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士光^*（1935—1937电机）

我在北京师大附中学习时，就喜爱阅读无线电方面的书籍。自己动手做过小收音机。到1935年考进清华时，就已经读完了《业余无线电手册》、《无线电工程学》等书籍，自己设计制作了一个11个电子管收音机。

王士光学长

1938年冬做地下工作的王士光、王新

第一次进学校大门，一个高年级同学就过来帮我，带我登记、交费、安排宿舍、买饭票，原来这就是姚依林同志（当时名姚克广）。他这么热情亲切，一切安排得那么周到，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我正在床上坐着休息，一位新同学进来问我：“那个床有人吗?”抬头一看，是高中的好同学郑天翔。突然相见，格外亲切。我赶紧帮助他搬行李，安顿下来。我们同屋住了两年。

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这两位同学对我政治思想进步帮助太大了，我们名义上是同学，实质上他们是我的好老师，好的带路人，在以后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我一直是积极分子。1936年8月我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很少参加歌咏队和野外露营等活动，常常利用这些时间给工人讲授新文字（拼音文字）课本，有时也去“民先”组织的国防组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机原理和收发报。当时，只是想到收发报机做得不好，我以后可以做个更好的，却想不到这段学习却给我以后从事的地下电台工作打下了初步基础。

“七七”事变爆发后，清华大学南迁到湖南、云南，有不少同学跟着去了，也有一些同学经天津、青岛、济南、西安去了延安。我和齐振铎（齐燕鸣之弟）也想去，只是一下拿不出这笔路费，我们认为，在哪里都能做革命工作，就留下来干。齐和他后来介绍给我的同志们都知道我有个好的收音机，能收到伯力的中文广播，就经常问我有什么新消息。

年底前，齐带着一位陈同志来到我家告别，他对我讲，他要去解放区工作了，以后这位陈同志来和你联系。我立刻要求：“我也去，带我去行不行？”事情当然不能这么简单。齐说：“这次不行了，以后有机会再为你联系安排。”

不久，陈同志对我讲：“你住的这个房子很安静，也安全，有三位同志想每星期在你这里开会行不行？”这当然是必须保密的。每次我都准备好茶水，更重要的是把一星期的重要时事材料准备好汇报。这三位是葛琛（后面提到的点线委员会书记）、杨春莆和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我当然不能问他们的姓名，更不能问他们开的是什么会。

一个星期后，他们又来了，先听我汇报新闻。然后对我讲：“今后老陈不来了，一个北京大学二年级学生刘茂林和你联系；不过，你要教给他无线电，教他收发报机的原理、结构和使用技术。”第二天，我就和刘见了面，一见如故。他是物理系学生，有很好的数学、物理基础，所以我们的进度很快。我和老刘还练习了收发报，做了一个简单的练习机，我发他收、他发我收。后来我们每次会面先学无线电工程学，然后练电码，每分钟收发达到八十字这个速度，还不够快，我们还继续努力提高。

4月底，刘到我家时告诉我他也要走了，也是到解放区去！再不能像郑天翔和老齐走时那样错失良机，于是我正式提出入党的请求，5月3日批准下来，我正式参加了共产党。

8月份，葛琛同志告诉我：“为了加强河北省敌占区与解放区的联系，决定在天津建一个电台，调你去负责。愿不愿意去？”我立即回答：“这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我很愿意去，只是我不是正式学出来的，请告诉对方发报慢些。”他又问我结婚了没有？有没有对象？又问我有没有看中的？是否需要组织帮助？我如实回答了这三个问题：我是“三无”。我一向抱定打败日本鬼子和蒋匪帮再结婚的想法。他对我解释说：“电台总要有个掩护，像个家庭一样。”并口述了到天津接头的暗号语，嘱咐我要小心谨慎。我走前向母亲要了80元钱备用。

到了天津，我先找了一个中等旅馆住下来。当天就到光明电影院门口按照规定的暗号暗语接上头，使我感到惊喜和高兴的是接头人居然是姚依林同志。

为了便于交谈，我们一起到了我住的旅馆。我想该先向他汇报，他忙说：“你的情况小葛都向我讲了，这段时间你干得不错。”他继续说：“现在电台设备已经有了，电台的地点在第三毛纺厂附近的伊甸园。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电台如何建立起来，只有你一个人是不行的。”他又笑着说：“听小葛说，你自称‘三无’，留着这个问题要我解决。你要理解，作为一个党的地下电台，只有一两个男同志，连房子也租不到，也很容易引起警察、特务的注意。”他顺手拿过我的包袱，打开看了看，取出我惟一的好衣服，一件白色绸大褂，对我说：“以后就穿这个。你蓝布大褂蓝布裤，一看就知道是个穷学生，这是警特、宪兵特别注意的对象。你看你的头发乱得很，买一瓶发蜡和梳子不好吗！”老姚走了以后，我脑子里很乱。电台的地点离英国兵营很近，这对电台的要求更高了，天线该怎么架设，屋里灯光怎么处理，电键的敲打声怎么能让外面听不到，已经准备的电台到底怎么样……我的心完全沉浸在电台中，胡乱吃了些面包，想着想着，就糊里糊涂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后，赶快洗脸，漱口。突然间想起忘了买头油和梳子了，该怎么办？我就赶快用湿手巾擦头发，然后用十个手指权当梳子，理了理，对照镜子一看，就像团乱麻，变成了一片倒伏的麦子。就在这时，老姚突然来到，我自知过不了关。老姚看着我笑了，并没有批评我，他从口袋里拿出一盒头油和一把梳子送给我。老姚说：“我知道你思想没有通，所以替你买来。在学校里，朴素是个美德，现在做地下工作，就要时刻牢记，敌人包括日本宪兵特务、国民党特务、伪政权警察特务，都在盯着我们，万万不能麻痹松懈。”对老姚细致入微的关心和谆谆教诲，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这件事令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下午，姚依林又来了，后面还跟着一个学生。一进门就说：“我来介绍一下，这就是北京调来的大王，清华大学学生。来，坐下来谈。”我心里一直觉得有个年龄、党龄比我大的人来一起搞秘密电台，带带我比较合适。猛然间，眼前出现了一位穿中学生校服拖着一条长辫子的小姑娘。我脱口而出：“这么小。”姚依林同志赶快把话题岔开，说：“天气太热了，你们都该理理发了”，然后接着说：“王兰芬同志是东北流亡学生，1931年随舅父母和哥哥一起来天津，现在是女子师范学校学生，1937年入党。现在是女同学会主席，她正想去冀中南宫，被我给留下来了，希望你们很好地配合，搞好电台工作。我另外还找俩人，是东北的一位四十多岁的烈士家属和她带的七八岁的孩子，他们算是你们的婶母和弟弟。好了，一切齐备，你们俩明天上午就到劝业场对面的一个大理发馆去理发，王兰芬的辫子一定要忍痛割爱，花点钱烫烫。”

第二天我们分别到指定的理发馆，理发完毕后，互相看了看，真是判若两人。我们一起到了伊甸园，姚依林同志和那母子二人早已到了。姚依林同志一一作了介绍，并给我们作了分工。

我们仔细观察了房内的布置，放电台发报收报条件都很好。外面有个大阳台，架设天线也合适。这时听到王兰芬提出，把双人床换到对面的房间去，让他们母子俩用，留一个单人床给王兰芬，搬过一个单人床我来用。老姚、婶母都不同意，认为：这样会引起怀疑，现在安全第一。我建议可否把双人床和两个单人床调换一下，单人床搬过来后，一东一西，中间放上那个八仙桌和四把吃饭用的椅子，黄河为界。如果，房东太太或什么人上来看到问时，就说我得了肺结核病，刚刚好些，不得不分床。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就定了下来。

第二天，姚依林同志带着两位青年抬进一个很大的箱子，是收发报机到了。打开箱，我仔细察看了机器情况，反复琢磨了其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对老姚正式讲了我的意见：它既不安全又不保密，希望把我在北平自己组装的电台和电源取来使用。

姚依林同志说：“安全第一，有道理，但怎么拿来呢？”

我回答：“我走时交给了弟弟王光英，由他取发报机和电源。王光英认识葛琛，如葛琛不能去，就说‘老唐要我来拿’也行。”

才两天，发报机就完好无缺地取到了。

短短的几天里，姚依林同志就做了这么多事情。他随时发现我们的思想问题，就及时纠正解决，又利用紧迫的时间给我们讲党课。我们感到难以解决的事情，到了他手里，就迎刃而解了，这是多么好的领导啊！

姚依林同志布置完任务，告诉我们他就要离开了，以后由葛琛直接领导我们的工作。

我们抓紧时间做好电源插座、避雷开关、天线的伪装架设、收发报机在不同情况下的隐藏地点等准备工作，凡是能想到的都认真地处理妥当。此外，考虑到实际情况，还需要增加个耳机供王兰芬使用。

两天后，葛琛果然来了，只有我一个人认识他，刚要给大家作介绍。葛琛忙接过说：“不必了，老姚都给我讲清楚了。”然后，留下我和王兰芬说：“听说你们都改了名字，这样很好，你叫吴厚和，她叫黄惠。”我笑着对他说：“厚道和气像个商人吧。”葛琛接着说：“这里需要联系四个电台的呼号波长，最重要的是要先叫通第一组呼号波长，第一个电台叫通后，再呼叫其他。”

这一天，从葛琛中午十一点走，到晚饭后我都非常紧张，反复背诵第一个电台呼号和自己的呼号，这毕竟是我第一次正式通报。

预定的时间快到了，收发报机都准备好了，频率都分别调到应用的频率。黄惠就在旁边给我壮胆，那母子俩都十分注意不出声响，保护我们的工作不受任何影响。

时间到了，我开始呼叫三次转到接收，只稍微调一下度盘，就收到了。我方没有要发出的报文，对方发来了一份，我收得很顺利，告诉了对方OK，表示收好了。对方用Q缩语要收报凭证，我想不出用什么办法给对方凭证，但又不能总拖着，于是，我就把原报发回去，让他感到收到无误，这才算是结束，互相告别。时间不长，我却紧张得满身是汗。

第二天，葛琛来了，知道叫通了第一家，并收到一份电报，非常高兴。

到了晚上规定的时间，又开始通报了。我抢先通报对方，有报发给他。他收完后，打了OK QSL，这里QSL作给你收报凭证的意思。他接着发报给我，我收完后，也同样打出OK QSL，对方很高兴，很热情地告别。

以后，只有这个台来往都有电报，而另外三个电台，每天各呼叫半小时，都收不到回答，联络不上，每天包括校正工作频率需要用两个小时，这两个月晚上都要拖到深夜一二点钟。我把情况告诉葛琛，请他问一问，得到的回答是：不要再呼叫了。

姚依林同志曾说过：“你们早晨可以到附近的皇家花园去散散步，吸点新鲜空气。”我们去过两次，既不像花园，空气也算不上新鲜。我们共同商议解决工作人员文艺活动的事宜。我向黄惠讲：“你在学校里又编又导，又能当演员，能不能买几本剧本，所有女演员你包，但是你得多指导我。”黄惠表示很支持，于是，很快就办起来了。我有自知之明，每演个剧，就先看剧本，有两三个男角色，从声音、语气上把握好如何区别。两位观众非常高兴，这个办法加强了团结。另一方面，她做导演、演员的才能不得不让我折服。

天汽渐渐冷下来，我们的服装、被褥和冬装寄到我舅舅家，我去取。黄惠可以在哥哥上班时间回家去取。二楼搬来住户，据说是冀东的大地主，房东太太和二楼邻居都要有接触，这些工作黄惠比我强得多。

两三个月过去了，我们除了紧张的工作，还有活跃的文艺工作配合。同志们更加团结了，亲切了，像真的一家人一样。我和黄惠再去皇家花园，虽然除常绿的松柏依旧，大部分树种和草叶子都变黄而且大部分脱落，齐步走中听到被践踏的干树叶的沙沙声，也觉得别有风味。我们俩从看不上这个花园，经过三个月再来，却挽着手赞美松柏，互相勉励一定要更坚强，这里可能也有一种客观规律吧。

我们讲了各自的家庭、学校，讲了参加“一二·九”运动的情况和家庭成员对救亡运动的态度，我们的共同语言与日俱增，例如，游行示威，我们都是走在前列；遇到军警，常先挨打，我们都不觉得疼，尽管事后看到红肿。有些故事我们商定讲给婶母和孩子听。

一天，黄惠问我：“老姚和葛琛都问过你，你的‘三无’怎么样了？你为什么吞吞吐吐地不回答？为什么还脸红？你要老实交代。”

现在的情况变了嘛，所以老姚、葛琛再问我，我难以回答。黄惠说：“这有什么要脸红的？”我大胆回答说：“因为有了你。”黄惠说：“你的心思我早就看出来了，就是怕羞不肯说。”我大胆地说：“我现在向你请求，我们结婚吧！如果你同意，下次葛琛来了，我们向他请求批准。”黄惠微笑着表示同意。

第二天是12月24日，葛琛又来了，我向他提出结婚的事，葛琛代表组织立即表示同意。可以说，这是我们最庄重的婚礼——由点线委员会批准的婚礼。

电台工作到1939年5月下旬奉命停止工作，葛琛的工作由赵普轩代替。为了节约开支，我们搬到福寿别墅，不久赵普轩也搬去同住。我们没有等到调令，却等到了天津的洪水，幸亏福寿别墅地势高，街上的水只有一尺多深。从广播里听到汛情后，先后抢买了一袋大米，一袋面运回来，再去买菜，就很难了，只买了两个冬瓜和二两干贝（因为价钱高卖不出去）。每顿饭切两片冬瓜放上两小块干贝煮汤也很好吃。洪水渐退，黄惠已经到了临产期，孩子生下来半个月左右，我们回到北京的家中，受到热烈欢迎。小宝宝特别招人喜爱，这是父母的长孙，不管谁抱着他，宝宝都露出甜甜的微笑，他是我五个妹妹喜爱的“小玩意儿”。全家见面后都很高兴。

原定于孩子满月时，我们俩就要动身前往革命战场，可是，等了半个月才同党的交通员联系上。随后我们按照组织上的安排，重返到平西，我们见到了马辉之、葛琛，换上新军装，成了光荣的新战士。于是，王兰芬改名为王新，我改名为王士光。我们又开始了新的革命斗争生活。

﹡王士光（1915.6.5－2003.6.24），原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电子工业部总工程师。原名王光杰，生于北京仕宦家庭，兄弟姊妹11人皆为爱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其中4人是解放前入党的共产党员。

（节选自《王士光纪念文集》，电子工业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