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孟凡茂（1979 自动化）

《王国维年谱新编》（孙敦恒，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和《王国维年谱长编》（袁英光、刘寅生，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均记载：1924年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欲聘王国维任主任，王国维考虑再三，终不愿就。《清华大学校园今昔谈》（黄延复，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也提到，“1924年4月，他从一位日本友人处听说北京大学欲聘他担任研究所所长，他认为这个机构似与‘东人所办文化事业有瓜葛’，他在一封致蒋汝藻的信中表示不愿就。”上三书均引用1924年4月6日王国维致蒋汝藻信来解释其中缘由。

实际上，北京大学并未聘请王国维任研究所主任，造成如此记述的原因是年谱作者误读了王国维致蒋汝藻的信。现摘录该信：“东人所办文化事业，彼邦友人颇欲弟为之帮助，此间大学诸人，亦希其意，推荐弟为此间研究所主任。（此说闻之日人。）弟以绝无党派之人，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大学询弟此事办法意见，弟亦不复措一词，观北大与研究系均有包揽之意，亦互相恶，弟不欲与任何方面有所接近。近东人谈论亦知包揽之不妥，将来总是兼容办法。兄言甚是但任其自然进行可耳。弟去年于大学已辞其修，而尚挂一空名，即以远近之间处之最妥也。”

1923年3月日本议会通过《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这个“对支文化事业”是日本政府欲利用中国偿付的庚子赔款在华建立文化机构，扩大其对中国的影响。1924年2月，日本方面又提出具体的事业内容，包括资助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及在华建立文化学术机构等。所谓文化机构主要是指建立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及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等。此举在中国教育文化界引起强烈抗议，要求日本无条件退还庚子赔款。与此同时，中国有关机构对此与日本进行磋商，3月召开专家协调会，为解决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和图书馆的运营问题，组织筹建“合作团体”。4月，北京大学蒋梦麟发布“校长公告”，阐明中国学者对研究内容、人员组成、所长选任、机构名称等意见。这是王国维写上信的时事背景。

上信中所谈的“东人”，指日本人；“此间大学”，指北京大学；从“希其意”、“推荐” 、“此说闻之日人”等语句推知那个“此间研究所”不是北京大学研究所，而是日本所提出的利用退还庚款在北京建立的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系”，主要人物有梁启超、丁文江等。“此间大学诸人”当指沈兼士、胡适、马衡等。对于这个即将成立的研究所，王国维从日本友人处听说，北京大学诸人推荐王国维任主任。从该信知，王国维认为北京大学和研究系均想独家办理人文研究所。王国维无意介入党派之争，所以，对哪一派都不参加意见。“与此事则可不愿有所濡染，故一切置诸不问。”从该信知，日本人也认识到由某一派系单独办理上的问题，想寻求兼容的办法。实际上，利用退还庚款办文化事业，中日两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了反复谈判磋商，最终形成外交协定。在此其间，中国教育文化团体如北京大学、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国科学社、中国地质学会等也向日方提出交涉意见。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直到1927年12月才成立，柯绍忞出任研究所总裁，中日双方各一人任副总裁，19名研究员中中方16人，日方3人。

在上信中，王国维还提到自己与北京大学的关系，“弟去年于大学已辞其修，而尚挂一空名，即以远近之间处之最妥也。”自1922年4月王国维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后，研究所发给月薪100元。应在1923年6月任职清宫南书房行走后不久，王国维谢绝了北大的薪金。从信中知，他想与北京大学保持若即若离，似断非断的关系。

年谱的出版对王国维研究和传记写作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但个别失误也带来颇多影响。对于北大欲聘王国维任研究所主任一事，后来著文者大多以年谱为据，而造成引证错误。从《一代学人王国维》（钱剑平，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中的一段文字则可判断年谱所产生的影响，在引用了上面的信后，该书有如下叙述：

王国维远离政治，是他一贯的思想，但此时王国维对北大产生了一些误会。信里所说的“研究系”即当时的“宪法研究系”，属于政治投机组织。据王国维的学生戴家祥先生回忆和分析，认为是王国维的笔误或者是不了解情况。他在给叶嘉莹先生的信中说：“这句话始终看不清楚。北京大学之中文、历史两系，根本找不出谁是宪法研究会中人。法学院的罗文干，是司法部来兼职的讲师；丁文江是理学院的地质学教授，而主要工作则在地质调查所；外文系的徐志摩，一度追求林长民的女儿林徽音，被人看成研究系分子。其他就找不出别人了。中文系是三马（马叙伦、马裕藻、马衡）、三沈（沈兼士、沈尹默、沈致远）两派争霸的局面。马叙伦是陈介石的学生，马衡是罗振玉的学生，马裕藻也是陈介石的学生，沈氏三兄弟是章太炎的学生。论政治面貌，谁也不是研究系。另外，据所知北大中文系还有三怪，其中辜鸿铭是复辟派，刘师培是拥护袁世凯称帝的学者，被袁封为国师，林琴南是反对新学的吹鼓手，都是没有政治派系的单干户。此外还有四古，是黄节、黄佩、刘铺盘、林埙，这些人都是反对新文学的人，但是没有政治派系。静安先生信中此语，也可能是一时笔误，把‘研究所’写成了‘研究系’。或者由于他对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阵营不很了解，所以所言不完全正确。”

若知北京大学本无聘王国维为研究所主任之议，学者们也就无须这样费力劳神地分析和猜测了，而对王国维学术经历的介绍却应增加有关筹议“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内容。

另外, 《王国维年谱长编》中所说的“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名称也不准确，应该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2年创办，创办之初，研究所所长是蔡元培，国学门主任是沈兼士。这个北京大学研究所也谈不上与“东人所办文化事业有瓜葛”。

2013-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