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张世富（1943心理，1946研）

1939年我考入西南联大心理系。系主任周光庚教授与曹日昌先生为一年级新生合上“普通心理学”。周先庚教授因为课时数较多，所以这门课主要是曹先生讲授。

曹日昌教授

1966年3月曹日昌全家最后一张合影

曹日昌先生1930年即在清华大学心理系读书。毕业后留校。“七七事变”后，辗转来到西南联大任教。普通心理学是心理系的一门重要课程，是心理系新生入门必修课。这门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一年有限的学时内讲授心理学的整体的发展与现状。讲课内容涉及到很多概念，许多实验及其成果，心理学诸多流派及其背景与分析。给一年级新生教好这门课，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普通心理学的内容，概念多，理论多，介绍的实验多。根据这些特点，曹先生在讲授中总是采用实例，举一反三，清清楚楚，绝无一点模糊，讲清一个个概念。对于抽象的理论，他有时从具体事物入门，一步步弄清抽象的理论，因此，他讲的每一课总是令我清清楚楚地明白普通心理学中许多重要内容的含义。学完了他讲的全部课程以后，我有很大收获，对心理学有了一个全貌，打了较好的基础。

对他讲课有两个方面记忆最为深刻。一是心理现象的产生，不仅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人脑不仅反映现实，人也能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改变现实。他对人的心理的解释，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是科学的，是令人信服的。他的讲授是完全不同于西方心理学的唯心论观点的。其次，他介绍中西方的心理实验时，强调介绍和结合中国的实际，如何采用这些实验方法。

课后，同学们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问他，他都一一耐心地回答，有时还会拿出参考资料供大家阅读。他总是满面笑容，对同学十分友好和尊重。我就常常向他请教，最后，他常常带着微笑问我：“还有问题吗？”

我知道他与当时重庆文艺团体有联系，就将课余翻译的五篇文章给他，请他推荐给重庆有关刊物，后来，这五篇文章都在重庆出版的《抗战文艺》上发表。再后来，他把稿酬交给我。这些译稿的原文都是当时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出版的法文版反德国纳粹、反日本军国主义的文章，很有现实意义。由他为我寄稿出去，又送稿酬给我，看得出他支持我发表这些宣传抗战的文章。

由于同是从战区逃亡的人，他知道我们这些来自战区的学生实在太穷，1942年他介绍我到昆明小坝师范去教心理学。他说这所学校的校工是他以前一起搞乡村教育的老同事。这份兼差来之不易。只是因为后来临近毕业，又要考研究生，才辞退了这个工作。我感谢他雪中送炭，让我顺利地度过了最艰苦的一年。

在心理系办公室，我有一个小小的研究室，在我的隔壁是曹先生的小书房。除了上课以外，他便在这间屋子里做他的事，有时晚上也来。有几次我见他在这个小屋门口用一个烧木炭的小炉，煮稀饭，因为他病了才在晚上吃点热稀饭。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曹先生忙于留学的事，我又因为研究生学习紧，便很少见到他了。不久新中国成立，曹先生从海外回到北京。他以极大的爱国热情，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付出惊人的积极性与精力，投入我国第一个心理研究所的筹组工作。他还亲自为调我去北京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工作办好一切手续，甚至职务与待遇都落实了，一次是由中科院办公厅发函，一次是由心理研究所发函，两次都因个别主管认识及政策水平的问题未能成行，曹先生和我都认为是很遗憾的事。

曹先生1945年在美留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继而又赴英潜心从事记忆的心理实验研究。1948年，他的关于间隔学习与集中学习的实验研究的论文，获得了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这个实验研究所取得的数据广为世界各国心理学家所采用，这个实验研究也为我国心理学家赞许为实验研究的范例。

曹先生于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即在香港大学任教。与此同时，他积极动员和组织一大批海外学者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1950年，他即在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任副主任，继又负责计划局和联络局的工作，在他任心理研究所党委负责人和副所长期间，又与藩菽同志共同筹组并建立了中国心理学会，他为新中国心理学研究的组织建设，人才培养，建立科研队伍做了很大的贡献。这些工作对我国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曹先生在所里工作非常繁重的情况下，以超负荷的精力忘我工作：他要承担研究所的科研课题，他要指导心理研究所的感觉与知觉、记忆、航空心理、工程心理、劳动心理的研究，他主编《心理学报》，他共写了十篇论文与研究报告，他主译美国心理学家吴伟士的《实验心理学》，他翻译德国艾浩斯的名著《记忆》，他为我国高等学校编写了建立新中国以来第一本内容丰富的、较为全面的，并极有影响的《普通心理学》。这本教材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从多方面介绍了现代心理学的内容及发展。这本教材迄今仍受到学术界、教育界的重视。

曹先生工作过于辛苦，终于积劳成疾，1969年58岁时逝世，他的逝世是我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曹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