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徐心坦（1961水利） 陈秉中（1962电机）

我们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传信同志不幸去世约二十年中，都是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具体做清华大学党办机关和党史、校史研究工作。他是我们的好领导，又是我们的良师益友，我们深深地怀念他。他的许多感人事迹，一直萦绕在我们脑海中。现举其中几件，以作为我们对他的纪念。

作者徐心坦（右）、陈秉中（左）和李传信同志合影

以身作则 从自己做起

1984年传信同志接任校党委书记后，明确向我们交代，原书记刘达是位老同志，年事已高，家又不住在校内，要保留给刘达同志配专车和专职秘书，以便照顾。而对他自己则不要配专车，也不要设专职秘书。有公务活动需要用车，由党办、校办安排。日常工作包括一些文字工作，他自己可以多动手做。

1988年初，传信同志61岁，本届书记的任期将于当年9月届满，他慎重地给他所在的党支部书记陈秉中同志写了一份报告，要她阅后转校党委。报告的主要内容是：我要求不再作为下届党委委员的候选人；当年9月第八次党代会后办理离休手续，如确因工作需要，可在二线工作二三年，但在65岁前要离休。这样做的目的是立足于学校总体工作的发展，使干部不断年轻化。

1988年9月，传信同志退居二线，他立即迁出带有小会议室的书记办公室，而和张绪潭同志（亦退居二线）共同使用一间小办公室，以便让新上任的书记在他原来的办公室里办公。

深思熟虑 勇于负责

我校“二校门”，在“文革”初的1966年8月24日，作为“四旧”被红卫兵推倒。随后，在该处矗立了毛主席塑像。传信同志在任期间，1986年前后，为了进一步规划好该地区整体环境，涉及要拆除这尊塑像，当时这个问题比较敏感，各方存在不同看法。经请示上级领导部门，他们表示，此事由学校自己来定。传信同志深思熟虑后和高景德校长议定，从学校实际出发，搞好该地区周边环境规划很是重要，对塑像的拆除，要考虑得十分周密，要“先立后拆”，即要先在校园合适地方另立新的毛主席塑像，而后再拆除旧的。根据这个原则，在他的亲自指导下，进行了精心的规划设计后，于1987年8月26日在主楼大厅立起了毛主席圆形青铜浮雕像，直径2米，十分壮观。当天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一百五十多人参加，高景德校长讲了话。1987年8月29日，顺利地拆除了旧的塑像。随后，为了慎重起见，在原塑像的基座上，暂时作为花坛，摆上鲜花，以便有个过渡时间，更充分地听取师生、校友对该地区周边环境规划的意见。两年多后，到了1990年初，听到的多数师生、校友的意见，大都是主张重建“二校门”，虽然也有不同看法，但当时学校党政领导和已退居二线的传信同志一起，经过周密考虑，取得共识，一致支持重建“二校门”，并做出决定，欢迎广大校友捐资来重建。1990年3月29日至31日学校召开26个城市校友联络组织代表会，会议通过了由校友集资重建“二校门”的倡议。重建工程在1991年学校80周年校庆前顺利完工。一座清华大学标志性的建筑又重新展现在广大师生和校友面前，大家欢欣不已。从此，“二校门”也成为广大师生、校友及来校参观者在清华留影纪念的首选地。

精心策划建立清华英烈纪念碑

1989年初，为了向广大师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继承和发扬清华革命传统，校党委决定建立清华英烈纪念碑。传信同志当时已退居二线，担任校史编委会主任，感到这项任务意义重大。他亲自出面，组织我们和相关部门同志，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一起来承担这个任务。经过反复酝酿，传信同志对建碑的指导原则，提出了以下主张：一、在碑的名字上，他认为清华英烈首先是祖国的儿女，因而碑的全名应是“祖国儿女 清华英烈”；二、在碑文上，他认为应该包括每位清华英烈的简况，便于瞻仰者学习和了解；三、在碑的用材上，他认为宜选用一块天然岩石，代表着英烈们经过风风雨雨的锤炼，刚毅而朴实；四、在碑的选址上，他认为除了要有较为幽静的周边环境外，还应该是在同学经常活动地方的附近，以贴近青年学生；五、在建碑的完工时间上，传信同志针对当时社会上各种错误思潮对青年学生思想冲击的严峻形势，要求务必抓紧时间，力争在当年9月底前，即建国40周年前完工。

根据以上建碑原则，我们全组同志在传信同志亲自指挥下，紧锣密鼓，分头负责，在各方大力支持下，克服各种困难，顺利地在1989年9月完成了任务。一座庄严、朴素的在一块天然岩石上用铜铸上了碑名的“祖国儿女 清华英烈”纪念碑矗立在幽静的“水木清华”北山坡上，它面向西大操场，贴近青年学生。在碑的背面镶着一块平整的大理石板，上面镌刻着23位清华英烈的姓名、年龄、进校时间以及牺牲时的简况。

1989年9月28日，在建国40周年前夕，学校隆重举行纪念碑揭幕仪式。上级领导、老校友、英烈家属及师生代表共200多人参加，传信同志在会上致词并颂读了23位清华英烈的英名，学生军乐团鼓号齐鸣，气氛庄严而肃穆。当天，学校特配发了《新清华》清华英烈专刊，介绍了每位清华英烈的简历。在1991年清华校史展览室中还专列了“清华英烈”的专栏和专柜，扩大宣传。

建碑后，校内外尤其是广大校友反响强烈，称赞母校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有的海外归来的英烈后代专程来校瞻仰，一些老校友主动向学校提供英烈的补充名单和线索，使征集到的英烈人数不断增加。到1994年，英烈人数增加到39人。为此，学校正式出版了《清华英烈》一书，共刊载了39位清华英烈小传，计25.5万字。到2001年，征集到的英烈人数又增加到43位。传信同志建议并在他指导下，对纪念碑的底座进行了扩建，碑文中的英烈人数和简况作了补充和订正，并把碑文从碑的背面移到底座的正面，更便于人们瞻仰。十多年来，“清华英烈纪念碑”已经成为学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活动场所之一。

倾注心血编好《清华革命先驱》

《清华革命先驱》一书由传信同志和方惠坚同志主审，由我们具体编撰。该书从2001年列入学校出书计划到2004年4月出版，前后不到3年。这期间，正是传信同志查出肺癌并进行一系列治疗时期。我们清楚地记得，2001年12月8日，学校召开部分地下党老同志座谈会，征求他们对该书部分书稿的意见。这时，传信同志已经查出肺部有肿瘤，但他瞒着我们，在会上谈笑风生，说了很多话。2002年初，他就住进医院治疗，一个月内做了两次全麻手术，随后是不断地化疗和放疗，癌细胞还是多发性地转移。这对一位70多岁的高龄老人来说，要忍受多大的病痛，常人是难以想象的。这时，我们不断地整理出书稿，要不要给他送审，很是为难。而他在医院却主动地要我们送稿给他看。我们没有把握，探询了他的夫人周玉田同志，她认为，传信同志很关心这本书，很愿意看，有时还可以转移他对病痛的注意力，还是给他看为好。就这样，我们一次次地往医院给他送书稿，他总是笑脸相迎，认真地谈自己对书稿的意见，前后共审阅了50多万字，并亲自写信，请宋平同志为该书题写书名和作序，对该书的封面设计也认真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就这样，在传信同志及学校领导多方支持下，该书于2004年4月如期出版。当传信同志看到这本书时，特别高兴，连声说好。并叮嘱要做好书的发行工作，扩大宣传。当听说我们已准备给每位地下党老同志送一套书的时候，他再三叮嘱，老同志如果已经去世了，一定要送给他们的家属。他转告组织部要购买一批书发给基层干部和辅导员。传信同志表现出的非凡毅力和高度责任心，令我们再次感动不已。

传信同志走了，永远地走了。

我们在不断地回忆，在回忆中纪念。

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