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张曰骞（1950机械）

我算是一辈子搞汽车的人了。2010年的春节除夕日，就是我89岁的生日。

张曰骞学长

1941年我19岁，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毕业后，就去云南滇缅公路局下关（大理）修车厂实习两年。抗日战争时期，滇缅公路是当时昆明到缅甸的唯一国际通道，主要运送军用物资和民用商品。它是一条砂石路面的简易公路，天晴时沙尘滚滚，下雨时泥泞不堪。公路一边是万丈高山不见天日，另一边是雾气重重，深沟不见底，车翻下去就不见踪影了，翻掉的车不计其数。当时运输车辆都是2.5吨的雪佛兰和小道奇，商家的车一般都超载到4吨以上。这就叫做“马达一响，黄金万两”，可都是用司机的命换来的！这两年时间使我对汽车有了一个感性认识。后来滇缅公路被日本人切断了，我回到昆明进了昆明无线电厂，搞些机械制图工作。厂里来自西南联大的同事都劝我上大学，1945年我考上了西南联大的先修班。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随学校回迁北平，进了清华的机械工程学系。听了宋镜瀛老师开设的“汽车工程”课，在汽车理论知识上有些收获。1950年毕业，被分配到中央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

在这里，我想说一件我在清华求学期间发生的人生大事。我原在昆明时认识了张年英并订了婚。来清华上学时，她在电机系图书室当管理员，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大家唱”歌咏队等进步组织。1948年底，清华先于北平解放了，她很快报名参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团。部队领导考虑到我们的关系，给了她三天假，让她回学校和我结婚。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也没有钱，真是不知所措了。老师和同学们热心帮助，他们说这是清华解放后第一对新人的喜事，很快凑了钱买来糖果糕点、灯笼红烛，就在学校名胜之地“水木清华”的宽大厅堂里，为我们举办了歌舞婚庆晚会，正好延安文艺工作团驻在清华，也来为我们演奏。来宾们济济一堂，在一片欢笑声中让我掀起她的盖头，大家还表演了许多精彩的歌舞节目为我们祝福。这大概是清华历史上第一次或许唯一一次让学生在“水木清华”举行的婚礼，还是如此特别的婚礼！婚后第三天，我爱人就随军南下了。六十多年来我始终珍藏着这段美好的回忆。

1953年12月，我被派到苏联斯大林汽车厂总设计处，实习汽车发动机设计，那里已有一位1952年毕业的清华机械系校友刘经传在实习汽车总布置。一汽郭力厂长同意我延长实习时间（原规定只有一年），这样我不仅在斯大林汽车厂总设计处画设计图纸，还参加了他们的新产品开发答辩会和全厂生产质量问题讨论会等内部会议。此外，还安排我去汽车发动机研究所实习一个月，去有关的发动机各附件厂学习汽车发动机附件生产。总设计师还让我参加他们新设计试制的大客车的道路试验，从莫斯科经乌克兰的基辅开到高加索的雅尔塔。最后实习结束时总设计处开了隆重的欢送会，苏联朋友们还到火车站送我上车。送来的鲜花我都抱不完，还是列车员帮忙把花抱进火车的。由这段实习经历可见，当时苏联和我国的关系是很友好的。

1955年我回到一汽，被提升为工程师，担任设计处发动机科科长，全科60多人，我把他们分成了几个专业小组。那时因产量小，苏联专家只在厂里安排了三个发动机试验室，经我向厂领导申请，增加了一个柴油机试验室。一汽的设计处发动机科就是这样起步的。

1956年“解放牌”卡车投产了，厂里开始抓新产品设计，包括解放牌的改进和多种派生车型，军用越野车和轿车。轿车方面的设计工作由设计处史汝楫副处长主抓。从1957年5月开始筹划，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东风”牌中级轿车的设计，1958年5月就试制成功开到北京报捷了。但是东风轿车还没有来得及批量生产，一汽又迎来了更重更难的任务——设计试制供中央领导同志和驻外大使馆使用的豪华轿车，其中240马力、4400转/分的V8发动机是一个关键，由我主持设计工作，冯建权负责总布置，发动机科全员参加。

一开始厂里还有人怀疑我们是否能设计出这种高级大马力的发动机，我们不管这些，只是脚踏实地地干起来。那时我们有一个克莱斯勒高级轿车和一个凯迪拉克高级轿车的发动机做参考样机。最难设计的是缸体，因为我们不太懂铸造。因此我请设计师杨建中（1953汽车）把图板搬到铸造厂的木模车间去，与工人师傅们一起搞设计，结果把砂芯减少了，铸件设计合理了，一次试制就成功了。消声器也是一个难搞的东西，既要发动机功率消耗小，又要噪声消减效果好。我就派冯钊同志去音乐学院请教声学教授，又去乐器厂学习讨教，最后搞了几十个方案，从中比较选定了一个。后来又碰到一个液压挺柱发响的问题，由设计师冯建权和时任一汽发动机技术科长的李刚同志（清华1948届校友，后来曾任一汽厂长、中国汽车工业公司总经理），带着由工艺人员和老工人组成的攻关队日夜攻关，从材料、热处理、超精加工等方面采取措施，最后也解决了问题。厂里请来的一位苏联专家是我在苏联实习时的导师和好朋友，他向我要这份液压挺柱攻关资料，他说苏联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乘坐的轿车的挺柱也发响。我请示了设计处总支书记后，把资料给了他，不料后来在“文革”的浩劫中，这件事竟被说成是“里通外国”了！

V8发动机试制完成后，上台架做性能试验和1000小时强化耐久试验，都顺利通过。又装上两排座的红旗轿车，由苏联专家主持了道路性能试验，结果各项性能合格，试验顺利通过，大家都很高兴。这第一代“红旗”高级轿车除了V8发动机外，还有自动变速箱、车身冲压件、四腔化油器、车用润滑油、车用空调、防弹玻璃、防弹轮胎等，也都是一汽或国内协作单位自主开发出来的。这表明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中国人也能设计制造自己的高级轿车。后来1966年一汽又造出了三排座的红旗防弹车，从底盘到车身全改了，发动机也从240马力提高到320马力，主持发动机设计的是杨建中。国庆50周年时，江泽民主席的检阅车就是用这种车改装的。听说60周年大庆时，胡锦涛同志的检阅车又做了进一步的改进。

60年代的时候，一汽饶斌厂长要我和发动机厂厂长毛德犹一起组织“两参一改三结合”小分队，去进行解放牌发动机改造成顶置气门发动机的设计试制工作，我们按红旗轿车试制的方法进行工作，厂领导大力支持，一周开三次试制调度会，调动全厂的资源，结果一个月就完成了试制，上试验台架强化试验1000小时，顺利通过。只因遭遇“文革”，一汽无法改发动机机型了，便把图纸上源于英制换算的那些带小数的尺寸改成正整数，交给二汽生产，就是后来的EQ6100型汽油机。该机投产后，使二汽的卡车拉得多跑得快，使一汽受到很大压力。这个机型的开发也是“文革”动乱前搞出来的一个自主开发的成功范例。

1967年，我由一汽调到二汽产品口，1972年二汽产品设计处成立，我先后担任副处长、副总设计师，1983年又调任东风联营公司总设计师。期间先后主持了2.5t越野车（EQ240）和5t载货车（EQ140）两种车型的整车104项和发动机64项质量攻关工作；解决了EQ6100发动机大量冲缸垫的质量问题。1980年起，我极力支持发动机厂设计科自主研发EQ6100D柴油机，历经四轮，于1989年通过了鉴定，交南昌柴油机厂生产。1983年后，我又主持了郑州轻型汽车厂（属东风联营公司）的3t农用货车的设计，通过机械部组织的鉴定后由该厂生产，这个项目还为该厂带出了一支设计开发队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了比以前更多的渠道和机会接触到国外的先进技术，通过引进或技术合作加以利用。例如，1979年孟少农总工程师邀请美国Cummins公司负责产品研发的副总裁林慰梓先生（清华1940届毕业生，孟总的同学）来二汽参观指导，我陪同请教了三天。林先生拿出一张Cummins新开发的发动机照片给我看，说他们的气缸体铸件的壁厚只有3mm，很先进。后来二汽引进了这种发动机，与Cummins公司合资生产增压和中冷增压两种机型。铸件壁厚3mm也由我们的铸造厂攻关解决了。再如，EQ6100/EQ6105型汽油发动机曾以40万英镑委托英国Ricardo公司进行设计评定和改进，二汽派人去参加性能试验和结构参数测评，学到了不少先进的试验方法和评定技术。当我带两位同志去Ricardo公司验收他们的改进型样机时，发现样机存在拉缸问题和一些附件带来的质量问题，我还给他们出主意解决了，后来Ricardo公司的总工Moss先生到中国来做总结汇报时，几次向厂领导表扬我“是一个优秀的设计师”。Ricardo公司当时还竭力主张把6100汽油机改成柴油机，可惜限于当时我国的燃料政策，这个正确的主张没被采纳。不过，过了几年汽油机还是停产了。

我一直认为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是很必要的。在经过“文革”的十年动乱、停滞之后，我国的汽车技术严重落后，同时国家资金匮乏，实行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的方针也是必要的。但是，买技术买不来外商的最新技术，合资企业中的外商又总是对我方施加种种限制。从长远来看，还是要壮大自己的技术队伍，靠自己发展技术，掌握开发产品的本领。事实已经说明，五十多年来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自主开发的经验，现在又有了较好的发展条件，需要的是有更多的领导重视和支持，更多的自主开发实践，更多的愿意献身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人才。

我早在1987年就离休了，现在只担任东风公司咨询委员会委员，但我非常关注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看到2009年3月国家发布的《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中明确提出三年内“自主品牌乘用车在国内市场份额要超过40%，其中轿车要超过30%”，我很高兴。看到国庆60周年大典上胡锦涛主席乘坐一汽自主研发的新红旗检阅车，我很激动，不禁又想起了50年前自主研发第一代红旗轿车的往事。我希望清华的同学们努力学习，投身于中国汽车工业的振兴，开发出更多更好的自主品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