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杨联馥

嫁出去的闺女回了娘家

2008年12月13日，我陪老伴张治公（1948哲学）去参加清华大学解放60周年聚会，又一次重温了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度过的峥嵘岁月。

还记得六十年前的那几天，地冻天寒，隆隆的炮声伴着呼呼的西北风，最冷时到了零下十三四度。当时我在城里，街上行人稀少，一辆辆荷枪实弹﹑端着刺刀抓人的卡车呼嘨而过。我们在他们鼻子底下做迎接解放的地下工作，既紧张又兴奋。就像《青年进行曲》中唱的那样：“我们的青春像烈火一样鲜红，燃烧在战斗的原野。我们的青春像海燕一样英勇，飞跃在暴风雨的天空。”

进入聚会大厅，一股暖流扑面而来，老友相见格外亲。老伴去签到，一会功夫美滋滋地回来了，左手拎着刚发的新资料袋，右手抱着书，胸前还挂着个“红条”。我再一看四周没人穿西装革履，别着花，挂着“贵宾”、“嘉宾”缎带的。倒很像嫁出去的闺女回娘家一样，人人一脸喜气。别的那个红色电光纸小条，只写着年级和姓名,但却显得那么有份量，那么光彩照人！

清华啊！你是哺育这代人的摇篮，你是这些老人的家。

一首歌拨动了两代人的心弦

开会了，全体起立高唱《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起天下的兴亡……”歌声一起，群情激奋，这是在我们血液中流淌了六十多年的旋律啊！这首歌创作于1934年，这批老人的一生正是国家这段历史的缩影，它曾激励了多少爱国青年投身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史变了，今天唱的时间地点不同了，但却让我们想起了风雨如磐、国土沦丧的战争年代。这首歌把我们凝聚在了一起。

唱罢，会还未开始，这间隙我听到了参加会的青年学生一段有趣的对话。

“嘿！你们知道刚才台上的指挥比我爷爷还大呢！87岁了。听说他不姓方（方堃），本姓胡，是咱们学校电机系的地下党员，从学生运动时候就当指挥。”

“我们刚从汽车上搀下来一位奶奶，就是前头坐轮椅的那位，唱得可好听了。她说她学运时是进步社团‘大家唱歌咏队’的，怪不得！”

“前排有的老人站起来都费劲了，可是非要站着唱，我们把他们扶起来，没想到唱得那么忘情，那么自豪！不，应该说底气十足！”

要不是开会了，我真想转过身去，对孩子们说：“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肩负起天下的兴亡’,爷爷奶奶们当年是这么唱的，一辈子也是这么做的。”

我们是“特殊兵种”

开会的会场是阶梯式的，我和老伴腿脚利索，我们找到了最后一排位置。唱罢坐下，定睛一看，前头灰白一片，就像外面刚刚下过一场雪一样。在座的八十开外的老人，不都曾有过天真活泼的童年，奋发有为的青年和多灾多难的中年吗？怎么不知不觉，不情愿地就步入到了晚年？这时我想起画家丰子恺先生说的那个“渐”字，在六万多个汉字中它最可恨，神不知鬼不觉，岁月在我们身边渐渐地溜走了。

我和老伴与他们有着共同的经历，都是学生出身，学运起家。他是抗日战争时期，我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的革命。提起这一生，他总说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当过兵，没打过仗。我说，谁说的？我们参加的是第二战场的“特殊兵种”。毛主席早就说过，中国境内有两条战线，第二条战线就是伟大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间的尖锐斗争，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

这个兵种的兵一样忠于革命、忠于党，虽然手上没有枪，身上没有军装，但他们那套行头却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所没有的，独一无二。

台上讲话的那位大高个的老人，退下来之前是北京一所大学的校长，原是学航空的，他的专业应该上天上转悠，却钻到“地下”了。他本姓王（王浒），假身份证上写的是丁大山。扮作煤铺伙计，戴了顶草帽，穿一身半新不旧的中式裤褂，佯作探亲。他按照规定的路线和接头暗号，越过封锁线，去解放区学习。还有一位外文系的女同学（王金凤），后来成了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著名记者，写了几百万字的新闻作品。那时她和两位不同学校操着不同口音的同学组成一个“表亲”家庭，去解放区。行前她把身上所有的钱，包括母亲为她北上求学，备急需的金戒指统统交给了党组织。他们还编了一套过封锁线对付特务盘问的“故事”：“表哥”说他在山东做生意，娶了个四川媳妇，父亲死了，仨人回家奔丧。他们还特意从天桥地摊寻来一张发黄的旧照片，当他“父亲”遗像。“表哥”头戴瓜皮帽，身穿长袍马褂。“表妹”穿了件旧棉袄和黑棉裤，裤脚还系了两条腿带。现在，当年那个小“表妹”，已是年逾八旬的胖老太了。

艳阳天

解放了，第二条战线的任务完成了，从“地下”转到了“地上”，党和外围组织公开了。我们浸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满街是欢快的咚咚的腰鼓声。唱啊！跳啊！扭起了秧歌。那个高兴劲真难以用笔墨形容。从北平开天辟地第一章入城式，到开国大典，到建国，那段时间，是我们这一代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至今在我们的记忆中流淌。那时社会生机勃勃，人们热火朝天地迎接新事物新思想，过起了新生活。变化之快，人心之盛，真是空前未有。我们那股子救国激情一下变成了建国的热情。我脱产了，穿着当时最神气的灰布列宁服。集体住在西城，上班在东城。一早门前就停好敞篷大卡车，那时身轻如燕，一撇腿就上了大卡车，迎着朝阳唱一路。吃大灶，高粱米、豆芽菜，也吃得满香。供给制每月给合五斤小米的津贴。大伙从不以为苦，而是兢兢业业、生龙活虎般地忘我工作。

真金不怕火炼

好日子过了六年。1955年肃反开始，那位名记者，《人民日报》刚发表了她写的社论《肃清暗藏的反革命》，突然政治上受到怀疑，当重点审查了。我那时看了社论还天真地想，胡风反革命集团和我们八杆子打不着，不料没过两天，我父亲和我老伴相继落难。我们当时在团中央，运动结束,胡耀邦同志亲自赔礼道歉，他说咱们任重而道远，受了委屈的同志希望能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把思想包袱统统扔进太平洋里去吧！1957年“反右”前我们下放到省里，刚到新单位幸免于难。又过两年，1959年反右倾再次落难，又下放，后又平反调回。“文化大革命”更是在劫难逃。我们在逆境中艰难地生活了23年。数数那天开会的老人，哪个头上没戴过几顶“帽子”啊？解放前，隐姓埋名与敌人周旋，他们戴的是礼帽、瓜皮帽、破毡帽……那代表的是身份。没想夺取了政权之后，头上却顶了一摞政治“帽子”。但老伴从不吐这个苦水，也不计较个人恩怨，他说这是党和国家民族的灾难，不是个人问题，大家都是受害者。

写到此不禁使我想起了1948年上海天宝银楼的那场大火，烧得片瓦无存，但金子却完好无损。真金不怕火炼。历史证明这批老人是被人为地蒙上了一层尘垢，现在不又金光灿烂了吗？应该说这支队伍是金不换啊！

“逐日兮可长歌”

历史早已大江东流去，在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中，这代人在那特殊的年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做了他们应该做的，没什么可骄傲的，也没什么可遗憾的。只可惜晚晴天来得晚了点，大家1990年前后陆续退下来了。

我数数这批人中学什么的都有，却没一个专业作家，但从更老一代的清华人韦君宜同志写《思痛录》开始，一本接一本的好书出版了，《命运》、《浮生十记》、《路漫漫》……我都一一拜读了。真如重读现代史，真如欣赏历史大画卷，多么丰厚的一笔精神财富啊！我看这代人就像座储量很高的大金矿。年轻时他们在“地下”演什么像什么，老了干什么像什么。不顾年老体衰，《路漫漫》的作者（白祖诚）坚韧不拔一口气写了六年多，完成了一部百万字的大作品。我自叹弗如，诚心诚意地向他们学习，也拿起笔来，把耳闻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一点一滴写下来，为的是我们的国家永远别再重复同样的错误，我们的民族别再遭受同样的苦难，让子孙后代知道共和国今天的辉煌是付出了多少昂贵的代价取得的，让他们懂得珍惜再珍惜。

“朝曙兮可终逝，逐日兮可长歌。”

2009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