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苏庆鹤（1969土建）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当一个人回首往事的时候，总有一段钻石年华。对我来说，这段年华就是在母校的青春岁月。

2008年校庆云南校友聚会时，苏庆鹤(右)与校友朱志强(左)、母校贺美英(中)老师留影

1963年8月，国家经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后刚有好转，我们参加高考被清华大学录取的7位同学，从昆明来到首都。当我们走出北京站，清华大学接站的横幅立即映入眼帘，疲劳顿然消失。土建系的学兄们把我送到二号楼。行李尚未到，用的都是学兄们的被褥，内心万分温暖。

由土木建筑系设计的一、二、三、四号楼，民族形式，大屋顶，围合成一个温馨又庄重的庭院。当时一、二号楼是水利、土建、动力系本科生、各系研究生、学生业余文艺社团、学生业余体育代表队住处。三、四号楼为各系女同学住处。后来才知道，从这里送出了多少国之栋梁啊!二号楼三层楼东部是土建系九字班，西部是清华大学学生业余文艺社团队员集中住，我的大学生活与二号楼的三层楼最密切。

回想起蒋校长对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的高度重视，回想起他关于“干粮与猎枪”的著名思想，久久不能忘怀。“美丽的清华园，工程师的摇篮。”令我脑海中又现出一幕幕场景：同方部的高等数学大课，汪掬方先生，其概念与思绪之清澈深透；科学馆的普通物理实验，老师引导下的实验结果之精密；新水大教室的画法几何及工程画大课，李方泽先生，其徒手绘图的精确；一教大教室的理论力学、材料力学课，老师讲授的独到功力、妙趣横生；复课后的结构力学课，古国纪先生，其授课的深入浅出、概念及方法的精彩……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外语，清华的外语教学当时已有相当高的水准。俄语甲组肖立齐老师和二外英语方天心老师的课,语法的通透、口语的精准、外语教材和课外读物的丰富深入，都让我们终身受益。凡此种种，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日。后来我在国家甲级建筑设计院很快适应了工作，工程师、高级工程师的职称均为“破格”，“教授级高工”亦是同期较年轻者，顺利通过国家80年代恢复派遣公费留学生的考试，成为与苏联恢复关系后第二批赴苏联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进修人员，这些都是源于清华给予我的底蕴。每每想到这些，我衷心地感谢母校！

1963年入学的同学都记得当时困难的经济条件。我们上课用的清华大学硬皮笔记本，纸质是较粗糙的浅黄、褐色的；用的计算尺是学校制造的；32斤粮食定量中有40％的粗粮。1964年7月以后，大部分同学得到助学金，我的是每月3元，我们班助学金最高的同学每月19．5元。经济条件匮乏，但精神生活是丰富的，令人印象深刻。如土建系全体领导在系馆──“清华学堂”与新生的见面会，刘小石书记和梁思成、陶葆楷、汪坦等赫赫有名的大师对大家的讲话，副校长赵访熊教授在大礼堂对全体九字班讲怎样学习，著名体育教授马约翰在大礼堂讲全面发展，等等。我还在阶梯教室听过北京大学教授侯仁之的讲座──《历史上的北京城》、著名指挥家秋里的讲座《怎样演唱革命歌曲》。这些都给我们留下了永久的烙印。

1999年，九字班毕业30周年之际，同学聚集大礼堂。让我们感动的是，l963年入学时的高教部领导来了，凡是健在的学校党委、团委领导，几乎都到了!

“又红又专”、“多渠道培养人才”。亲历了“文革”前17年、特别是其中后三至六年的清华人，对这两句方针的体会应是最深刻的。我入学时已是共青团员，分专业分班时被指定为班长。由于家兄是个音乐人，在家时我受其熏陶，弹得一手好三弦，稍懂乐理。大一到昌平部队学习联欢就露了一手，不久清华学生业余文艺社团民乐队队长马祖荃和队员岑励镛就到宿舍来了。经过他们考试后，班主任和辅导员通知我，要搬家到二号楼去住，做学生业余文艺社团民乐队的集中队员。经队领导和音乐室王先生研究，还让张再兴、牟广丞、我、茅国光四人，与军乐队、合唱队所选的几位队员一起，师从音乐室的郑冶老师学习指挥艺术。郑冶老师原任中央广播合唱团指挥，他的教授和培养使我们学会了一门很有用的业余技能。到二号楼集中的队员，一般为各队主要骨干且学习成绩好、思想品德好的同学。集中队员的所有功课学习和各自班级完全在一起，只是课余时间与文艺社团在一起。我是1964年成为集中队员的，是民乐队九字班以后的第一个。所以我接触过研究生、4字、5字、6字、7字、8字班的民乐队学长，也熟悉9字、0字、00字班队员。后来8字班以上班级下去搞“四清”，留校的都是9字、0字和00字班队员，领导决定任命我为民乐队队长。

当时的学生业余文艺社团有舞蹈队、合唱队、话剧队、曲艺队、军乐队、弦乐队、民乐队、手风琴队、舞美队等以及文艺社。母校1960年至l966年的学生业余文艺社团，无论在当时来看还是从现在来看，都是一个政治水平、艺术质量很高的团体。全面描述这个社团自有校史，这里我仅以该时期民乐队最后队长的视角，回忆民乐队的一鳞半爪。

我到队前，1963年迎接新同学演出双人舞蹈《大扫除》。辅导员和莫天伟(后为同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表演，舞蹈的编导水平和演出水平不亚专业，赢得了新生雷动的掌声。l963年五一劳动节，在颐和园，民乐队以合奏《几内亚舞曲》，使一组非洲外宾为之陶醉起舞，并轮流着拥抱指挥李敬业(后为国家某大设计院教授、专家)。我到队后，l964年，民乐队演出自己创作的大合奏《丰收乐》。乐队近六十人，指挥李敬业，领奏项祖荃(二胡独奏、板胡独奏，后为中国建筑华东设计院院长)。《丰收乐》大合奏表现了祖国广大农村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指引下取得丰收的喜悦。1965年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在清华北院，民乐队合奏《相马盆舞》。日本青年们激动地随着音乐长时间舞蹈，与指挥(苏庆鹤)握手、赠送纪念章。1965年，民乐队用自己创作的合奏《打飞机》，表现抗美援越战场击落美机的情景，令越南朋友欢欣鼓舞，合奏指挥张再兴(后为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1965年元旦前夕的青年联欢会，在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清华文艺社团在团长的率领下，参加与各国青年联欢，并与著名歌唱家胡松华、著名琵琶演奏家刘德海等专业演员同台演出。在这次与外国青年接触中，我领略了社团团长的政治水平。他与非洲青年交谈时说：“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不能独立，政治也就不能独立。”当时我们都只二十来岁!

清华学生业余文艺社团还给师生带来了丰富的精神生活。声乐方面，那个年代的清华人大都听过吴亭莉(女)、张健、肖运鸿、张肖蝶(女)等专业水平的独唱，我们民乐队小队给他们伴奏。舞蹈方面，当时舞蹈队专业水平很高。l964年国庆之夜天安门广场联欢演出后，《参考消息》刊登一篇海外归国观礼侨胞的文章。文中提到，“清华大学漂亮的女学生，在天安门国庆之夜优美地舞蹈”。由此可见当时学生舞蹈队的魅力。民乐方面，很多师生听过项祖荃或小梅、田玉尧领奏的《喜洋洋》、《京调》，听过费维扬、吴家康或沈永琪的琵琶独奏《十面埋伏》、《彝族舞曲》，听过老吴头或马祖荃、徐德延的笛子独奏《五梆子》、《扬鞭催马运粮忙》。都是一曲下来，四座叫绝!留校任教的薛祖庆老师和洪先龙老师，当时是民乐队的灵魂。不仅因为薛祖庆老师的唢呐、洪先龙老师的扬琴都是专业水平，更主要的是因为他们确是又红又专的范例。

20世纪60年代前几年，尽管生活条件不富裕，但同学们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对理想的追求、对学业的精进，都丝毫不逊色。学生业余文艺社团人才济济，政治强、学习强、艺术水平高，与校党委、团委、政治辅导员的领导也密切不可分。我做民乐队队长时，我们的团长、民乐队辅导员任丽翰，团委副书记单德启老师对我们的思想、学习、工作、生活关怀备至，令我至今记忆犹新。高晋占，民乐队继薛祖庆、马建华后很有水平的唢呐选手，来自河北。团长和任丽翰辅导员到宿舍看到他的被子薄，立刻向学校申请了几斤棉花，给他絮被子。徐德延，继老吴头、马祖荃、宋字林之后很有才华的笛子独奏选手，兼校篮球二队队员，来自北京。任丽翰辅导员经常帮助他，引导他争取进步，又红又专。多年以后，原团委副书记、建筑学院教授单德启老师到昆明开会，还在工作上给我很多鼓励和帮助。每每想到这些，都令我由衷地对老师和政治辅导员致以衷心的崇高敬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至今，祖国强盛，母校繁荣。四十多年过去，沧海桑田，令人感慨。谨以这些文字拂开尘封记忆，献给20世纪60年代那些我所熟悉和不熟悉的师生。

值此母校走近百年庆典之际，谨以此文祝贺母校百年华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