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怀念彭桓武先生

朱邦芬^*（1970工物）

今年2月28日晚上，清华七级老学长彭桓武先生仙逝，我不胜悲痛。近年来,经常遇见彭先生，虽然他走路步子已经有些蹒跚，有时还需要借助拐杖，但精神矍铄，思维依然清晰敏捷。2005年，世界物理年，恰逢彭先生90华诞，也是他自清华物理系本科毕业、开始从事物理研究70周年。6月3日那天，有幸在清华主楼后厅聆听他所作的学术报告“广义相对论——一个富于刺激性的理论”，感到由衷的敬佩。一个物理学家，年过九旬仍然活跃在第一线，撰写学术论文，做学术报告，在世界上也罕见，更何况他把这项研究还当年他“欠”他导师周培源先生的“债”。本来以为彭先生至少还能继续带领我们前进一段时间，想不到一场感冒夺去了他的生命！

彭先生一直是我所敬仰的我国理论物理界德高望重的大师。我早在上一世纪60年代，就知道彭先生的大名，但当时原子弹元勋的名字和事迹还属于“绝密级”材料。彭先生最早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博士导师——马克斯·玻恩在其回忆录《我的一生》中寥寥几句话所描绘的彭：彭（桓武）决定“为中国人民撰写一部大《科学百科全书》，包括西方所有重要的发现和技术方法。当我说到我以为这对单个人来说是个太大的任务时，他回答道，一个中国人能做十个欧洲人的工作。”“在彭之后，爱丁堡又来了他的两个同胞，程（开甲）和杨（立铭），他们是极不同类型的人。彭除了他那神秘的才干以外是很单纯的，外表像个壮实的农民。这两个却是高尚、文雅、有高度教养的绅士，两人都精于数学，在物理学方面也有天赋，然而可能没有彭那样高的水平。”

90年代初，我因为参加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学术委员会和理论所主持的攀登计划，经常见到彭先生。从80年代后期开始，我长期是中国物理学会凝聚态理论和统计物理专业委员会的成员，知道彭先生“文革”后在国内倡导凝聚态物理研究，为中国凝聚态物理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彭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杰出校友，对清华园和清华物理系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2000年以后我回到清华物理系工作，2003年以后我担任物理系系主任，与彭先生个别接触的机会增多，有幸更多地受到彭先生的教诲。这些年来的接触，我最深的感受是，彭桓武先生是一个真人，是一个童心未泯的科学大家。玻恩的那句评价“彭除了他那神秘的才干以外是很单纯的”是非常准确和传神的。

彭先生是我国物理学家中最博学多才的一位。即使九十高龄，他依然像孩子那般兴趣十分广泛。他不带任何个人功利目的而去探索大自然奥秘的精神，是最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记得去年他曾对冷聚变发生兴趣，特地请了一些物理学家到理论物理所开了一个研讨会。这样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去涉及这样一个“敏感”的学术问题，没有一种求真的精神，是不可想象的。黄昆先生是玻恩的博士后和合作者，彭先生和黄先生很早就相识，常在一起探讨物理问题，一直延续到他们的晚年。他们俩讨论学术问题，可能彭先生更主动一些，有好几次他专门到黄昆先生家里去探讨物理问题。记得上世纪90年代末一次在半导体所办公室里，黄昆先生和我谈及彭先生，他认为自己和彭先生是两种不同的研究风格：彭先生的知识面极广，在多个领域都有建树；而他自己研究的面很窄，在深度上要好一些。确实如此。彭先生是中国物理学界不可多得的全才，他曾经说过，“我的兴趣非常广泛。博学多才不敢说，但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历史、地理、地质都有兴趣，在我看来这些落到最后都是一家。所以，国家需要就去做呗！”彭先生的治学经验是“学问主动，学友互动，良师鼓励，环境健康”，这四点无不体现了他在知识海洋中遨游的进取精神。例如，“学友互动”，彭先生是指他与高年级学生及研究生王竹溪、陈省身的交往，与同宿舍的三个清华数学系、化学系和中文系的同学之间的无拘束的交流，以及与学心理学的清华同学在散步时的交流；而他心目中的“环境健康”，说的不仅是清华大学大草坪、体育馆，主要的还是清华大学图书馆开放式的大书库。正因为如此，彭先生一生的学术生涯多姿多彩。除了以其姓氏命名的关于介子场的HHP理论外，彭先生在场论、凝聚态理论和统计物理、原子分子物理、激光物理、生物物理等多个领域做过大量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外；他还服从国家需要，研究钢锭的高温加热，他多年从事核物理、反应堆和原子能科学技术研究，领导并参加我国原子弹、氢弹的原理突破和战略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是我国23位“两弹一星元勋”之一。另一方面，黄昆先生的治学格言是“学习知识不是越多越好越深越好，而是应当与自己驾驭知识的能力相匹配。”应该说，黄先生在创造新知识上非常突出，而彭先生在运用知识上，为国家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彭先生虽然是个单纯的、渴求真知的科学家，但又是一个做大事、立下大功的科学家。彭先生的许多名言，不仅是他治学的心得，更是他多年从事实际工作、做大事情的宝贵经验：例如，解决一个难题“分而制之”的思想路线；重大工程技术问题要“做最多工作”的原则，即做研究时要看到每一条可能走的路，不局限于一隅，而每一条路又要坚持走到底，这样得到的结论才靠得住；“3和1相比，3就是无穷大”的近似以抓主要矛盾。听彭先生讲，结合研究核武器的工作，他曾经想总结工程技术中一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认为这跟电子计算机和信息同样重要。他初步归纳为：（一）总工程师要有总平面的观点；（二）要根据现今的技术做保守的设计；（三）要对比不同的思想；（四）要注意与各方面的要求配合以制定产品目标；（五）要从多方案优化设计经过实验证实到定型标准化。他认为，做工程是很实际的，牵涉的方面广，因素多，要花钱，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需要特别认真和负责任的多谋善断。彭先生做许多事情都是“但开风气不为先”，奠定好基础后，就另外开辟一个战场。他是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的奠基人和第一任所长，他为理论物理所奠定的良好学风、所风和传统，至今还让人们津津乐道。在彭先生的感召下，以理论所为核心，整个中国的理论物理界十分团结。1980年，鉴于凝聚态物理对我国高科技发展的重要性，他大力倡导、参与组织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的凝聚态理论和统计物理学术小组，并担任第一任组长，致力于推动这门学科在中国的发展。然而，事情有了眉目以后，他就不再担任组长。凝聚态理论专业委员会至今不搞终身制，要归功于彭先生为我们开了一个好风气。

彭先生不仅学问好、功劳大，更是为人的楷模。近年来，为了更好地对学生进行“为学和为人”的教育，清华物理系举办了一个“与大师面对面”的系列活动，请一些卓越的物理学家来校与本科生和研究生谈自己的治学经验和人生历程，讲演后再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气氛亲切，同学们反映很好。2003年11月6日，彭先生在清华大学主楼后厅向五六百位清华学子作了演讲。事先我曾和何祚庥先生谈起此事，何先生担心彭先生讲演效果不够好，建议我再邀请黄祖洽先生（彭先生带的第一个研究生），和彭先生两人一起开讲。我想了想，虽然彭先生讲话语调平缓，不属于慷慨激昂那种类型，但他的话没有八股调，常有一些自己独特的、非常精彩的警句和格言，所以能抓住学生的心。为防万一，也怕彭先生持续两小时的讲演和回答问题太累，听说中央电视台采访彭先生的“大家”节目非常感人，我们还准备了那个访谈节目的光盘。果然，那天彭先生的讲演非常感动人，回答同学的现场提问更是精彩。大厅里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给我个人留下印象最深的有他以下一些话：“老师不能拒绝学生，这是清华的传统”。“我的理论不是玩票的，理论不是空架子，而是要去解决问题”。“太灵活对于做科学是不太适合的，因为科学讲究求真”。对于彭先生而言，这些话不仅表达在口头上，也是他行动的指南。我所遇到的几件小事，就很好地诠释了彭先生是如何对待“在清华，老师不能拒绝学生”这句话的。彭先生那天报告的开场白就是，“今天应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函约与大家见面答问，来和大家座谈，我是清华物理系的老校友，所以不敢延误，赶紧前来”。去年清华物理系庆祝建系80周年，我们请彭先生给“清华物理80年”这本纪念文集写一篇回忆文章，出席4月29日上午建系80周年庆祝大会并讲话，彭先生毫不推辞，满口答应。29日晚上物理系学生在学校大礼堂举行系庆文艺演出。我完全没有想到，彭先生居然拄着拐杖来了。他坐在大礼堂的硬座上三个小时不离座，兴致勃勃地问我学生演出中的各种新鲜玩艺儿，不时地感叹说“看不懂，看不懂”。彭先生感到困惑的眼神和喜爱钻研的那股劲儿，至今历历在目。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以“立德、立功、立言”作为人生目标的三大追求。彭先生“德、功、言”，无愧于祖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他92年的人生历程。彭先生安息吧，您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鼓舞、指导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去“做人、做事、做学问”。

*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