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我1968年毕业分配到广西全州县，开始在县建筑公司劳动锻炼。1969年县里上马小火电，是自治区项目，县建筑公司第一次承包工业厂房，土法上马，把我调去当实习技术员，管理全部工程技术，边学边干。1970年家父病逝，当时工地施工正处紧张阶段，我匆匆赶回父亲工作地江苏常州，等我到了常州，丧事已从简结束，我只呆了两天就回工地了。

1971年电厂工程竣工，承包盈利，公司领导很高兴，紧接着把我弄到砖厂，参加烧制耐火砖。对此我一窍不通，折腾了半年，都累了，项目下马，领导就给足了假期，我再次探亲。先到汉口乘坐江轮，顺流而下到南京探亲访友，再回到老家常熟。母亲已经从常州迁回老家，生活也已安定下来了，我还打算到上海停留两天，所以我在家呆了不到一周就想走了。临走前一天晚，我到不远处的初中同学家走访，分别十多年的程同学，模样没变，他原是初中班长，初二时由于他父亲受审查，他被撤了班长，初中毕业后学业也因此中断。政府对知青是有安排的，于是他先是出海打鱼，后到街道工厂，做花边做电子元件，工资不高但生活也还安定。但看到当年同学大多已经上了岗位，耿耿于怀，他能按学号背出全部同学名字（直至今日），也知道大部分同学的近况……夜深了，他支起大提琴给我拉了一曲，低沉的琴声回荡在巷里之间。

第二天上午，我整理行李，准备中午出发，只见程同学母亲匆匆赶来，拿着一个布袋，急吼吼说：“我还有一个邻居朋友，儿子是机械系留校当老师的，在鲤鱼洲，很牵记啊，想请你回广西路上到那里看看，一时头上没啥好东西，就自家缸里挖点咸菜，常熟人总归是要吃的，她自己不好意思来，就怕你不便当……”我一听，好机会啊，我还真想到那里去看看，便一口答应下来，但也只好说“试试看”。

当天我坐汽车到了上海，只停留了一天，就乘火车出发，到了江西向塘西站，再转车到南昌。天气很热，到汽车站买好第二天的票，就在南昌城里逛，还去了八一纪念塔。热了喝杯凉茶，上好的绿茶2分钱一杯，饿了吃2碗馄饨，南昌人叫云吞。天色晚了，我走到江边，就在赣江大桥边下水洗澡，突然一道亮光打过来，是探照灯，只听得桥上警卫一声吼，我赶紧上岸走了。回到汽车站，长椅上眯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就坐汽车去鲤鱼洲。

从我离开上海起，我一路在捉摸怎样才能进到鲤鱼洲，就凭我这一包咸菜？有点悬。问题是我和机械系那位老乡互不认识，也没听说过（至今我都不记得他名字了），家长有张字条，旁人不见得会领情，就这样贸然前去，现在的人会怀疑我是骗子，那时候就成特务了！运动过来的人，有点觉悟的。然而同是机械系的吴正毅老师，我很熟，也听说他到了鲤鱼洲。在“文革”后期，吴老师带领塑像组十几个学生，陆续在北京军区及海军大院干了近一年。但我又不敢肯定他在，因为在武斗期间，我们几个常常到他16公寓住所弄半导体（所谓线路斗争），当时他说他快要调常州航海仪器厂，还给我写了个厂址。我想，现在局势安定了，真的就调走了？这次我想去看的还有很多土建系的老师，毕业后同学之间通信，知道有不少熟悉的老师去了鲤鱼洲，但只是听说，要具体说有谁，只能靠蒙。但我敢说冯钟平先生在那里，因为他年轻身体好，他手把手教过我，不会不认识，而且运动期间，他不红也不黑，这不就来干校了！

清华分校旧址

鲤鱼洲离南昌还蛮远的，到那儿已经中午，忘了是在哪儿吃了点东西，就奔清华分校，很容易就找着了，门卫很和气，我一张口他就明白，是清华学生。我说我探亲路过，来看看冯钟平先生，顺便要给一个老乡带点东西。门卫说：“哦，冯钟平他不在这里，你就甭进去了。”还示意我可以走了，我再问，先生去哪儿了，门卫说不知道。于是我和盘托出，找吴老师，找那位老乡，还给他看了家长的字条。门卫倒是认真起来了，电话联系后说，吴正毅在的。我喜出望外，顺着他的指引，进去了。那场部地方不算大，很快见着吴老师，他还没出工呢。

谁都没料到我会到分校来，吴老师立刻找来那位老乡，见了面，简单几句把事由说清了，就没话说了。我休息了一下，和吴老师简单说了点分别3年后各人的情况。我说我要去看看土建系的老师。因为塑像工程，吴老师跟土建系老师很熟，于是他就请了点小假“陪我视察”基建连。走过去不远，就看见有十几个老师在递砖头上脚手架，盖房。印象最深的是蔡君馥先生和高冀生先生（蔡先生教“建筑物理”课，虽然这门课我们没上，“四清”下乡去了，但我们对蔡先生有印象，她人高出众，快人快语的，当年她是清华108将里面最年轻的教授，她也做过塑像工程。高先生教“建筑初步”课，眼睛发亮，特别利索，是1961届金奖毕业生，是我们年级主任），两人在高声呼喊着，场面比农村盖房还热闹。我看到老师用手递的是生坯，不好用铁夹子，只能捧着，还要轻放，累的。我在想，搬砖砌墙，在校时瓦工实习做过，毕业分配到工地，瓦工石工，打坯凉坯、装窑出窑，都干过，就是没干过用生坯砌墙，这里干校又不同了。我觉得，建筑工地讲工效，没这么热闹。像我吧，还常常受到师傅的保护，而老师在这里干革命，比我们还累。

虽然我们因“四清”“文革”而学业中断，但我们建68班是个小班，系里老师对我们有点印象的，我来这里见着老师，感觉不陌生，但见到“不速之客”，老师不好停下活儿来跟我聊，见着了互相笑笑，有点尴尬，倒是吴老师跟他们不停地打招呼。有老师叫我们到木工棚去看看老先生，那里好说话。到了木工棚，一眼就看见吴良镛先生，在那里做门窗，凿榫眼。他看见我，不惊也不喜，嘿嘿一笑，说：“是同志们照顾我，不叫我日晒雨淋啊。”我说这木工活儿我在工地上经常做，要眼睛好。先生说：“还行，好、哈哈。”俗话说，师傅划线徒弟打眼，要“留墨紧”的，这里先生都是上点年纪的，眼花了，行不行啊？吴先生给我们上过一堂“建筑概论”，学生都知道他是个乐观人，但那天说话是在农场工地，不是实习场地。我在木工棚里呆了蛮久，又看了啥干了啥，不大记得了，那天没去远处农田，水稻双抢已经过了，场院里人也不多，或许有些人已经撤了。昨日南昌街头，男女短裤背心，躲阴乘凉，但这里是清华分校，土建系的老师还在烈日下盖房。这一圈“视察”下来，我很困乏。

晚饭吃饱了，又洗洗弄弄休整了一下，天黑了，跟吴老师接着聊。1968年毕业分配，67、68两届同学有1/3去了军垦农场，属于待分配，其余有到施工单位，有到地方基层，边劳动边工作，几个分到部队的也是先到农场或工地锻炼。1970年，去农场的同学都已经分配了单位，但清华的老师还在农场。青年学生劳动锻炼，是革命大道理，我们从“大跃进”开始就没少了劳动，“四清”下乡也“三同”，到农场到工地，没有一个退缩的，而老师要教书做学问，还要劳动锻炼？是斗批改？是大生产？清华办过克山农场，高沂副校长亲自抓的，清华师生得益匪浅。我们高中苦读三年，政府已尽力保护师生，但没吃饱过。入学清华，吃饱了，还经常有肉吃，我原先尖下巴很快吃成了小圆脸。而现在，鲤鱼洲是克山农场吗？

说到同学，我说还是学机械设备的好，一开始就分配定了。土建系的人，除了劳动就不知道干啥了。塑像组里建66班几个，都是从绵阳分校回来待分配的，他们在绵阳做完毕业设计，到塑像组画图已经很老练了，而分配到施工单位后，从来信得知，徐有邻在河北在做粉刷工（《清华校友通讯》2016年有徐有邻的报道），倪丙森在甘肃做瓦工，只有少数几个去了设计院。我们建67建68有4人到广西，都是县基层，边劳动边干，做结构、水电、施工，而“建筑学”专业，实在是没用上。要说工物系66届分到地方的，那是完全改了行。说到我自己，在“三忠于”活动中，成了大忙人了，县里建敬仰馆，4根门柱要求做剁斧，工人没做过，我帮着4个五级工师傅1人1柱，从工具配料到操作，完成了，还有塑像浮雕等，都是在塑像组学的。此后我经常给小伙伴放大照片素描头像，有老人去世，就加班赶画遗像……说到这些，我越说越激动，就这样了？看到老师们也这样，触景生情，不禁泪流满面，还有我母亲现在孤身一人，子女都在外，如何是好……这时，向来喜欢打趣的吴正毅老师，看我已经失态，立刻严肃起来，板着脸说：“小余！越是困难越要坚强，要振作起来啊。”那个晚上很难为情。我还问冯钟平先生去哪儿了，吴老师：“唉，血吸虫病住院，到外面不好说的。”啊！

那晚我就在吴老师那个大通铺上睡了一夜，第二天起程回广西，途经湖南，又到同学那里稍作停留，换乘慢车回全州。到了公司，领导见我情绪低落，县里又正在组织枝柳铁路会战，就让我去吧。“三线建设要抓紧”，我响应毛主席召唤，赴融安——融水——三江，92025工程民兵团施工股。2年后，转战回县做预决算，拨弄算盘珠，不久就转正搞设计了，但苦于没有工程结构的书，吴正毅老师得知后，找土建系郑金床老师和傅平均老师，弄到结构工具书寄来，还有徐有邻也寄来了新的工具书，雪中送炭，并来信鼓励，我自己也买了结构教科书自学。其实在县里，结构专业人员是有的，但县领导总认为，凡有大点的结构工程，就要清华的人来做，到后来是越做越离谱了。1976年底，县计委统计科长悄悄地跟我说：“上头来了个调令，搁了有几天了，就是不知道你自己本意……”很突然……就这样，我到了桂林行署，开始搞建筑设计，专业归队，可是八年时间已经混过去了。类似我这种情况的同学有很多，改革开放后各显神通，多有建树，而鲤鱼洲，几乎没人再说了。

老师盖的房、种的树（图中是红砖空斗墙，并不是我看到的砖坯实墙）。在我探访一个月之后，发生了“9.13事件”，之后，所有的干校都撤了。图片来自《江西晨报》2013-10-29

《鲤鱼洲纪事》为北大中文系师生、工农兵学员、家属子女对当时干校生活的回忆诗文结集。陈平原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2018年4月修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