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许维中（1961无线电）

当年，在清华大学周忠铉比我低一届，经常相遇在电视教研室。他学习成绩出类拔萃，又喜欢争论，以致背后有人叫他“以色列”（好斗之意）。不知什么原因他常常会到我的房间来诉说争论的缘由和是非曲直，一来二去成了朋友。毕业后我在中央广播事业局广播科学研究所电视研究室工作，他留校做了研究生，师从名教授常迵先生。

1995年3月4日周忠铉（右2）参加奥斯卡1994年度科技进步奖颁奖仪式

林阿绵和周是中学同学，北大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少儿部，与我住同一宿舍区。周来访可以见到两个朋友，这样走动就频繁了些。其间曾请我去北太平庄他的家。周的父亲是军事测绘学院的教授，母亲烧得一手上好的川菜。家中还有一个同样聪明若干年后在法国拿了博士学位的弟弟和两个妹妹。他饶有兴趣地和我谈起他的论文以及所从事的实验。说要做一个频率稳定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石英振荡器。从石英晶体的切割角，表面镀金处理，硅晶体管及其工作电流的选择，到绝热双层恒温漕的制作，高灵敏度温度控制电路的设计等等，讲得头头是道。他是一个极具开创性思维又脚踏实地非常注意细节的优秀科研工作者。其实，开创性和注意细节确是一切科学研究成功的基石。

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恶浪席卷全国，清华成了重灾区。周富有正义感，性格易冲动。在所谓“团”派和“414”派的对立中，他倾向于“414”。记得有一次我回清华，两人一起散步到明斋门口，突然喇叭里冒出来一个声嘶力竭的女声“快来呀！‘414’抢广播站啦！”接着就是乒乒乓乓的争抢声。不到半分钟无数青年男女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塞满了明斋的大门和走廊。接着一个个参与抢广播站的“414”成员，就衣冠不整、脸红脖子粗，打着转，跌跌撞撞，从人群里被推挤了出来。周把手表往我衣袋里一塞，骂了声“他妈的28团！”就不顾一切对着人堆直冲过去……。我费了牛劲才把他拉住，不然以寡敌众不知会弄成什么样？

“文革”狂潮稍稍平静一点，1968年，听说他分配到了国防科研部门——空军六院九所。在很短时间内，研制了高精度多路直流放大器，用于飞机试飞过程中机体各部位动态应力的测试，性能超过了英国的同类仪器。我也放了些心，认为得其所也！往后又听说谈了恋爱，即将步入婚姻的殿堂。他的恋人是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员，《天鹅湖》中4个小天鹅之一。他的未来岳母对我说“原先也在中央广播事业局，不久前才调到山西一个农村中学……。”一种不祥之感从我心头升起。我知道调出的一批人，大都是历史或社会关系有“问题”，被组织上认定为“不可靠”的人。事后，我提醒周：“你在国防部门工作，结婚要组织批准，有问题怎么办？”他头一昂说：“大不了我就离开……。”这可是“阶级斗争”之剑高举，出身和社会关系决定着每个人前途和命运的年代呀！只有极少数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才敢斗胆冒着批斗的风险，把感情生活放在重要的位置。

果然，周的恋人“政审”不合格，为了爱情，周宁愿放弃在机要部门工作的权利，调出了国防科研单位。在校友周新嵩努力、协调，奔波了8个月之后，1971年周好不容易去了北京市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朝阳无线电厂。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通常的出路是中央一级的研究机构、重点高等院校、部属大型国有企业、国家机关，去区办小厂简直是闻所未闻，周却安之若素。幸好，随着林彪在温都尔汗粉身碎骨，邓小平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复出，社会的动荡出现了短暂的平静。他又兴致勃勃地和我谈到要研制世界一流水平的全波段“超高灵敏度”的晶体管接收机。什么低噪声高放级呀，采用两次变频技术呀……总之，又完全沉浸到高深的无线电理论中去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好景不长，中国人民的苦难远未结束。正当邓小平大刀阔斧整顿被“文化大革命”搞得黑白颠倒、一片混乱的社会秩序和濒临破产的国民经济，并取得初步成果，人民再次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之际，祸国殃民的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掀起了声势空前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浊浪。出尔反尔的行为令人不齿，使民心日益归于周总理和邓小平。越来越多的人领悟到不彻底结束“文化大革命”，就将国无宁日，人无活路！

1975年12月，久未来往的周请我去芭蕾舞团的宿舍——他的新家一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使谈话自然而然地转向阴霾不明的政治形势。我告诉他：“听说周总理的身体已每况愈下，不久前护理他的医务人员想和他合影，周总理悲凉地说：以后请你们不要在照片上我的脸上打×。” “临到周总理最后一次被推进手术室前，还拼尽全力称赞邓小平干得好！”满目疮痍的国家前途，难以预测。说到这里，他就更加激动了，说了一堆多数人只敢腹诽，不愿出口明讲的话。

1976年元旦刚过，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传遍中华大地。对于这位伟人的去世，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都起立默哀。然而“四人帮”却千方百计地压制人民的悼念活动。最高方面对为中国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总理也蹊跷地不发一言。人民心中的悲愤之情，就像地下的熔岩在形成，在流动，在积聚……

4月4日清明节，“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越演越烈，大有“乌云压城城欲摧”之势。人民心中的愤懑也达到了火山的爆发点。在既不许集会更不能游行，“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基层”的空前高压下，只能用悼念革命先烈尤其是悼念周总理的方式，展开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自发的群众性的抗议行动。成百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广场成了花圈和诗词的海洋，成千的花圈直堆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半腰。最高处立着四块巨大的木牌，上面赫然写着：“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若魔怪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我在广场深感人民的怒火，必将冲破黎明的黑暗，使中国走向光明。也发现广场上游荡着不少形迹可疑的人，无疑“四人帮”方面正策划着新的镇压阴谋。后来才知道，周忠铉也在涌动的人群中，还当众贴出了四首自己写的反“四人帮”的诗词。真不明白像他那样聪明的人，难道就看不出危险和混在人群中的便衣和“四人帮”的爪牙？也许义愤填膺，勇往直前，不顾一切，正是他的性格。

周在广场上的行动，被爪牙们寸步不离地盯住。回家路上到动物园，刚从无轨电车上下来，就被几条大汉擒住，塞进了早已停在旁边的吉普车里。进了北京市公安局专门对付“政治犯”的七处。很快，周当晚就被抄了家。4月5日原本是周设计的新款接收机定型会的日子，数十名嘉宾和有关人员在会场等候他的出席，而他却已身陷囹圄。周的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身份，父亲又是部队高级知识分子的背景，立刻成了审讯、逼供、迫害的全国重点对象。“四人帮”爪牙企图扩大案情，达到牵连众人，斩草除根的目的。周所受到的迫害和痛苦折磨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再加上不断地被揪出示众、批斗，在被判数十年重刑以致生死难料的沉重压力下整整折磨了8个月之久。

“四人帮” “欲屈天下奉一人，必至尽天下敌一人。”9月，“投鼠”不再需要“忌器”了。10月，“四人帮”一伙在天怨人怒中被党中央彻底击败，关入了大狱。真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12月初，云开日出，周才重获自由。

1978年，北京展览馆国外厂商的技术展览会上，我在拥挤的人群中，远远看到了早生华发显得苍老了许多的周。正想挤过去宽慰他，让他不要因我受他牵连，隔离审查了4个月而过分内疚。但转眼之间周就不见了踪影。

后来，断断续续地传来清息，他公派到美国做了访问学者，又自费转到美国奥克兰大学就读系统工程。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的夫人受周之托请林阿绵和我在前门饭店聚餐，才得知周已顺利取得博士学位，并将不久回国服务的确切消息。

1986年秋，阿绵告诉我，周还是难以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单位。我就想推荐周来我们的研究所任研究室主任。不久在相隔十多年以后周约我相见。谁知当我到达他虎坊桥的家中时，见到的已是一片撤退的景象。他接受了柯达公司的聘请，将去纽约州的实验室进行图像处理方面的研究工作。而他的夫人已去美国多时，前天又刚刚送走了上高中的女儿。看到他一副兴冲冲的样子，我的推荐显然已属多余。我只是留下了我内人在美国的电话。谁能料到虎坊桥的匆匆一别，竟成了最后的诀别。

1987年我旅居美国，1992年又回国创建公司。常年在太平洋两岸游走和周也就失去了联系。我以为以他的能力，又有美国大学的博士学位，虽不时会有“梁园虽好，不是久居之地”的感慨，但全家团聚生活似应平稳有序。这样，春去秋来，岁月如梭，20年光阴就如弹指一挥间。2007年8月23日，在北京长城饭店的一次招持会上，偶遇40年未见之周的旧友程一中，寒暄未毕他说：“你知道周忠铉的情况吗？他已经去世多年了。”真如晴天霹雳。这是一个无法相信，不能相信，也不愿相信的事实。周与我同岁，何以过早老去？多亏程君热忱相助，总算找到了和周晚年还保持联系的周新嵩和阿绵。

原来周去美不久，感到柯达在纽约州水牛城的部门偏于美加边境，冬天漫长多雪，孩子上的学校也不大理想，举家迁到了纽约市附近，周自己又应聘到了英国。为了生计，周奔走在大西洋两岸之间。不幸，他的太太虽早已年过不惑，照样“红杏出墙”，最终导致了家庭的破裂。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年过五旬的周带着一个急需照料和培养的女儿，除了拼命奋斗以外，已经没有退路。好不容易受聘于一个小公司担任主任的职务，虽说待遇一般，总算得到了一片可以自由创业的天地。

这个公司研制电影摄影场和电视演播室用的新型光源——高效、大功率的荧光灯装置。周负责其中的关键部件，从事电能转换的荧光灯大电流高可靠性移动式的镇流器。皇天不负有心人，几年夜以继日的努力，达到了周一生事业的巅峰。周设计的镇流器可在不闪烁、不影响荧光灯光谱的前提下，大范围调节光的强度。达到了同类设备的世界领先水平。

终于，美国颁发奥斯卡金像奖的美国电影艺术和科学学院的主席ARTHUR HILLER给周博士发来了参加1995年3月4日颁奖晚会的邀请信。在全球亿万人士的注目和掌声中，身穿晚礼服的周博士和他的三位同事站上了领奖台，获得了1994年度奥斯卡科技进步奖。

功成名就之际，周首先想到的还是祖国和母校。他谋划着如何把技术成果带回国内进行合作生产，惠及祖国和人民。想着应把荣誉献给母校——清华大学。归国行程就安排在1996年初。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能想到此时病魔在无声无息地向他袭来。1995年9月初，周连续驾车近10个小时，送女儿爱华去就读硕士研究生。返回住处，因精力穷尽，一病不起，医院检查已属肝癌晚期。如此英才，10月24日以五十余岁的壮年在异国他乡告别了人世。这不由得让人记起杜甫《天末怀李白》中的诗句“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人世间有肝病而延年者何其多也，然而异乡，新而艰巨的工作，家庭、经济的压力尤其是长期的孤独给了周的健康太多的伤害。10小时的驾车竟成了累垮骆驼的最后一根要命的稻草。

1996年12月，周的骨灰由其弟忠钰护送回到了祖国。其妹忠雯也物色好了茔地。阿绵撰写了碑文。周新嵩协调、组织了数十名同事旧友，举行了隆重的仪式。使周归葬北京西山山麓的金山陵园。安息于祖国母亲的宽阔胸怀之中。

呜呼！周走了12年我才得此噩耗。长歌当哭，魂兮归来！若周君天上有知，我愿佛经中“轮回”之存在。你理应托生为聪明可爱的幼童，又鹤立鸡群于重点中学的课堂之上。雄辩滔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