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梁 燕（1948物理）

按：此文是梁燕学长2005年7月撰写的，曾发表在《贵州党史》。梁燕学长已于2008年6月去世。其夫人黄竹琴女士得知本刊开设“迎接建国60周年”专栏，特转来此稿。此文真实回忆了解放前夕，清华一批地下党员奉命南下、传薪播火的斗争历史，具有典型性，本书予以发表（有删节），以飨读者。在此，也向黄竹琴女士表示感谢！

梁燕学长生前曾任四川人民出版社社长、贵州人民出版社总编辑。

告别清华园

1946年夏，我由贵阳清华中学保送到清华大学，注册在物理系一年级。当时正是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之际，蒋介石却又迅速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刚获得喘息之机的人民重又陷入战乱之中。面对蒋介石的进攻，解放区军民奋起反击，把蒋介石打得节节败退。在蒋管区，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又极大地撼动了蒋介石的统治，使蒋介石腹背受敌，四面楚歌。

青年梁燕

在清华园，经过1947年初的“抗暴运动”和同年5月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洗礼，我们二十多位物理系一年级同学，在杨坤泉、张天泰（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已是地下党员）的带动下，成立了一个地下读书会“戈壁草”。经过参加各种活动的锻炼，我们中的多数人很快都参加了清华地下党组织（南系）创建并领导的民主青年同盟。我在1948年5月又提出了参加共产党组织的申请。

这时的清华园，革命气氛越发浓厚。鉴于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全国解放指日可待，1948年六、七月间,根据上海局（原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同志的指示,清华大学地下党组织安排了二十多名家在南方的党员、盟员学生，分别到武汉、福州、广州、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开展地下斗争，迎接解放。许多地下党员、盟员以及进步同学，纷纷要求辍学返回尚待解放的家乡，发动群众，迎接解放。我也参加了这股申请南下的洪流。结果终遂人愿，我的两项申请都获得了批准。

作为黔籍学生，回家乡开辟工作，“南下”是我入党后接受的最重大任务。为此，我认真作了各种准备：首先，是写信回贵阳清华中学，伪称自己因病休学，想回母校边休养边工作，以维持生计。同时，又去面谒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吴泽霖教授，请他给贵阳校方去信，推荐我去任教。不久，我就接到校方复信表示欢迎。

其次，考虑到自己刚入党，斗争经验不足，便向组织上提出，要求增派有经验的同志一道南下。组织上决定派党员姚国安(后名姚重华)同志和我一起到贵阳，担任我的领导人。我再次通过吴教授也安排好姚到清华中学教书。

姚国安同志也是清华物理系的，比我高一年级，刚读完大三。我和他早就认识，曾在他负责领导的西山文化服务社当过一段时间的经理。我和他接上关系后，他正要先去上海，留下地址要我到上海后去找他。

7月初，我离京经由塘沽乘海轮到达上海，找到了国安同志。他详细地向我交待，到贵阳后首先是调查研究，多接近人、熟悉人，不要急于发动群众和发展组织。他有事要在上海待些日子，要我先去贵阳，看到一切无异常后，就给他写信，他马上赶去。

一切商量妥贴后，我便继续前行，同行的还有“戈壁草”成员吴道源，他是云南人，这次肩负着和我一样的任务回昆明。8月中旬，我到贵阳花溪清华中学报到。

在 花 溪

到了学校，对情况初步了解后，我便给姚去信，催他快来。

姚是在9月上旬开学后几天到校的。在听了我的情况汇报后，他说，他在上海已经知道，贵阳的环境很严酷，原来的地下组织破坏殆尽，现在已无有组织的地下活动。我们现在主要是了解情况，潜伏待机。但也不能消极等待，要在不暴露自己的前提下，了解敌人的基本情况和动态。

过了几个月，我们一直盼着上级组织派来联络的人始终没有现身。姚说，不能再等了，我们自己去找。于是，寒假一开始，他就以探亲为由去了重庆。但这次重庆之行还是无功而返，为了不惊动别人，他没有回校，从重庆直接去了香港。在香港，他和中共中央上海局（原南方局）城工部负责同志钱瑛、朱语今等接上了关系才回来。他告诉我，此次去港很有收获：一是明确了我们直接受上海局城工部领导，名称为中共中央上海局贵阳特别支部；二是为加强力量，要给我们增派人员来；三是城工部在贵州同时建立另一平行组织，由已被打散的原贵州地下组织恢复而成，但严禁我们两组织间发生任何横的联系。鉴于斗争形势严峻，要我们特别加强“慎独”的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不可稍有松懈。

不久，陆续派来了也是清华校友的党员黄培正，以及香港来的党员安粤。我向姚推荐，在学生中发展了思想敏锐组织能力强的学生朱厚泽入党。1949年3月初，经上级指示建立起“中共贵阳特别支部”。后来，姚说要按在清华的作法，建立类似“民青”那样的组织。但“民青”的名称太响，得改名。他在香港时已想好，就叫“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简称“新联”。这样，厚泽在清华中学，我在贵州大学，从建立新联入手，分头开展活动了。

我们凭记忆，仿照“民青”章程拟订出“新联”章程，抄写了几份，便开始工作了。我首先发展教师廖崇美作盟员，又由廖崇美发展了一些贵大同学入盟，这样，便形成了“新联”贵大分部最早的架构。

其时，贵大学运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甘凌杰是罢课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新联”在贵大学运中的这支便由甘凌杰负责。为了进一步开展工作，还办了一个公开的歌咏队和一个隐蔽的读书会。我直接领导了读书会的工作，并且以一个普通成员的身份参加了歌咏队。

我还担负秘密文印工作。手抄盟章的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大量复制学习文件和宣传品的需要了。油印机、钢板和铁笔都是我到贵阳假冒某郊区小学的名义买来装在皮箱里运回花溪的。我负责刻印，工作都是半夜进行的。字小，又都刻成仿宋体，就不容易看出是谁的笔迹了。那段时间里，我们先后刻印了《盟章》、《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

姚去香港回来后不久对我说：“香港方面答应给我们派来的人该到了，你可以先去联络。”我于是按事先的约定，用“苏兆敏”的化名在贵阳北郊的小宅吉找到安粤（现名安毅夫），经几次会面确信他周围是安全的以后，才把他的关系转给姚，由姚用另一化名和他直接联系。安是彝族，他也发展了一个党员杨光文，是苗族。另外，他还在贵阳城里发展了一些“新联”盟员，建立起“新联”组织。

在姚回来后不久，上海局调来的黄培正也来到花溪。黄是清华大学化学系的，我们原来就认识。他来得较晚，暂时还没有找到工作，只好暂住在姚国安宿舍里，平时到学校图书室帮助工作。 这样，中共贵阳特支已初具规模，共有成员6人：姚国安、梁燕、安粤、黄培正、朱厚泽、杨光文。六人的分工是：书记姚国安，负责全局；梁燕负责贵大，朱厚泽负责清华中学，安粤（由杨光文协助）负责贵阳市内少数民族人士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黄培正负责贵阳市内大、中学和社会青年的工作。在此期间，“新联”也已发展到四十人左右。

从l949年3月起，贵阳市的三所大学和十余所中等学校陆续开展了“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并举行了罢课和游行。“特支”的态度是，当前解放战争形势大好，包括贵阳在内的西部待解放地区的彻底解放已是指日可待。根据上海局的指示精神，我们应该积蓄力量、隐蔽发展、保存骨干，以迎接解放，而不宜搞大规模群众性的公开斗争，以免过早暴露自己，招致不必要的损失。但是，群众运动既然起来了，我们又必须参加进去，保护并发挥群众的斗争积极性。于是决定只派甘凌杰参加贵大罢课运动，任务是参加、观察、影响运动，培养和发展积极分子队伍，扩大“新联”组织。后来事态发展证明“特支”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到了1949年5月底，“特支”和“新联”的工作已全面铺开，一切都正按我们的计划在顺利地进行。但谁也不曾预料到，国民党特务的魔爪正悄悄向我们伸来。

紧急撤退

1949年6月4日，我从贵大参加歌咏队的活动回来，就发现姚、黄二人正焦急地等我。原来这天一大早，校区内便来了一批不三不四的人，到处乱窜，有的还扒在教室的窗台外往里瞅。其中有一个人是学生李惠华的亲戚，向他打听姚国安的宿舍在哪里。李惠华是“新联”盟员，警惕性很高，知道这位亲戚是个小特务，虽然还不知道姚的确切身份，但想到既被特务打听，总非好事，便向组织上汇报了。姚国安和黄培正商量后，当机立断，决定我们都紧急撤退。姚同时还要我：一、将我直接联系的几个分支的负责人名单写下来，并用隐语给每人写一张条子，告诉他，持条来找他的人即是他今后的领导人。二、我那时还兼管着学校的物理实验室，保管着“特支”的一些文件、学习资料，姚要我把相关的钥匙交给他。三、找肖醒球要几张“国民身份证”（这是保存在教务处的，肖时任教务主任），并请他在次日清晨掩护我们离开花溪。

次日清早进城后，我们先在街头的照片摊拍了快照，拿着去民航售票处，登记了三张去重庆的机票，这自然是迷惑敌人的。然后分头行动，由我去校长处说明不得不离校的理由。一小时后，我们已经坐上一部中型客车，当天下午便到了贵定。

第三天上午，我们到了柳州。更令人惊喜的是柳州机场上正停了一架即将放空飞往香港的国民党空军的货运飞机，仿佛是特地迎候我们的专机。但要买三张机票，我们的钱却不够了。幸好，我家在柳州，于是决定返家去弄钱。那天柳江正涨大水，江上无桥（桥是解放后才修的），渡船停开，我只好花三块银元高价雇了一只小船冒险过江。家中只有昭莹大姐在，她搜遍家中，得到130块银元悉数给我。这样，我们便在当天乘机抵港。解放后听昭莹大姐讲，当年贵州的通缉到了广西，我们刚离柳州便有人上门问梁燕去向。

在 香 港

香港当时尚是英国殖民地，国民党还不敢肆无忌惮地在那里公开搞绑架、逮捕等勾当，所以到了香港，我们就摆脱了国民党的魔爪。到香港后，我们首要的事便是找组织。这时，原清华大学经济系学生戴宜生也正从重庆撤退到香港，我们四人便结伴同行。

奔波几日才知道，这愿望在香港已不可能实现了。原来，这时解放大军已胜利渡江，沿江大片土地已获解放。我们的原领导机关中共中央上海局城工部的负责人钱瑛、朱语今等，已改任中共华中局组织部和青委的负责人，并就近联络指挥华南、西南广大待解放区的地下党工作。这样，我们要接上组织关系，就必须到武汉去。

但这时，横亘在武汉和香港之间的广东、湖南两省仍为国民党残军所盘踞，要越过千里粤汉铁路线到达武汉，肯定具有一定风险。另一条路是从香港坐海船到上海，再由上海到武汉。但蒋军正在上海港外布雷，不让船只出入。因此，我们只能走原来我们所不愿走的陆路。

到 家 了

从香港到广州、长沙，我们都坐火车，顺利到达，一路无话。

在长沙，我们改名换姓，填上预先带着的“国民身份证”，装扮成往来于武汉和广州之间从事走私活动小商贩。采购好适合这个身份的衣着，采购好一些作为走私物品的中成药如万金油、八封丹之类。我们每人还各自编了一套假简历，熟记在心，并互相盘诘，直到对答如流、毫无破绽为止。一切准备就绪后，我们便坐火车走完在国统区的最后一段路程到达岳阳。下了火车，直奔码头。

岳阳城陵矶码头上，一字排开十几条船，都是头尾狭小，中为一或两节带篷的船舱，每船只能勉强挤上七八人或十几人的小木船，这便是用作偷渡封锁线，开往武汉的唯一交通工具。到达码头时，已是黄昏时分。我们毫不迟疑，装作互不认识，随着人流上了其中一条较大的船。

船舱中渐渐坐满了人，大家正焦急地等待开船。只见船工们仍悠闲地坐着说笑，毫无开船的迹象。突然，岸上开来一拨国民党军队，队形不整，衣衫破旧，但荷枪实弹，杀气腾腾。他们一到码头便分散开来，大部分直奔各小船，剩下几个人留在码头上持枪警戒。

登上我们这条小船的士兵，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只把手掌伸在众人面前。我们学着其他人的样，各自掏了两块银元。他点了点舱中人数，又数了数手中的银元，手一挥便转身下了船。船工急忙踏上跳板，解缆开船。

人多船小，舱里挤得让人透不过气，单调重复的摇橹声和江水拍打船帮声，加上连日奔波后的紧张疲惫，令人昏昏欲睡，但尚未脱离险境，我们只有强睁眼皮。到了午夜时分，突然见到两岸远处火光四起，听到人声鼎沸，我们顿时惊醒过来，凝神屏息，那人声竟是依稀可闻的歌声：“解放区的天……”我们一阵狂喜，心狂跳得几乎要破胸而出。到家了!

离开贵阳，只不过一个月，而从离开清华园算起也不过整整一年。一月前，我们险些落入虎口，而现在，我们却已享受到了“明朗的天”，从“地下”到了“地上”!

踏上新起点

到华中局报到后，姚国安被分配到组织部工作，戴宜生、黄培正和我则被安置到城工部招待所暂住。入住招待所时，仍按地下工作的惯例，我们全都用了化名。

没过几天，全国解放在即，看来我们已没必要做地下工作了，于是通知我们恢复使用本名，到武汉市委举办的首届党员学习班学习，我的组织关系也从此转到武汉市委组织部。根据我的表现，与一批预备党员一起转了正。

学习班办了一个多月，结束时分配我到武汉市政协工作。这时已是9月末，新政协已经开幕，新中国即将成立。后来又辗转分到刚成立的“西南服务团贵州干部队”。在参加完庆祝新中国成立的活动后不久，我们便接到通知，紧随二野五兵团入黔大军的先头部队向贵州进发。1949年12月3日到达贵阳。新的战斗，从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