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陈清泉（1959研，电机）

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瞬间，我离开清华大学已经五十又一年了。明年适逢母校百周年校庆，最近接到学校来信约稿。作为学生，希望能藉拙笔作此文，略表寸心。

陈清泉学长1994年校庆返校时二校门留影

50年代与同学在清华校园留影，右二为作者

我于1953年从印尼回国，入读北京矿业学院（现为中国矿业大学）机电系。四年之后，我毕业留校当助教并被保送到清华大学进修，参加研究生班学习，并于1959年毕业。

当时的清华，给我感触最深的便是弥漫在校园里的那股灵气。一入清华园，就有学术殿堂的那种神圣气氛。我想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清华有不少学术大师。这些大师的学术风范，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清华人。当一些学术大师在大礼堂讲课时，不少人会去旁听，我也抱着渴望的心情加入其中。大礼堂往往座无虚席，只能站在后面听讲。这些大师讲课的内容深入浅出、概念清晰、富有哲理、结论突出。这为我后来从事教学科研起到了启蒙和楷模的作用。这种灵气还体现在清华园里自由民主的学术氛围和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上。周末的晚上，我时常会去参加古典音乐赏析，一面欣赏古典音乐、一面聆听主持人讲解作曲家生平及创作背景。这使我对西欧文艺复兴的作用有了初步认识，为我后来促进中西文化交流打下了基础。

我记忆中的这种灵气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它成就了清华灿烂的过去，也终将造就清华辉煌的未来。梅贻琦校长曾经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一流的大学，并不取决于她拥有多好的物质条件，而在于她身上散发出的那股精气神。她向整个社会传递出理性、科学、上进、正直、善良、宽容、博爱……虽然这种灵气和精神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破坏，但几代清华人不辱使命，继续发扬，让我们得以看到今天的清华。后来，我于1989年、1995年、2001年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学院、英国剑桥大学任客座教授。其间也参加过哈佛大学的校外课程。我很快感觉，清华和这些顶级学术殿堂都有一脉相通的灵气和精神。哈佛大学原本只是一所穷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原来也是又穷又小，而剑桥的学术在16世纪前叶没有什么可称颂的。那时，英国的学术重镇无疑是牛津大学，她和法国的巴黎大学以及意大利的波隆纳大学，还有其后德国的海德堡大学，被视为欧洲最著名的学术重镇。起初的剑桥还是一个相当隐晦的名字。后来，伊拉斯谟（Erasmus）来到剑桥，并播下“新学”的种子。从此，剑桥得以昌盛，最终跃居全球最著名的高等学府行列。哈佛大学第一任校长亨利•邓斯特（Henry Dunster）也是剑桥学子，其创校宗旨是“发展学术，以垂万世”。哈佛的校训是“Truth（追求真理）”，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训则是“Mind and Hand（动手动脑）”。两校很近，但各有明显的特色，从校训中体现出来。2001年我在剑桥期间，更是沐浴在“Freedom of Enquiries”的氛围中。我身临其境在这些国际学术殿堂，自然联想到我青年时代在清华受到熏陶的岁月。一个学术殿堂的灵气不仅在于大楼，而更加在于大师、大爱；在于不断探索、不断创新、追求真理；在于崇尚学术自由、崇尚道德、崇尚爱国主义；在于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积极的贡献。要想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首先就要有肥沃的土壤和新鲜的空气。

我于1937年出生于印尼。1953年毕业于著名的印尼雅加达巴城中学（简称巴中）后立即回国。1976年定居香港，以香港为基地，走向世界。我经历了荷兰殖民统治、日本占领、第二次世界大战、印尼独立、整风反右、“文化大革命”等历史时期。大动荡、大变化的时代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也激发了我追求真理、探索高科技的强烈愿望。一路走来，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一直激励着我，特别是当我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1976年我初到香港时，口袋里只有50元港币，一切从头开始，困难重重。我到香港后不久，便参加了香港印尼巴中校友会和香港清华同学会的活动，得到学长们的点拨和提携。这使我能够快速融入香港社会，并能一面工作，一面继续深造发展。1997年对我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这一年，香港顺利回归祖国，而我也先后当选为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乌克兰工程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很荣幸于2002年至2005年被聘任为母校汽车系兼职教授，2009年至2012被聘任为母校电机系兼职教授，最近又获任香港清华同学会名誉会长。

回想我这一生中，虽然在清华学习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年，但是，清华“自强不息”的精神成为我取之不尽的源泉。我为能有这段清华缘而感到由衷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