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本文作者于光远，1915年生，上海人。原姓郁，名锺正，于光远是入党后起的名字。中国著名经济学家。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7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起从事陕甘宁边区经济的研究工作，后在延安大学财经系任教。1948～1975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1955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学部委员。1964年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以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等职。

本文摘自《广州文艺》1999年第1期。

今天，我来到了珠江边，望着珠江，不由得想起了最近发生了洪灾的长江。

对珠江我有深厚的感情。

1936年我大学毕业后从北平到广州岭南大学物理系当一名助教。岭南校园——也就是现在中山大学的校园——就在“河南”(当然不是河南省而是广州珠江南岸)的康乐。岭南有一个校门就在珠江边。每去市内访友购书，都是一艘小船由蛋民渡我到天字码头。

1937年初我在广州组织的那个青年革命团体被国民党反动派当局破坏，我回到北平。

1938年又来广州，在广东省委机关工作，又在广州的那段珠江畔工作和生活一段时间。你们广州人见到我使用“广州的那段珠江”这样的词一定觉得挺别扭。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问了一些广州人，他们也只叫珠江可是珠江包括东江、北江、西江三条大江，它们的水都不流到我说的“广州的那段珠江”。这一段珠江的水来自流溪河和广州市北边几条既小也短的河流。不知道为什么广州的那段珠江包围今天广州市海珠区的那条河流水面会那样宽。我毕竟不是广州人，我希望广州人帮我一下，弄清楚这一点。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当天，我同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二百多位同志，凌晨从广州的芳村出发，天亮时渡过一条很小的花地河(这条河的名字是以后才知道的)。经过佛山、三水，走了两个晚上一整个白天，到了北江边的马房，渡过北江到了北江西岸的四会。再前进到绥江边的一个凤凰村由代理省委书记的李大林主持召开了三天会议。对把广州出来的二百多人分散到全省各地，开展工作，作出了步署。这就是在广东党史上有一定地位的四会凤凰村会议。会上要我到粤北的翁源开展工作。于是我就同十多个同志，在会后在四会雇了一条小船，顺江北上。女同志们坐在船里，男同志们在白天拉纤，逆流而上。晚间则全体在船上休息睡觉。回忆那几天，我和同志们拉着纤，唱着伏尔加船夫曲，踏着清沏见底的北江岸边的卵石，晚上点上蜡烛聚集在船仓内说说唱唱天南地北地聊天。几天的时间不觉其长，而觉其短。青年时代自己的经历过的那种带有很浪漫气息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六十年前在珠江边我有一段难忘的经历。我们坐了几天小船在北江东面一个大坑口上岸，行走到翁源，又来到北江的一条支流滃江。我们又在珠江边生活工作了几个月，在1939年回到武水、浈水合成北江的地方韶关。那时省委机关设在江边的两岸。在那里又工作生活了几个月直到五月党中央组织部要我去延安才同珠江暂时告别。

建国后为了各式各样的工作任务，我又多次到珠江，其中有一次专门考察珠江中下游的开发问题。那一次我们先是从广州出发下行，在“广州的那一段珠江”考察了从广州的荔湾到黄浦水道的整理问题。然后接着考察珠江口的八大门和直接通海的各条水道。珠江口的八大门——虎门、蕉门、横门、磨刀门、泥湾门、鸡啼门、虎跳门、崖门，直接通海的东莞水道，莲花山水道、市桥水道、洪奇沥水道、鸡鸭水道、小榄水道以及磨刀、鸡啼、虎跳、崖门的各水道，这些地名我至今都能背得出来。

在珠江口，我了解到，珠江口的土地“长”得很快，特别在西江的几个门那儿，每年都可以“长”不少土地出来。这些土地的泥土，是从云南贵州广西由江水带来的。今天珠江三角洲的土地就是长年累月上游的水带来的泥沙积下来的。如果没有泥沙冲积下来，今天珠海市西区的三灶就不会和陆地相连。我在广东省委工作时，三灶还是同陆地分离的一个小岛。如果当时三灶是同陆地连在一起，1938年日寇就不可能登上三灶岛，把那个岛封锁起来，强迫岛上的居民为日军修筑机场，作为自己的一个空军基地空袭广州，最后把岛上居民统统杀死。 1938年10月日军在大鹏湾登陆那一阵子，我在广州每次听到空袭警报很奇怪不知道日军飞机是从哪儿起飞的。而且1938年11月我到翁城那天，日寇飞机把翁城毁成一片瓦砾，后来知道也是从三灶起飞的飞机轰炸的。只不过三四十年，三灶岛就同陆地连在一起了。

那次考察罢珠江后，我们从崖门北上，经过西江下游诸水道分岔处的江门上行，到西江的主要城市肇庆、梧州，然后到浔江段的桂平，最后到大藤峡，进入西江的黔江段。我这个人，自从1980年提出建立与发展国土经济学之后，特别喜欢研究中国地理，并对地图的兴趣特别高，收藏的地图也特别多。因此地名也总算记得比较熟。

我对珠江总算有些知识。但是心里明白自己对珠江实在知道得很少而且很浅。最近我去虎门才知道在虎门可以吃到河豚，原先我只知道在长江下游的镇江、江阴才能吃到河豚。这当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有关珠江的大事，尤其今天我想讲讲长江今年的水灾时，想起自己对珠江历史上是否发生过洪水，如发生过都有些什么情况等，也简直毫无知识，真是一点也说不出来。直到最近我向别人请教在西江和北江水灾还是有的。有位同志还告诉我北江的英德这个我拉纤经过的地方，有个飞来峡这个地方原来有个相当有名的寺院，就是在一次水灾时受淹毁坏的。以后我想再了解得确切些。也希望对珠江水患的历史有了解的同志们多告诉一些知识，介绍一些资料给我看。不过我还是想，珠江受水的面积比长江小，河流长度也比较短，历史上发生水灾的情况会比较少也比较小吧，近十多年来我多次走过北江时，看到的水不再清彻见底，而是很浑的带泥的黄色的了，问了一下，有的说是因为不是 1938年拉纤时的十月下旬，季节不一样，有几次得到回答是因为北江上游森林植被也破坏得很严重。阿弥陀佛，但愿珠江不像黄河、长江那样经常发生水灾的灾河。

对于黄河，我也非常关心。它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几千年来，说得更远些，上万年来，它给中华民族无限的恩惠，同时又不知道给了我们民族多少祸害。

我在北京这个也许可以说属于黄河流域的城市住得最久，83年中我倒有58年住在这里。今后我也不会离开北京搬到别的城市去住。我在延安这个毫无疑义属于黄河流域的地区，住过七年之久。我还在黄河边的宁夏的贺兰县上了三年五七干校。 1983年我和许多专家一起到青海——黄河就发源于这个省——作过较长时间的考察。而且那次去青海我还打算从西宁穿过海拔五千公尺的鄂拉山山口，到星宿海黄河源研究南水北调的西线方案。可是西宁的医院对我进行体检时，认为我的肺活量太小，去不了那么高海拔的地方，没有去成。但我对西线方案——每年从长江上游的通天河、金沙江、大渡河调二百亿立方米的水到黄河源一这个问题的研究，始终放在心上。也是那次考察，使我对龙羊峡那座水坝坝肩的地质状况担上了心。1984年我又去甘肃考察，黄河经过甘肃的路程很长。甘肃省会兰州就是建在黄河两岸。我还到过黄河流域的内蒙、山西、河南、山东，因此即使不把我住在北京的时间算在内，我在黄河流域耽的时间也比在珠江流域长得多。为什么我要说“不把住在北京的时间算在内”这样的话呢?那是因为现在北京的水并不流人黄河，黄河的水也不流人北京。按照地理学的概念，现在的北京严格说来属于海河流域。过北京的主要河流潮白河、永定河都流经海河人海。但是我认为又不能简单地说北京不属于黄河流域。因为北京，加上河北，周围的省份都属黄河流域，北京有运河与黄河相通，而且南水北调的方案——特别是它的西线方案一旦实现，黄河水就会流到北京来了。

我对黄河的知识应该说比珠江要多。近年来的黄河断流、黄河水的污染，也使我不安。黄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一条灾河。我愿为黄河出力。

去年我去杭州顺便到一个叫做“宋城”的旅游点去了一下。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收到宋城公司的来函，他们希望我有机会去看看那个地方，给他们出点主意。“宋城公司”的老总——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告诉我，他那个景点就是按照北宋张泽端画的《清明上河图》来设计的。并赠送我一卷这幅画的印刷品。回到宾馆我仔细地研究了一下这幅图画。它画的是北宋的都城汴京附近汴河一带一个集镇经济文化生活的实际景象。汴京就是现在的开封。开封这个地方我去过许多次，现在哪里还有图上画的景象?说清明上河图画的是南宋都城临安附近也就是今天的杭州一带的景象倒有点像。现在开封北面的河堤高出城市有几丈，水来了，开封人民头上顶着一盆水。为什么只有几百年的时间，那个地方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还不是上游有利于我们的生态——主要是黄土高原的植被破坏造成的吗?黄河里的泥沙百分之八十是从我住过多年的陕北流去的。1944年我就在延安县的龙儿寺(那儿并没有什么寺庙，只有许多山丘)亲手参加过“毁林开荒”，把一座座长着杏树、蔷薇树、山桃树、狼牙刺的非常好看的山开成耕地，让雨水把泥沙冲进黄河。当时为了延安军民的生存，没有办法，做了这种“坏事”。带着泥沙的河一路向前流，一路沉淀，抬高河床。河床越抬越高，堤坝越筑越高。几百年黄河生态的变化，使当初的汴京就变成为现在这样的开封。

说起《清明上河图》，从研究历史的观点来看，它真是少有的杰作。如果没有张泽端这样一个画家画了这样一幅巨作，不是把它保存到现在，我们怎能对当时的汴京一带有这样形象生动的知识?在这里我想插进去讲一件事，这幅画是建国后在四川荣县供职的曹彦昆献赠的。1952年4月8日毛泽东对这写过一段指示：“复曹彦昆一信致谢。将曹信交齐燕铭同志一阅。画件请齐燕铭同志考虑是否交可靠匠人重新裱褙，并作其他适宜处理，以免虫蚀霉坏。”齐燕铭在当时是国务院的秘书长，是我的前辈和朋友。由于知道这件事的人不会多，我在这里就顺便写下来告诉读者。我也真想看看这幅名画的原作，估计它会在北京博物馆里珍藏着，不至于虫蚀霉坏吧!

现在说到长江。我生在长江下游靠近入海处的最后一条支流——黄浦江畔的上海的乔家浜，儿时曾在长江支流的支流或者支流的支流的支流……的水中嬉戏。参加共产党后，在1937年9月到湖北当过中国共产党武汉临时工作委员会、湖北省农委、长江局青委的委员，到过荆江边的荆州沙市、湘江边的长沙、赣江边的南昌等地工作过。这是抗战爆发后一两年中的事情。在抗战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又多次到长江流域的城市和乡村中工作。我有过几乎葬身在湖南资江柘溪水库的经历，使我第一次懂得滑坡的厉害。那是在1961年柘溪水库蓄水后，我约常德地委书记孙云英一起坐船在水库内视察。在我们离库后一两个小时，水库内发生滑坡。我们刚刚坐过的船一个浪头打到山上，我与孙同年同月同日生，如那次遇难那就又不同年同月同日死了。不过我们真的遇难，一段“佳话”因没有人说出来，也就不为人知了。直到后来有一次我随当时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他是我青年时代的朋友，去考察荆江大堤之前，我只知道长江给我国许多省市带来的利益，不知道长江的水患的严重不亚于黄河；它也是一条既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恩惠，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祸害的一条大江大河。

1980年11月我去过一次葛洲坝，那是有文字可查的，在那里我在一个干部大会上作过报告。有个报道在工程局出的战报上。陈丕显约我同去荆江的时间记不清楚了。我记得是在洪水过后，因为那次我曾看到洪水地区某些灾后的景象，听了有关洪灾的各种情况的介绍，因此在一篇文章中断定为是 1981年汛期过后的事情。后来我又想起1981年宜昌洪水最高流量非常大的资料，是我在随陈丕显去荆江考察后回到北京又去大连时的事情。因此我又想把这个时间改正为1980年。最后同我一起前往的我的秘书胡冀燕，说她记得很清楚。我随陈丕显前去荆江的时间是在1981年的5月。我真差劲，记错那次随我前去的是我的另一位秘书刘与任，不是小胡，还在怀疑时，她拿出那次湖北之行她记的64页笔记，我才最后明白洪水经过沙市时的流量特别高是1981年的夏天，是我离开荆江后只有两个月的事情。而1980年也的确遭受了水灾。确定我去荆江的时间的曲折过程这件事说明，即便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事也容易有差错，写别人的事情就更不容易保证完全正确了。

1980年5月那次陪同陈丕显和我前去的有“一二·九运动”的参加者、当时水利部长江办事处主任林一山同志。一路上林一山同志给我们讲了许多关于长江水灾的知识。我们走了沔阳、洪湖县(后设的)、公安、石首、监利、松滋、宜昌、荆州，最后到了沙市。我们住在沙市招待所三楼。一天朝窗外一看，长江中正在行驶的轮船和三楼是平的。长江原来也是一条悬河!三层楼的窗户离街面总该有十公尺高吧?

从那时到现在又有十六七年了，不知道河床又抬高了多少。由于长江水中含沙量的增加，河床就年年提高。如果每年留两个公分，一百年就高出两公尺。山上的土流到江里沉淀下来容易，而如果要把江底的土运回到山上那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此长年累月，长江不但在沙市而且在很多地方也是悬河，1954年和1981年最高水位高出江汉平原7到14米。最近我听说长江水比湖南的沅江城也高十几米。

林一山在那次随陈丕显去荆江时对我讲，一百多年来我们确切知道的、荆江发的洪水最大的是 1870年，同治九年。那次洪水经过宜昌的流量估计达到每秒十一万立方米。他说葛洲坝就是按照1870年那次洪水而设计的。他说今天如果发生1870年那样大的洪水，按现在防洪的能力来说，得赶快逃跑，洪水白天来会死三十万人，晚上来会死七十万人，江汉平原将会一片汪洋。如果去救，不但救不了，还会死更多的人。我说，“我可是个胆小又认真的人，你可别吓唬我。”他说“这不是吓唬，而是科学的判断。”经过这次考察，回到北京又看了些资料，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同小可。再考虑到其他的自然灾害，我就提出要建立一门学问叫做“灾害经济学”希望有人来研究。现在已经有好多位学者在进行研究了，有的学校也设立了这门课程。我自己虽然没有做专门的研究。但还是一直关心这方面的事情。

有些因素是事前能够比较准确预计的，有些因素则不能。于是在1984年我著文提出有两种“未来研究”——“规划性的未来研究”和“非规划性的未来研究”。在“非规划性的未来研究”中又有两种：一种是“机会性的未来研究”；一种是“灾害性的未来研究”。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准确地预计。做好机会性的未来研究有利于抓住机会不失时机；做好灾害性的未来研究，有利于防灾减灾。从增产的观点来看，由于灾害相对于增产是个负数，灾害中负增长越高就是损失越大。而减少灾害便是“负负得正”。因此我们不能只重视增产，还要高度重视减灾。现在这门灾害经济学虽然已有人研究，某些有关政府部门一开始就支持这种研究，如地震部门，给了学者们不少帮助，但也有些有关政府部门对它还重视不够，比如教育部门至今还没有承认这个学科。他们大概在别的国家的大学没有查到这个学科的名称，对本国的学者又不那么信任，因此全国的高等学校中还没有一个博士生点，当然也就还没有一个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有一个教授，对灾害经济学有研究，但教育部只给了这个大学一个“社会保障学”的博士生点，他只能在“社会保障研究”的名义下研究灾害经济学，而且据说社会保障研究也还只在武汉大学有一个博士生点。我想经过今年的洪水，我国政府的有关部门总应该对这个学科予以高度重视了吧?

在1979年，中国林学会讨论长江上游的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严重的问题。一位学者何乃维，写了一篇《长江有变成第二条黄河的危险》的文章。文章的中心意思是说，长江有可能变成像黄河那样的一条灾河，希望赶快采取有力的措施。中国有句老话：“待河之清，人寿几何。”这是因为黄河的水总是黄的。那时人们的观念，长江是比较清的，所以没有“待江之清，人寿几何”这样的话。可是到建国后的七十年代，人们发现长江带泥沙量非常大。主要的原因是建国以来仍然不重视保护长江上游森林，砍伐得很厉害，因而水土流失严重。长江上游通天河、金沙江流域，海拔高，气候寒冷，幼树要经过一二百年才长大成树。可是树一砍就倒。砍了，长时期内长不起来。越砍长江水越浑。建国以后森林砍伐加快，中国林学会的专家们忧心忡忡，向我反映。我建议他们召开一个会议讨论保护川西森林的问题。1979年7月23日林学会把他们开会讨论的情况告诉我，并带来何乃维的文章希望我给《光明日报》的同志说一下，争取在报上发表。我给马沛文打了电话，结果7月31日何文在《光明日报》上登出来了。于是 8月6日晚我又写了一封信给《光明日报》。这封信加了一个题目《从讨论保护川西森林说起》，在8月 24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后来又收入我写的《关于发展我国农业的问题》和《思考与实践》两本文集之中。不过在1979年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中我只说到保护川西森林的问题。在1981年随陈丕显同志考察荆江，加深了我对长江的认识之后，我才全面提出建立灾害经济学的问题。

自1981年5月那次考察后，我对长江就一直放不下心。除了提出灾害经济学外，一直注视着长江汛情。每到汛期我就睡不着觉。就在长江考察的那一年8月，到了长江汛期，我从报上看到宜昌水文站长江洪水的流量很大，超过每秒七万立方公尺。当时我在大连，一连几天天天打电话回北京，探问汛情。那次宜昌流量大大超过1954年。幸而汉水没有同时来洪水，又正好洞庭湖水正处在低水位。所以未酿成更大的灾害。又过了一年，我去了长沙。在湖南，省委为我召集了一次座谈会。两位负责防洪、水利的副省长和水利局的正副局长到会。大家谈得很投机。在会上一位副省长说，不了解长江水患危险的人，在汛期能睡得着；了解的人一到汛期就成天提心吊胆，睡不着觉了。他们还告诉我不久前发生的一个关于某一个大垸子防洪救灾的故事。这个故事对于我很有启发。不过现在我不想马上讲，因为在转述这个故事之前，我必须先介绍有关垸子的一些常识。

“垸”这个字同“院”同音，是指在江边低洼地修筑防水堤，围起来的那一大块土地。现在湖南湖北就有许许多多人在堤内种地过日子。这种垸子在湖北湖南境内都有，而以在湖南最多。这种垸子，在建国前就有，而在建国后，围湖造田又大量增加。四周围起的垸子，水灾不来时，农民可以在它里面种地住家。水灾来了，如果堤一破，垸子里便一片汪洋。这次长江特大洪水的报道中，外地的记者大概没有去拍摄垸子救灾受灾情况，因此大家从电视上看到的都是长江大堤上的镜头。垸子受灾救灾的镜头很少，我没有看到。垸子大小差别很大，大垸子里有上万或几万人，小垸子只有几千人甚至只有上千人。在建国前，垸子经常闹水灾。不过那时老百姓很穷、全部家当没有多少，可是家家户户都有条船。洪水来了，坛坛罐罐搬上了船，人就坐在船上等水退，水退了重建家园。建国后情况有了变化，由于政府采取了措施，小灾能避免，老百姓防灾意识几年过去就逐渐减弱，有了木头不去造船修船，而去打家具了。防洪时政府发些麻绳和钉子，修不成船，也来不及造船，只有逃。同时家家户户的财产多了，有的家甚至买了些家用电器。洪水来了，他们既要活命又要保住辛辛苦苦才得来的财产。这样问题就更大。防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

现在我回过头转述在那次座谈会上听到的故事——恕我方才中间插讲了很长的一段话——他们说不久前汛期时，本省一个大垸子内，传来了一个紧急消息，说有一段堤被洪水冲破了。那个垸子里的人听到后万分紧张，就拼命把家当往堤上搬。结果把堤上的空间塞满了。不但任何车辆都动弹不得，连人上堤行动也很困难。如果洪水来了，运输救灾物资乃至人上堤救灾，也成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幸亏那个消息是讹传，堤并没有破，人民生命财产未受到损失。但是这次讹传事件暴露了许多问题。那次汛期湖南那个垸子发生讹传的情景可以看作是一次演习。

关于垸子，我几次去湖南和湖北，还了解这样一种情况：农民为了扩大可利用的耕地面积，把许多小垸子并成大垸子。垸子越大，发生洪水时，跑到堤上逃命的路程越远，会发生来不及逃命的问题。因此湖北有关部门提出在垸子中央堆起一个大土丘，好让群众在洪水到来时，就近逃到土丘上。这当然不是好办法。扩大垸子既然是为了增加可利用的耕地面积，堆土丘又要占用土地面积，农民怎么肯呢?同时堆土丘的土从哪里来?这就要去挖地破坏耕地。如果现在要去堆土丘，又何必当初?1981年我与陈丕显讨论这个问题时，他告诉我他有一个主意，在大垸子中央修一座三层楼房，平时用来办学校，水灾来了便成了一座救命楼。我觉得这倒是个好办法，可是不久他离开湖北到中央来了，不知他这个主意实现了多少。

在听了上面湖南那个座谈会上讲的那个故事之后，我还提出一个问题，应该针对群众防洪意识的减弱，做好一件工作：对大洪水到来时可能发生的严重情况和应该注意的事项向群众作宣传，引起他们重视。我设想拍摄科学教育片、新闻片，有进行思想教育的，有传授技术知识的。我认为这样做效果更好。当时有人怀疑，说这样做，可能会引起群众恐慌。我不同意这种意见，说我们不应该怕引起群众的恐慌，而应该怕由于防灾意识的薄弱，在灾害到来时，因事先没有精神准备和缺少科学知识，遭受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

关于垸子我还可以讲一点我在1981年那次荆江考察中得到的知识。

当我们说到长江防洪生态的破坏时，不能不说到围湖造田。垸子便是围湖造出来的。围湖造田历史悠久。我不是专家，说不清垸子的历史。1981年5月12日上午，我随陈丕显到了荆江分洪区参观它的进洪闸时，专家告诉我，荆江大堤早在公元前325年就修筑了。那回没有说垸子最早何时开始修，但是说到明朝有名的宰相张居正把小垸子筑成大垸子的事。张居正是四百多年前的人，而且那天说的是张居正把小垸联成大垸的事。在张居正修联合垸以前，小垸应该早就有了。可见垸的修建是更古的事情。堤和垸都是保护在低窄居住的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的。堤是大面积的保护，垸是小面积的保护。垸子又靠堤才能建成。同时垸子又起保护大堤的作用。有了垸子，水不来，就可以在其中种地、居住、生产，水来了，垸子破了，客观上垸子就可以起分洪的作用。(张居正是湖北荆江江陵人，他为自己家乡的水利有重要的建树，在湖北人中有很好的口碑。不过关于他的口碑，湖南人和湖北人不完全一致。湖北人对他评价更高。湖南人说他偏向湖北)堤与垸的评价又有所不同。考察中我听到的都强调堤是必保的。对垸子，有的人说建设合理的该保，建设不合理的该废。在我们去荆江考察时，我们接触的人对保护有利于我们的生态的观念不象现在那样深刻，因此在那次考察中还没有听见人们发表建国以来围湖造田是防洪生态破坏的最大的问题之一的议论。

以上讲的，都是以前发生的同今年长江洪水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就算是旧事重提吧。

现在来说今年这次水灾。

今年这次水灾，报道很多。水灾我国年年都有。今年报道多，也很及时。报上、电视上每天有许多救灾情况的报道。我是平时很少看电视的人，可是有关这次水灾的新闻只要有可能，我都坐在电视机前看，不愿意错过。上面我讲过，我对长江水灾多少有所了解。加上1937年我是湖北省农委委员。在那一年的十一月，湖北省委派我去荆州、沙市工作。我去那里，是因为在贺龙关向应率领红军长征后，留在原洪湖苏区的一些党员，自动组织起来一个“自发党”，他们与党组织没有联系，得不到党的领导。抗战爆发后他们知道在武汉建立了湖北省委，就派一位负责人跑到武汉来，要求省委派人去他们那里考察、整理那个“自发党”，要求省委考察后承认这个组织，在省委的领导下活动。省委派我前去。我去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代表省委宣布成立荆沙特别支部并在长江北面的荆州、沙市和长江南面的公安、石首、监利(它们属于湖北省)和华容(它属于湖南)，各成立一个党的支部。因此这次我从报纸上的报道和电视上看到荆江地区这些地名时，由于在那些地方工作过，我都比较熟悉，心里也就更加牵挂这些地方的灾情。这次我很想能去武汉和沙市等地看看，可是一想还是不去的好。沙包我扛不动，石块我抱不起来，年纪这么大，本人还需要人照顾，去到那里只有给别人找麻烦。结果就坐在电视机前干着急。

这次我从电视上看救灾，有一个感到不满足的地方，那就是对老百性救灾的镜头，没有看到多少。我看到的都是部队官兵英勇的救灾镜头，使我很感动。但是群众救灾的镜头我看到的太少了，心里有些疑惑。同时这次水灾，两省垸子的镜头，我也没有看到多少(也可能放映了，我没有看到)。我想即使外地电视台记者没有去，本省电视台总会去现场拍摄。垸子受灾救灾的情况总会在本省电视台放映吧?!如果有，中央台也应该转播一些，让大家知道垸子的救灾情况。如果本省电视记者不去采访，本省电视台未放映，那就太奇怪了。有机会遇到湖北湖南两省的朋友们我想问一下。我想救灾中群众一定出了很大的力量，在报道中似乎反映得不那么够。

关于水灾中垸子里的损失我没有看到材料。在这次长江第三次和第四次洪锋之间，湖南的朋友打来电话告诉我，那时湖南小垸子破了62个，大垸子破了六七个。这只能把它当做一个传闻来看待，不能看做是准确情况。整个洪灾中我不知两省的垸子究竟破了多少个?有多少人直接受灾?灾情如何?这是个大问题。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应该向社会公布这次水灾全国的和分地区的损失的数字。有些数字是可以统计出来的。死亡人数、房屋倒塌数、淹没土地面积大小等都可以准确地统计出来的。有的数字只能估计，如城市工业因灾减产，铁路运输受到影响，很难统计，只能分析估计。在计算灾害时，各个垸子的损失我估计是不小的，因为大堤破了，淹没了某些城市和交通干线，承受灾害损失的主要的就不只是农民。大堤保住了，城市保住了，主要的损失可能就在于垸子堤破后农民的损失。1981年我随陈丕显考察到荆江，各县向我汇报1980年那次并不很大的洪水的损失，我了解到那次水灾受损的就主要在农村。1981年5月8日洪湖县长邹其松讲1980年洪湖县的损失就是主动破堤分洪3．1亿立方米，淹了三个公社——沙口、大口、界临，保了六个公社，三个农场，舍车保帅。我不知道这次水灾各县垸子的损失如何。也是在那次考察荆江时我听到1954年受灾损失的介绍。在这个介绍中，他们把水灾的损失分为四个方面：①淹没直接造成的损失，受灾面积1410万亩，灾民七百万，灾害损失按货币估算为141亿元；②救灾抢救费用2．6亿元；③城市工业生产损失24亿元；④铁路运输损失0．5亿元，总数估算为168亿元。那时的人民币当然比现在要值钱得多。而且我在这儿之所以说一说这个情况，主要着眼点并不是数字，而是为了讲灾害损失计算方法。我无法估计这个数字的准确程度，也不打算核实这个数字。我只是认为研究灾害损失对灾害经济学研究来说，是个基本问题。在研究水灾损失时我主张采取钱和人分别计算，并且标明哪些数字是统计出来的，哪些数字是统计的基础加以推算和估算出来的。

今年的水灾损失我想讲现在会有一个初步估计，应该实事求是地向社会公布。损失大小并不表示我们政府工作的好坏。就是表示工作好坏，也要如实公布。我们在公布灾情和损失方面没有什么要顾虑的。在实事求是之外的任何利益考虑，都会失去人民的信任。至于数字发生一些差错，那倒是可以理解和谅解的。我认为应该及早先把一个初步统计和估计材料公布，经过一个时期之后再作一次订正。我想现在离开救灾活动基本结束已有两个来月了，应该可以有一个初步报告与社会见面了。

今年在我国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救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这个成绩是了不起的。但作为科学研究工作者，对这次水灾的情况，我还不是很清楚，在自己的头脑中理不出一个头绪。比如我知道这次水灾似乎有一个特点，除川江来水外，湖北、湖南、江西各长江支流来水很大。这对于长江干流水位起了很大的影响。但我希望了解的不只是定性的知识，希望有数量上的概念。因此我希望看到一个灾情如何发生、如何发展、如何救灾的科学报告。新闻记者和文艺工作者的作品，满足不了科学工作者的要求。不过我想有这种要求的人不止科学工作者，一般的人也会希望把事实弄得更清楚些。

不久前北京几个学术团体——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中国生态经济学研究会、中国地区开发促进会、中国水利经济研究会的一些同志开了会。何乃维同志也到会，并提交了论文《长江洪水肆虐，生态破坏帮凶》。他说，今年沙市荆州的水流量不是最大的，宜昌水文站实测最大的洪峰流量今年是 6．83万立方公尺／秒，比十七年前1981年7月的洪峰流量每秒7．04万方立公尺/秒、，要低每秒0．21万立方公尺。而比光绪22年1896年9月的7．11万立方公尺／秒要低0．28万立方公尺／秒。根据这样的资料，不能说今年的洪水是百年不遇的洪水，至少已经百年三遇了。另有专家据历史资料说，二百年间荆江段最高流量超过七万立方公尺／秒的洪水有七年，超过八万立方公尺／秒的洪水有五年，那就更不能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了。但是这次洪峰水位，在荆江的沙市监利、城陵矶、螺山都超过历史的最高值，也就是说今年的洪峰流量虽然不是历史上最大的，但是洪峰水位之高和处于高水位的时间之长的确是空前的。1954年洪水仅湖北荆江段就发生大的溃决坝和有意识的分洪有十处以上。在今年救灾中分洪分洪区由于长江堤岸保护得比较好，除石首、监利、洪湖有些垸子溃决外，大堤决口后都能够抢救围堵及时合拢。洪水留在堤外江中的多，这当然是水位比1954年高的原因之一。当然今年也不是没有发生堤岸决溃的事情。嘉鱼那一次是比较早的，那次决口的时间是下午八时，次日凌晨三时大队人马赶到现场才开始围堵，中间有六七个小时，相隔的时间不短。淹没的土地不会少。要具体分析今年洪水水位高并且持久的原因究竟有几条，各条原因都占多大的比重，那是生活在几千里之外的一个学者难以判断的，而且我们公布的事实和数字太少了，使人弄不很清楚。但是尽管有各色各种具体情况，长江防洪生态薄弱这一条，我还是认为是没有疑义的。

何乃维同志的文章让我思考了许多。

我听到一种议论说，我国今年发生这么大的洪灾，政府和有关人员不能推卸责任，应该追查水灾发生的责任。

我不主张这么做。我认为某些现任者的责任不能不追查，如救灾的官员临阵逃跑渎职现象，或从破堤中发现，原先修堤坝时偷工减料，工程质量低劣到原本就该处分的程度等等，但是整个说来，我不赞成追究造成这次水灾的责任。因为灾害造成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自然灾害的发生，有不可抗拒的天然自然的原因。长江、长江，这条江就是长。不算支流，长江干流就有6300公里。长江是世界上第二长的河流。长江的支流多，不说宜宾以上，单说从宜宾开始到南京下游的滁河口，人江的支流就有41条。再加上接近长江口的运河和成网的许许多多通长江的小河，长江的支流就多得无法计算了。世界最长的河流密西西比河，我估计没有这么多的支流(这个判断准确与否待查)。长江的流域面积大，有180．72万平方公里。长江流域又是降水量大的区域，每年又有集中降水的季节。因此每年都有汛期，这是天然的自然的气象和地理条件决定的，自古以来，就是由于这方面原因造成灾害。对这，任何人都没有责任。

第二，长江水患的形成有其长期历史的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记得前面说了荆江大堤是公元前屈原诞生前开始修的。我之所以提到屈原，是我想那时修荆江大堤的应该是楚国。修堤那就说明水患已经很严重了。我想中国记载长江水灾的历史的书一定很多，可惜我手边没有这类书。我想破坏防洪生态的事情，古人做得不会少。不过那时人们没有比较先进的工具和组织吧了。人们手中掌握的工具越先进，生产的组织越强，破坏起来就越严重。

总之不论天然的自然原因或者千百年社会历史的原因带来的水灾都是无责任可追究的。

至于建国以来我们工作中的失误，那就另当别论了。五十年来，长江上游森林采伐不当，水土流失，这是我们工作失误中的一个方面。长江中游可以起分洪作用的湖泊面积由于围湖造田不当，大幅度地减少又是另一方面工作的失误。这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应该负责的。但时间跨度这么长，涉及的人和组织那么多，具体的人和组织是无法追究的。而且追究又有什么用处?我们今天可以而且应该做到是总结经验和教训，找到防灾减灾的有效的办法，有力地付之实施。这是最要紧的事。

而且要对经验和教训作出正确的判断不是随随便便的事，需要掌握大量资料认真从事科学研究。以围湖造田这一点来说，虽然最后的统计数字明白地摆在那里：五十年代江汉湖群曾有大小湖泊1066个到九十年初已剩下182个，现在尚残存147个。武汉市曾誉为“百湖之城”，解放初期原有湖泊一百多个，到80年代尚有35个，现在只剩下27个，长江中游原有调蓄功能很大的六大湖泊：洞庭湖、洪湖、西凉湖、梁子湖、叨汊湖和鄱阳湖。1949年六湖总水面积达13332平方公里，到1980年其中洞庭湖的湖水面积1825年有六千平方公里，1949年还有4356平方公里，1983年减少到2691平方公里，这些数字我记下来的都已经是比较陈旧的数字了，现在肯定比十几年前还要严重。洞庭湖的天然生态问题本身就很严重，每年从湖南各水人湖的泥沙量就极大，1953——1983年每年平均从长江和湘资沅澧四水人湖泥沙，1．334亿立方米，而从螺山出湖泥沙仅0．351亿立方米，每年有近亿立方米的泥沙淤积在湖床，平均每年湖床淤高3．7公分。西洞庭湖我去过，已成一条河流，东南洞庭已经缩小了百分之三十八，加上1983年到1998年的十五年，情况会更加恶化。

如果二十年前是在阶级斗争为纲错误路线下的事情，三中全会以来的近二十年中，长江防洪生态继续恶化的责任我们就要更加负责。在这二十年中人们对这个问题越来越清楚，不论对于长江上游的森林的破坏或者长江中游湖泊调蓄洪水面积的缩小，早就有议论，可惜的是没有给以充分的重视，开展真正的科学讨论，没有把防洪，减少洪灾损失的事情提高到应有的位置。这件事党政当局应该负主要责任，就是我国的学术界，尽管应该受到表扬，因为他们经常提出警告，但是我认为还是问题提出得不够尖锐，——不过我对我们学者还是充满着同情，因为他们得不到应有的支持，也的确难于发挥自己的作用。

从保护川西森林这点来说，中国林学会和何乃维当时提出的问题不可以说不尖锐，可是他们要在报上造舆论还要我帮忙给《光明日报》说话。《光明日报》把他们的声音让读者知道了，有关的部门也不会看不到报纸，结果又如何呢?我说学者们提问题不够尖锐，没有一不做二不休地继续搞下去，我们对许多重大问题不愿意开展大规模的科学讨论，学者们也就无能为力了。应该说像长江上游森林保护问题，学者们早已发出严重警告。并且已有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可惜有关政府部门未能给予应有的重视。因此我现在反思，我是否还能多做一些工作，把话说得更重一些，更尖锐一些，舆论造得更有力量些。我那时还有些官衔，工作条件也比现在好一些，我也没有别的什么顾虑，归根到底还是自己的认识不够深。

关于围湖造田问题，我听到的学者们发出的警告不少，但是我不记得有哪一篇强有力的文章。

总之长江的防洪生态，建国五十年来，状况一直没有改善，仍在继续恶化之中。以致这次洪水虽然流量并不是最大的，灾情却如此严重。对这，我们是有责任的。但是我仍然不主张追究责任。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赞成毛泽东讲过的惩前毖后的方针。

对于保护长江上游森林问题，我觉得问题比较容易解决，那就是要坚决禁止砍伐水源保护林，已经砍伐了的地方要赶快选择合适的树种重新种上。对这件事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想主要是那儿居民的生计与地方财政困难问题。对于这一点，国家要舍得花一点钱和做好扶贫和增收的工作。由于那个地区人烟稀少，我估计所需要的费用不会很大。我对最近传媒报道的雅安毁林事件很关心。雅安这个地方已经设市，离成都不远，并不特别偏僻，却发生如此严重的对原始森林的大破坏，这个问题应该特别重视，总结教训。

至于围湖造田我总认为问题比较复杂。湖北湖南围湖造田的数量非常大，涉及的居民很多，我没有数字，只知道很多，我们面对着一个严重的现成事实。

黑格尔讲过“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那就是说凡是现实存在的东西都有存在的道理。当然在五十年中大搞围湖造田对防洪生态破坏的严重性已经暴露出来，说明那样做是很不合理的之后，还是要研究当初如此大规模地围湖造田的理由，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认为围湖造田的根本原因，第一条是人口膨胀加大了增产粮食求生存、求多些经济收入的压力；第二条是各种建设事业的发展，比如我考察过的柘溪水库蓄水后，库边的居民不得不移到洞庭湖区。到湖区哪儿落脚?还不是造围湖造田?第三条理由，湖内的土地不来洪水时，闲在那里眼看是个损失，而且洪水后的土地特别肥沃，在缺少土地看到这么好的土地会觉得不去利用它就太可惜了。还有——条是我在1981年听对湖北水利有研究的任仲林书记说，他认为围湖可以增加五到十倍蓄洪能力。因为垸子里的地是干的时候可以蓄很多的水，而如果不用，平时是湖，已经蓄上了水，洪水一来，就蓄不了很多的水。他认为湖北那时围湖百分之八十是对的，百分之十是错的。错的是把应该蓄水分洪的湖围起来了。他认为沔阳排湖围了26万亩，只剩下了四万亩，由于不存在蓄水问题，围的是对的。可是沔阳又围了一个“联合垸”7万亩，那是错的。因为这垸子是在河道上，围了无法泄洪。去年这个联合垸先溃口，后来就炸了锅。我认为对围湖造田带来防洪生态破坏这个经验教训的认识需要深刻些，应该对建国以来五十年中的围湖造田作一番彻底的研究。作出有充分说服力的判断。

今年水灾，党和政府对救灾十分重视，采取了许多措施，动员广大军民抢险救灾和做好卫生防疫工作，减少了不少损失。而且也注意灾中教育工作和邮电通信工作等不因水灾而中断，这些是值得赞扬的。但是我不认为救灾工作十全十美，特别是宣传工作方面的问题似乎更多一些。我感到在宣传工作上存在不能令人满意的片面性。我不主张如清朝廷那样追究谁的责任，但我认为经历了今年这样大的水灾之后，一定要做好亡羊补牢的工作。否则羊还会继续跑掉，我们就愧对子孙后代了。

在这里我又想插进来讲一个故事，也是随陈丕显去考察荆江。那一次，林一山对陈丕显和我讲了一个故事。大概是1896年那次长江大水——1896年这个时间我记得可能不准，但肯定是在满清的末年——荆江破堤，洪水进入荆江城西门，西门里有一户满族地主的住宅被淹了。这满族地主就状告汉族地主，说汉族地主在长江一个堤上种芦苇，阻碍了长江水的流动，导致了那次洪水。满清朝廷就查办此事，据说档案里有关这件事的案宗就有一尺多高。最后清廷追查了三届水利官吏的责任，统统问罪，抄家。清廷的处置不可说不严，但是没有任何有效措施，只是铸造了一个镇江铁牛。这铁牛现在仍在沙市江边。这次在电视里有一次我似乎看到这个铁牛的镜头一晃而过。

这个故事也说明一个问题，追究责任并不能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一定要有办法，一定要有切实有效的措施。办法和措施中有临时应急的，有长远的、预防的。

这次救灾中采用的办法就是临时应急的。主要还是靠“人海战术”来“战胜洪水”。这次洪水没有酿成特大的灾害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一方面靠军队和群众的英勇搏斗，一方面我看还得感谢老天爷，没有在紧急关头，川江汉水再来特大的洪水。如果宜昌的洪峰流量最高不是6．8万秒立方公尺而是七万多、八万多立方公尺，加上现有的水位那么高，两湖江西水那么多，再勇敢的战士，也会发生难以抵挡的困难。上面我们讲了几个数字是何乃维提供文章上写的，1981年11月我在荆江分洪区进洪闸考察时专家告诉我，1954年这个流量是7．1万立方米／秒(这个数字何乃维未引)，1896年是7．11万立方米／秒(这个数字与何乃维文章上相同)，1870年是11万立方米／秒(何乃维10．5万立方公尺／秒)， 1860年是9．15万立方公尺／秒，1980年，即我们去的前一年才4万一5万立方米／秒，也到处说灾情了。洪水是个强大的物质力量，只有用强大的物质力量来抵制。人海加沙子、石头也是物质力量。成败就看双方力量大小的对比。这个唯物主义的原理是必须充分重视的。

我在电视机前把今年的洪水和1954年作比较，感到现在通讯交通的条件比1954年好多了。可以通知各大军区空运部队救灾。这次部队救灾由军委直接下命令。军队动作快，可以迅速运赴现场。我最早注意这次救灾动员军队的消息，就是从《广州日报》上看到的。看到这家报纸上报道，长江发生了特大的洪灾，广州军区的部队紧急空运到嘉鱼现场。那时别家报纸还不敢报道洪灾，也许发洪灾的消息还被控制着。结果被《广州日报》抢了个先。那次嘉鱼破了堤，死的人比较多，从水中救起一个小孩的镜头，就是在嘉鱼拍摄的。那个小孩顽强地抓住树枝未死，而这个小孩的父亲母亲都被洪水冲走了。那个孩子得救的镜头在电视里出现了许多次。在电视机前我还看到在某个大堤发生险情对决口进行围堵合拢时使用铁条制造的笼子，里面装上石块，推到急流中去的镜头，看来效果不错。我记得这是水利部下的一个研究机构研制的，不知道是原先早就制好运到现场的，还是救灾中赶制出来的。我在荷兰看过他们围海造田使用这种东西，但有自己的特点。

我把在洪水过后加固大堤的工作看作一种临时应急的工作。它虽然不像洪水到来的那种紧急救灾工作，但是必须抓紧的工作。1980年来了次大水， 1981年5月陈丕显就去荆江考察荆江各县。他去那里的目的——方面检查灾后的善后工作，一方面是考察加固大堤的情况。陈丕显5月10日在公安县还发表了重要的意见。他讲，周总理在世时，亲自打电话问情况，规定各地水位多高时，县、地、省委书记要上堤岸。他说，1980年，中央国务院没有一个领导来过，只是下原则动员，用渤海二号事件处分领导干部的事情来压下面。他说有些事一个省解决不了，要中央负责。我们一路考察，了解到在防灾问题上湖南湖北之间的矛盾。我也讲起当年周总理亲自担任长江委员会负责人的事情。1980年长委会没有了，只有一个长江办事处，许多问题就不能及时解决。看来救灾要有一个长设的，有力的权力机构。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机构已经建立起来没有?

在这里不得不讲到三峡工程问题。对三峡工程我国曾经发生过尖锐的争论。现在不再争论，并不是因为不存在不同意见，而是因为这个工程已经上马，争论已经没有现实意义。我没有参加这场争论，也并不意味我对这没有看法。我不参加这个争论是因为参加争论的人已经很多了，少我一个，多我一个都不会发生什么影响。我想反正我起不了什么作用，所以不发表意见。因此一直采取不表态的方针。前几年国家确定成立一个三峡省的筹备机构，要我做这个三峡省的筹备机构的顾问。我接受了，并且随当时三峡省筹备处的主任李伯宁去三峡省作过一次考察。那时我就声明，我只参与三峡工程经济问题的研究，不参加关于建坝问题的研究，对究竟应该不应该建三峡工程没有去表态。但其实我有自己的看法。我的看法是，如果从发电的角度出发，我是决不赞成修三峡的。因为修三峡发电不是个好方案，是很不合算的。我认为开发乌江来发电合理得多。由于我对长江水灾的特别关心，我就不得不考虑三峡在防洪中的意义，我认为建三峡的目的应该主要是为了防洪，不是为了发电，但是在实践上同时兼顾发电和防洪两种目的是很不容易的，而且为了防洪也可以采取其他的措施。对这我没有研究，因此只好不发表意见了。

我认为第一个需要进行研究的问题是，要靠科学来分析历史上发生的水灾包括今年水灾的客观情况，要对今后发生水灾的可能性作出科学的估量，不要强调什么这样的灾情是百年不遇，甚至说更长的时间才会发生一次的说法。如果这样的估量是绝对可靠的，我也不反对。但是讲如果没绝对的把握而去这么讲，究竟好不好就必须考虑了。而且历史资料表明，百年不遇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那样说不论起夸大这次救灾作用或是起麻痹自己的作用都是要不得的。我觉得还是应该真正科学一些讲这个问题。我想如果研究后认为今年的洪水如此严重造成的原因，是防灾生态极其薄弱，那么我们就不能有侥幸的心理，而一定要作好再次受灾的准备。在今天我们一定做好“亡羊补牢”的工作，而且应该指出要“补牢”是要花很大力量的，需要投入很大的人力和财力。而补牢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要认真研究，我们到底能够做到什么，应做什么，不要随随便便地说话。我建议国家拨出充足的研究经费，请国内资深学者与中央和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一起，完成如何防灾减灾，改善防洪生态的研究课题。当然也要吸收更多的青年学者参加这项工作。我想有关部门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是必须看到这个课题是个综合性很强的研究，不是一个或者少数若干个部门的事，需要协调好，需要统筹好。

我们今天当然不会去锻造什么镇江铁牛，但是究竟采取什么有效措施的事，不经过仔细研究不行。要做好这样的研究工作，需要尽可能充分地掌握历史资料，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要对客观事物有冷静的过细的研究和估量，研究我们可以达到的客观可能性，要提出必须采取的措施的主张。这就需要对大量的资料进行分析和综合，认真地进行研究。政府部门的研究工作一定要排除部门的狭窄观点，同时要指出在科学研究上只服从真理，不承认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具有各方专长的学者们的研究也各有其局限性，也需要互相帮助。

学者研究会遇到一个经费问题。以何乃维为例，他在最近写的那篇文章中反映他在研究中想取得水文资料遇到很大的困难。他说自己1997年向云南水文处要一个水文站的的系列数据，他们就向他索取四十多万元。一个学者哪儿有那么多钱?对于水文站来就，他索取报酬也可以理解。他们也有自己的理由。这笔钱我以为应由国家负担。我冒说一句，课题的研究就是花费上几千万元也不算多。搞一个经济项目，花几千万元算不了什么事，可是人们一听说研究一个课题要用上几千万元就觉得难以想象。我想事情不在钱花得多少，而是能否收到真正的效果。如果这种研究的确减少了灾害造成的损失，根据我提出的“负负得正”的灾害经济学的原理，这钱就花得很值。因为效果会大大高于花费。

我在一张报纸上看到，有人主张建立救灾博物馆。我对这样的建议不能投赞成票。因为如果建造博物馆是为了歌颂这次救灾的英雄事迹取得的成就和党的领导，我想现在所作的工作已经差不多了。而建造一个博物馆所要花的钱不少。把这笔钱改用在亡羊补牢的研究工作上，会更值得多。如果要建设什么救灾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中就应该陈列说明我国受灾救灾的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展品；陈列在建国五十年中我们工作的成就和失误的展品。同时在这个博物馆里也应该对可能再来的灾害有所展示。博物馆的意义在于教育，建造有关灾害的博物馆在于提高人民的灾害意识、普及救灾防灾的知识。同时在这个博物馆中还应该展出今后亡羊补牢的有效措施和人民群众的要求。而博物馆也只有在做好上述研究课题之后才能有正确和比较深刻的内容。如果没有这样的内容，救灾博物馆就成为没有多大科学性、没有多大价值的东西了。

如果我们已经有了一笔必要的充足的科学研究经费，我们就要很快地把研究力量组织起来。研究行动方案时要很好计算财力物力，计算时间和工作进度。要充分估计完成这个课题的困难，要有很强的组织工作，要有严格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首先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而这样的事，不投入很大的力量是不能奏效的，尤其考虑到这是一件与时间竞赛的工作，宁肯动手早些，工作紧张些，也要抢在下一次洪水到来之前多取得一些科学成果，当然也要考虑到我们具备的一些有利的因素。世界各国在水利科学方面各有建树各有很好的办法，如荷兰围湖造地，我在荷兰访问就看到有许多方法，可以在我国救灾工作中利用。我国的水利科学研究与外国相比在许多方面是领先的。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在对自然条件研究方面的力量是比较强的，有不少造诣较深的专家。只是不少人年龄都已偏高了，要发挥他们的知识和才能，也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好在我们有不少与此相关的学术团体，可以给他们以必要的条件，尽量发挥他们的作用。

如果说，在二十年前我还可以自告奋勇多参与些工作，如今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力不从心了。但上面这番话还是要讲。不讲，我就不得安宁，感到自己的灵魂不得救。我大声疾呼，我相信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各级部门的密切配合下，在专家、学者的参与下，认真去做，是有可能做好这个工作的。也许现在有些事已经在做了，一切做得恰当的事，我都支持，我只是希望做得更好。

我知识很有限。今天才从广东中山到广州。在珠江畔停留，想到了长江水，正好《广州文艺》的任丽璋同志来，手边正好带着何乃维最近写的那篇《长江洪水肆虐，生态破坏帮凶》和我投寄给《改革》杂志的那篇《呼吁》，我就同任丽璋聊了一大通。回到北京我觉得写这些是自己的责任，是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我也不可能写什么科学论文，尽管我的这个东西写得不短，但是按照田蒙的观念，再长也只是随笔。或者按照我自己对随笔的说法——随笔也者，自由之笔也。在这个随笔中，我只是讲讲自己的一些知识、一些感触、一些主张，不敢自命有真正的科学研究，如果能促进真正的科学研究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何乃维同志的文章，征得他的同意，引用得比较多。此外，胡冀燕的笔记我也用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