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40年4月1日，我入圣心学校，攻读英文。圣心学校分布于全世界各国。天主教圣方济各修会除了传统的传教工作外，还积极从事国外布道工作，并在教育与学术研究方面有所建树。圣心会是天主教女修会，1800年由修女巴拉创立于法国，以开办培养富有人家出身的年轻女子的学校闻名。巴拉死于1865年，当时圣心会已由法国发展到欧洲11国以及阿尔及利亚等地。

　　坐落在北平王府井大街东单三条西口的圣心学校，学制为十年一贯制，分英文班和法文班。它好歹维持到1966年。最后几年，由于学生招不够，剩下的8个修女经营了一座托儿所，专门收外国孩子。“红八月”中，她们被红卫兵驱逐出境。如今，那座巍峨矗立的三层教学楼房已荡然无存。严复的大孙女严绮云是该校有史以来的高材生，备受修女们的器重。上世纪30年代末萧乾在香港结识的四川姑娘卢雪妮，在圣心学校攻读过好几年，她的法文和钢琴就是在那儿学会的。30年代以来，我的４个姐姐先后在圣心念过书。我赶上了末班车。三、四年级时教我的艾玛嬷嬷是我的恩师。1941年，圣心会的总会长到北平的圣心学校来视察，注意到我写的一篇英文作文(题目叫《一个故事》)，予以夸奖。艾玛嬷嬷作为我的级任老师，觉得脸上光彩，常常单独跟我聊天。四年级的课本中有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的短篇小说《瑞普·凡·温克尔》。艾玛嬷嬷告诉我，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代表作《尤利西斯》中就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个人物。这位修女的知识面相当广，有一副圆润清亮的歌喉，入修女院之前，想必相当活跃。

　　我在圣心读了一年零九个月，连跳两级，每月评奖，上台领奖的总是我。那些读母语的金发碧眼的同学，个个娇生惯养，松松垮垮。1941年年底，我以优异成绩读完了四年级，但家中再也无法供我在圣心念下去了，它的学费比一般学校贵一倍。我并未气馁，在家自修初一、初二功课，还自定读书计划，尽情阅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等名著，背诵《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琵琶行》《秦妇吟》等长诗。

　　1939年至1949年间，我们兄弟姐妹中一直有一个至五个在辅仁读书。我辍学时，大姐是辅仁大学西语系毕业班的学生，后来成为台湾女作家的张秀亚是她的同学。三姐读完二年级就患了足疾，暑假后架着双拐住宿数月，没参加期末考试就卧床不起。我和四姐住三间东厢房，该上学的离开家后，我一面伺候三姐，一面自学。父亲住正房，两明一暗，两间明的打通了，是客厅兼饭厅，但早已开不出像样的饭了，只好分开来吃。父亲经常到东安市场的旧书店去出售他的藏书。我们把缝纫机、收音机、留声机等都卖掉，最后连房契也抵押出去。大姐大学毕业后，托她孔德学校时的老同学周鞠子（她是周建人之女，和两个弟弟跟着母亲，与二伯父周作人生活在一起）向周作人说项，在北京大学日语系当上系主任徐祖正的秘书。大姐是个很好的带头人，对弟弟妹妹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这时前院和两个后院都租出去了。母亲带着大姐、三姐住西院的三间北房，弟弟们则睡在与父亲那间卧室兼书房相连的套间里。母亲精心栽培的白丁香和黄刺玫各两棵，枝叶遮没了中院的一半，另一半是枣树和藤萝架。西院种的是紫丁香和葡萄架，以及一棵松树。她还在巨钵里培植了一棵一米多高的桂花树，幽香袭人，冬季必须搬进屋。

　　1942年9月，我插班进入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女校初三，次年考入高中。1930年萧乾进辅仁大学时，那是新由天主教美国本笃会办起的私立大学。没过几年，由于纪律松弛，由德国圣神会接管，还分别在东官房和太平仓创立了附属中学男校和女校。新中国成立后，男校易名十三中，女校早已夷为平地，成为平安大道的一部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与德国纳粹狼狈为奸，德国教会也沾了光，北平沦陷期间伪教育局没怎么插手辅仁的教务。例如，教育局规定每周上五堂日语、两堂英语，实际上教五堂英语、两堂日语。师生之间有默契，如果查学的来了，立即调换课本。查学的确实来过几次，但只在教务处坐坐，从未进教室来查问过。我的两种外语都起了作用。每逢交英文作文，全班５０个同学中，至少有三十几个请我预先替她们改一遍，重抄后再交上去。老师允许我利用上日语的两个小时去向一位德国修女学德文。考试时，我给大家递小条，保证人人得满分。那位教日语的男老师干脆到走廊里抽烟去了。他本来也是混口饭吃，觉得教敌国的语言没志气。

我读小学时，算术一向是班上最好的，从来没出过错。由于没有读初一、初二、初三的代数，高中的几何、三角就都成了难题。亏得我遇上特级教师王明夏。她从来没为我单独补习过，甚至没跟我说过话。但她教数学的本领确实了不起。不知不觉间，我就开了窍，记得考清华时，五道数学题，我答对了四道半，只有半道有点差错，自己估计考了95分。我从《华夏妇女名人词典》（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中得悉，王明夏老师生于1905年，是湖南浏阳人，193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除了辅仁，还在河北省高级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北京师范大学实验中学教过数学，并被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聘为讲师。她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学风严谨，教学水平和教学艺术是全国中学数学教师的典范。可惜当我于1988年了解到王明夏老师的光辉事迹时，她已作古15年了。

年轻时的文洁若

　　我三姐常韦于1936年回国后，在崇慈女中念初三。次年，考进辅仁女中的高中部，不但应付自如，而且成为教英语、化学等课程的美国修女艾琳的得意门生。当年学校用的化学教科书是由英文翻译过来的，修女特地把原著借给我三姐，并且破例准许她一个人用英文答卷子。因为学习成绩优异，1939年从附属女中免试保送到辅仁大学西语系。我还在小学和圣心读书时，三姐就常带我在星期日上午到太平仓去望弥撒，每次她都跟艾琳修女聊上一通。圣诞节晚会的节目也由艾琳修女导演，她还让我扮演过小天使，三姐则身着白色纱衫，用英文朗诵《平安夜》。这是姊妹俩唯一的一次同台演出，1941年6月，三姐扭伤了脚脖子，不得不中断学业。

　　我于1942年9月入辅仁女中初三后，由艾琳修女教英语，然而当年11月，她就连同在辅仁大学女校任教的另外两位美国修女（杰玛和玛格丽特），被侵华日军押送到山东潍坊的一座日军关押美、英等国侨民的集中营，囚禁起来，日本投降后，才获得释放。我上高三时，她教了我一年。我们听说，这３位修女在集中营里为老人和孩子做了大量的工作，她们的献身精神，使大家深深感动，1948年12月，她们返回美国。艾琳修女到大学化学系去深造，随后在一座天主教中学教化学。

　　国语老师张先生，经常对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教历史、地理的郭先生，每次慷慨激昂地讲到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一百多年来被侵略的历史，同学们都会充满爱国主义热情。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女校之所以能够聘请到这样一些优秀教师，是因为辅仁大学是德国天主教圣神会掌管。1935年来华的罗马宗座驻华代表蔡宁红衣大主教是意大利人。1936年担任辅仁校务长的雷冕神父是德国人。后来德、意、日成为轴心国，辅仁大学就成了沦陷区北平教育界的一方净土。校长是德高望重的陈垣（1880─1971）,培养了不少人才，如王光英、王光美。念完高二的暑假，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7月高中毕业，9月，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步入晚年，我由衷地感谢那些教导过我的恩师们。他们告诉我，要做个有骨气、有志向的中国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2009年5月7日

转自 天津日报 2009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