思奇来讲哲学大课，在大礼堂讲，很多学生听，有些老师也来听。艾思奇是著名的《大众哲学》一书的作者，艾和费、金一道，都是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时最初的学部委员。“艾思奇三进清华园”的故事，就是从这里来的。还请胡华来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讲史比讲哲学更容易生动，更受同学欢迎。

我们还选了一门俄文课，原来的第二外语德文课改成选修了。教俄文的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中国机构的工作人员，叫吉利洛夫（Кирилов）。就凭这一点浅薄的俄文底子，我在学校时读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的一封信，把它翻译出来在《文艺报》发表了。后来我休学卧病在床，还勤查俄华字典和露和（俄日）字典，译出了多篇苏联的化学和哲学文献。

吉利洛夫在历史系开设了一门苏联史，用中文夹着英文讲，我也选了这门课。

我还选了经济系从校外请来的千家驹教授讲的《资本论》课。他是著名的民主教授，曾经在香港进步的大学——达德学院授课。如果我在香港不来北平，就可能上达德学院，听他的课了。这门课讲了一个学期，《资本论》第一卷还没有讲完。他也是中国科学院最初的学部委员。

化三的课程，一是有机化学，一是物理化学，都是化学系分量很重的业务主课。前一门是冯新德教授讲，后一门是黄子卿教授讲。黄老师讲课不大好懂，还不时夹一点哲学思想，说：科学只能问How（是怎样）,不能问Why（为什么）。How，读成好，Why，读成坏，就讹成“科学只能说好，不能说坏”。这是一个笑谈，却变成了深刻的记忆。黄老师是建国之初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冯老师是后来增补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我还选了一门工业化学，化工系的武迟等教授合讲。我们系新从美国回来的冀朝铸同学也听这门课，但他那时中文还不大好，考试的时候武老师另外用英文给他出题。参加这门课讲授的记得还有侯祥麟教授，他也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前两年成为我国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

除了正式的课程，还有课外的演讲。解放以后，我听到的演讲，印象深刻的有：郭沫若，他演讲时，指着大礼堂讲台对面二楼座位后墙上方悬挂的大匾上的四个大字“与国同寿”，作了一番调侃；周扬，他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湖南人，还有浓厚的、我所熟悉的益阳腔；丁玲，她是著名的作家，她回答同学们的问题，讲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怎样体现在婚姻上；杜矢甲，他是音乐家，用我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土嗓子给我们唱西北民歌；于振善，他是解放区的一位农民，因为反敌人扫荡，要埋粮食，坑挖大了费时间，坑挖小了，剩下粮食容易暴露，就自己摸索着发明了数学家早已发明而他却全不知晓的对数，制出了于振善算尺；钱正英，她讲黄河冰凌抢险的情况，南方人对凌汛完全是闻所未闻；范长江，讲抗美援朝；乔冠华，讲“伍修权大闹联合国”……

除了校外请来的演讲人，还有校内的教授在课外的各种大小演讲。数学大师华罗庚，在清华大操场的草地上同我们二三十个学生讲过年轻的早逝于荒唐的决斗的法国数学天才的伽罗华（Galois）的故事。大家都注意到，“伽罗华”倒过来读就像“华罗庚”……

已入老境，对遥远的大学时代的回忆，别有一番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