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杜 敏（1961动力）

2010年10月，我携同老伴去上海参观世博会。刚一踏上上海的土地，即刻涌上我心头的就是倪天增！掐指一算，他先我们而去已有18个年头了。倪天啊倪天，你今日如果还在该多好！

杜敏学长与夫人同游世博

田径队跨栏组合影

跨栏组组长喊集合，左起第8人是倪天增，第10人是杜敏

1992年末，一封同学的新年贺卡带来一个让我非常惊愕的消息：倪天在北京突发心肌梗塞逝世！一下子我好似被打了一闷棍，颤抖的手令卡都掉到了地上，好久都缓不过来。

倪天啊倪天，你才50刚出头，怎么就走了呢？你年轻有为，担任上海市副市长9年，上海市民称你为“平民市长”，“风雨市长”；朱镕基赞你为“市民的公仆”；你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为上海的市政建设费尽心机，操劳过度。倪天啊，上海人民还需要你，我们的国家也需要你呀！还有，咱俩的承诺都还没兑现你就走了，走得这么早、这么急！

在清华读书时，朱学锷、倪天增和我都是校田径代表队队员，小朱是短跑组的，我和倪天是跨栏的。由于我和小朱是动力系同班同学，倪天虽是建筑系，但我们却同届，再加上机械系高班的钱匡，我们四人性情相投，天天都在运动场上一起流汗，互相切磋，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我在《清华校友通讯》复42期上曾发表一篇《过去了四十个春秋》中，叙谈了当时我们田径队跨栏组里，说不出是什么原因，互相间的称呼都亲切地只叫前面两个字，如倪天（增）、钱匡（武）、杨忠（润）、李茂（永）等等。而对跨栏组外人员，哪怕是非常熟悉的好友，如短跑组的朱学锷，就从来不叫他朱学，而只昵称他小朱，或直呼朱学锷。跨栏组的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毕业，到工作之后，甚至他当上了上海市副市长后，我写信、见面时，仍然亲切地叫他倪天。

我进入跨栏组的过程，在那篇文章中已描述过了，倪天的情况和加入的时间同我差不多。其实我俩的身体素质，拿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实在太一般了。我只有1.70米高，身子还比较单薄，入队后让我专攻200米低栏兼400米中栏；而倪天呢，身高也才1.76米，这在那年代就算高的了，他的身板比我要壮实一点，所以就让他专攻110米高栏。

跨栏和撑竿跳，是公认的田径运动中技术性较高、难度较大的两项运动。就我俩这样的身体状况，并不是跨栏的“上等材料”，我们知道应该从其他方面去弥补。于是我们除了参加全体每日下午近两小时的训练外，还在早上起床后到体育馆进行拉伸、压腿和弹跳练习，以提高我们的柔韧性和弹跳力。

在50年代末，全国各条战线都搞大跃进，校代表队领导也应形势所迫，要求大家解放思想，大胆革新，订出高指标，努力去争取。于是我俩也憋足了劲，随大家一起提出了我的低栏要跑进26秒，倪天的高栏要跑进14.5秒，这都是接近劳卫制“运动健将”级的水平了！而且我们把一直稳占北京高校跨栏“一哥”的北京钢铁学院的楼大鹏当作我们的赶超对象。我们想方设法从各方面去提高锻炼的效果，例如我和倪天都做了沙袋，除了睡觉之外，我们都把它紧紧地绑在两个小腿上，盼望能提高我们的腿部力量。

锻炼有时是很单调的，动作又是不断重复的。所以我同倪天在锻练的时候，经常是边练边聊。所聊内容，则是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天文地理，家庭状况等等。当他听出我有时还背着家庭出身不好的思想包袱时，不时地开导我，要我千万不要泄气，只要努力学习，有了真本事，党和国家都需要。有一次，聊到了我的家，特别是聊到我家的那个花园时，他很感兴趣，不停地追着问个没完。

我家远在贵州省遵义县（现已改为市），以前我家住的是一幢二层小楼，从二楼露台望下去，有草地、花木和一个篮球场大小的鱼池；池中有一个五角亭，一条弓字型的木桥将亭与陆地相连；池的周边都是用火山石砌成的围栏，池中有各种颜色的鱼在畅游；池的两边有三棵大树，枝桠相交，形成一个巨大的“天棚”，遮挡了大半个鱼池。每到秋夏之交时，树上的梨、柚子成熟了，是这里最热闹的季节。

倪天听后说：“你小时候的居住环境挺不错吗，蛮像江南的园林，可又有它自己的特点，以后找个机会去看看。”我明白，他是学建筑的，对于美丽的风景当然感兴趣。可是，我却给他泼了盆泠水说：“可惜，没有了，全都没有了！”“为什么？”倪天惊讶地问。“城市中心地段哪能允许有私家花园，何况还是地主家的，花园连同周边的房舍全都被没收了，推倒了，树也砍了个精光，水池也填了。”我的话语中，渗透着一些感伤与无奈。

我俩都无言了，静静地沉默了片刻，他突然对我说：“杜敏，你根据记忆，画张草图给我，将来我给你设计，重新再建一个包你满意的花园，好不好？”

“什么？别逗了，你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你是在做梦吧？那是地主、资本家享乐的玩意儿，绝对不可能了。”我边说也边笑了。“不，修建一个公园，把那种庭院的气氛融合进去，供大家享用，有什么不可能的？你就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会邀请你来参加公园的开园礼。”

“当真？”“当真！”我俩说着，还钩了手指。毕业后，我去了东北，他回了上海。

1963年7月13日，我在施工中不幸受了重伤，大腿股骨骨折。半年后，我还在伤后的恢复休养时期，收到他一封信，他询问我受伤的过程和伤后的恢复情况。当时，我真有些诧异，他是怎么知道的？可能是别的同学告诉他的，他还知道我伤后调到长春电力学校任教。我在长春一直工作到1984年。

倪天还知道我有调回南方工作的心愿。刚进入80年代，他在一封信中告诉我一个信息：杭州要成立一所电力学校正在招聘人马，如果我有兴趣，可以毛遂自荐去试一试。那时他担任上海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局长助理。

我果真动了念头，老伴也同意。于是立刻动笔给浙江省电管局写了一封自荐信。对方非常痛快，他们一是看我出自清华，二是看我在资历较老的长春电校任职教务科副科长。他们二话没说，就回信给长春电校商调；还听说，他们已初步商定让我担任副校长。

调动工作的程序进行得很顺利，一切手续都办得差不多了，就等着杭州来调令。我们一边等一边着手做些举家南迁的准备。可是，我们左等右等久久都没有消息。甚至比我后申请的另一位老师先收到调令，全家人都走了。这一来，我才有点慌神了，便请先走的老师和杭州的亲戚前往打探。两边的回音相同：杭州电校收到一封来自东北的匿名信，该信揭发我为了调入杭州而行贿了。事后得知，那位匿名者是哈尔滨电校的一位同行李某写的。我曾在私下交谈中，毫无防备地坦承告之我要调去杭州，想不到他听后也动心了，而且动的是整人利己的贼心。他可能自知不是对手：我是清华毕业的，他是一所不知名学校；我是副科长，他什么都不是。可悲呀，还是个老师呢！

最后，我告诉杭州电校：我不来了！请你们将我的档案材料立刻寄回！1984年夏季，我顺利地调至昆明的云南工业大学，一去就担任热能动力教研室主任。一个中专，一个是大学，这才是坏事变成好事呢。

1986初春，我从昆明去宁波参加学术会议，会后准备从上海返昆。一到上海，突然就想到何不去看看倪天？但我没他家的住址，那时电话又远没普及，于是来到上海市政府。经过一番周折，终于在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后见到了倪天。我奔过去用力握着他的手，脱口而出：“倪天，不，倪副市长！”

“什么副市长哟，还是叫倪天听起来又亲切、又舒服！”他拉着我的手走向沙发，挨着各坐一边。他关切地问我的腿怎么样，全好了没有，走路有没有妨碍？

我问他：“怎么样，升这么大的官，好当吗？”“不好当，真的不好当！实话告诉你，我只有15分钟的时间同你见面，这还是从两个会议之间挤出来的，刚才还让你等了那么久。没办法，会多，文件多，还是专门搞技术好。我是分管上海的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全国甚至全世界都看着上海，上海的建设和发展，一定程度上就代表了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可是，上海上交给国家的资金是北京的好几倍，而国家下拨给我们的经费，却只有北京的几分之一。你说说，我这个市长好当不好当？”

因为他太忙没能多谈，我只好依依不舍地向他告别了。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和家的地址。

再见倪天时，我已经到香港了。我是1989年春到香港的，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推销员，专门推销燃油小锅炉。等到我坐满一年的“移民监”之后，公司立刻就派我到内地推销专供制衣厂、大宾馆、酒店、医院等用的燃油全自动小锅炉。1991年春我再度到上海，首先想到的就是约见倪天。

这一次我按约好的时间再去上海市政府。我俩长谈了三个多小时，他招待我吃了晚饭才告别。在饭桌上，他竟然还记得我俩拉钩的事，他说：“怎么样，你到香港了，记住，赚够了钱来请我去设计你的花园洋房哟。”我当即回答；“好的，我还以为你当了大官，把这些小事忘了呢，这回该我说了，等我发达了，来请你去帮我设计。”

可惜啊，这次分别竟然是我俩的永诀！

从这次交谈中我才知道，江泽民、朱镕基同志任职上海时期，为上海做了不少工作，倪天还与他们共事了一段不短的时间，颇得朱镕基的赏识。他也得到了上海市民高度的评价，说他“十年倾心宏观事，壮年青丝白了头”。倪天主持了上海美术馆、龙柏宾馆、华亭宾馆、上海火车站、虹桥国际机场候机楼等的设计；规划了上海的地铁、南浦大桥、杨浦大桥和浦东新区的开发；又抓了上海的煤气化、防汛堤、河流污水处理，等等。他给上海人民留下了很多，很多，可自己却两袖清风。他去世后，上海市政府追认他为“上海市城市建设特等科技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