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孙尧（1994级土木）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广东新会人。1922年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现代人手写书信的很少了。取而代之的多是电子邮件、电话、手机短信。然而，我最钟情于书面的信函，尤其是亲情的家书，字里行间，栩栩如生。如今回过头来看任公家书，心里更得许多的启迪。

作为文化人和改革家，任公不仅局限于社会的活动，还以其独特的方式教育膝下子女，使之分别成就各自的人生观和事业。其九个子女个个成才，一家中走出三位国家级院士。

任公极为重视子女的教育，他一生中给孩子们写了大量的书信。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反复强调学习要“求理解”，不要“强记”，并且一再告诫要劳逸结合，“多游戏运动”。正因于此，才有了任公的大公子梁思成先生在清华读书时的优秀成绩和广泛的业余爱好。后来梁思成先生赴美留学期间，任公又告诉儿子要多学些常识，尤其是文学，或人文学科稍为多用点工夫。任公以自己的经验和感触说到，“所学太专门”会把“生活也弄成过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任公不仅仅是在求学、择业上关心孩子，而且通过书信传递他对孩子们的情谊，和他们平等地讨论国家大事、人生哲学，告诉他们生活的苦与乐、悲与欢，让孩子们知道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比如说，当任公得知女儿庄庄刚到国外英文不及格时，并没有责怪她，反而安慰她：”绝不要紧，万不可以此自馁，学问求其在我而已。”任公说不必太在意纸上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品格、和真正收获的知识。

任公是最富于感情的人，对孩子们的感情“十二分的热烈”。任公家书1928年5月13日致梁思顺中写道：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乐观的。对于正事--如做功课，与及料理自己本身各事等--自己要拿主意，不要依赖人。至于做人带几分孩子气，原是好的。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你若看见别的同学都入大学，便自己着急，那便是“孩子气”了。再者，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不独朋友而已。若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教训，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会削减不少。

任公是有积极心态的人。1917年11月他辞去政府财政总长的职位退出政坛后，即将全部精力投入学术和教育中，他受聘于民国时期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当时国学研究院有四位导师，另三位是王国维、赵元任和陈寅恪），培养出很多弟子，并有多种学术著作传世。在他做研究期间还兼任国立京师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馆长，做了很多事。任公一生保持着一个读书人的习惯和气质，而毫无官僚和权贵政客的习气。任公的晚年仍然活得意气风发、光彩照人，从他给子女的家书中就可以感受到他发自天性的对学术的兴趣和从中获得的成就感与快乐。

任公是通达随和的父亲，他对子女们的感情深厚真挚，与子女们相处时情趣盎然。在他写给孩子们的家书里，字里行间始终充满浓厚的慈爱和亲密。他与子女们谈学问、谈做人、谈修身、谈前途，轻松地畅聊家务事，同时也坦率地陈述自己对己、对事、对人的种种想法和态度。在子女眼里任公不仅是一位温厚乐观、尽职尽责的好父亲，更是一位坦陈心迹的朋友、导师。

其实，在我看来，天下父母都是一样的，都会为自己的子女担心，都会为他们的一点小收获小进步而高兴，都会为他们有很可爱的一面而觉得幸福无比，不论是平凡还是非凡。正是从任公家书对子女的教育中，我读出了他们的不平凡。任公的一个愿望或许值得我们大家在意：即希望家中的孩子们都能成为对社会对家庭有特别意义的人，不仅成为知识的生产者，而且成为积极价值的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