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吴靖校友在清华大学人文学院2023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上发言

各位老师、同学、来宾，大家好！

非常高兴能够以校友的身份在金色九月开学之际，与学弟学妹们做一些分享。我是1993年入学清华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的，也是三字班的，今年正好是入学三十周年。

大家从我的简介里可能已经了解到，我2002年在美国读完博士，就入职了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晃也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了。一直在TP-link的对面活动，也经常来清华园讲课、开会、访友，比起那些毕业后多年没有机会回园子来看看的同学们，我的怀旧情结淡了许多。清华园的景观和大学的工作生活于我，过于熟悉，过于独特，属于很私人的体验，不足为外人道。况且，在座的你们，也马上要拥有自己独特的清华园记忆，自己独有的荷塘月色、水木清华和荒岛，可以用一生来回味青春、忆往昔峥嵘岁月，我并不想用自己的记忆去干扰你们将要拥有的记忆。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从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做一些有关清华和学问的交流。

还是要从本科记忆中一个有意思的细节说起。作为20世纪90年代清华外语系的学生，会经常在和外系同学自我介绍时，听到“清华还有外语系呢？”的疑问。这足以说明当时的清华园还是多么的工科为王的环境，人文学科的存在若有若无，不像如今，我们有了这么繁盛的人文学院。可能从那时起，我就隐约有了清华中的外来人视角，和某种微妙的“生活在别处的”旁观者心理。这种站位的妙处，在几年后听到的一个关于清北文化的段子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澄清。那是一个我已经记不清楚来源的故事：一个北大人和一个清华人被要求分别用一个词来概括自己所受到的教育和在此教育塑造下的人生，北大人给出的词是“想事儿”，而清华人给出的是“干活儿”。

想事儿vs.干活儿，北大vs.清华，文理vs.工程，曾经分列中关村大街两边的泾渭分明的风格与气质，如今已经共同成为任何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必要元素。这种统合既是现代整全人格培养的必需，也是当代学术和创造性工作的必需。接下来，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谈我们人文社会学科在清华这样一个具有强大工程师思维传统的大学中可以有怎样的作为。

首先是我的本科英语专业所带来的跨文化视角。自然语言不是计算机代码或者数学公式，对于外语的熟练使用与语言间的相互转译，需要深耕文化知识、包容开放的视野和由内而外的共情能力。伴随中国工业化崛起的狂飙突进，我们转眼间从一个习惯于站在追赶的立场上从对世界文化的学习中反思自身、剖析自身、专注自身的国家，发展到一个需要从中国文化与社会问题中重新和深入认识世界，并提供关于这个世界如何变得更好的中国见解的阶段。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像西方国家曾经做的那样，粗暴地将中国经验普世化，而是要把文化自信融入睁开眼睛看世界之中，将中国放到世界之内，而非自我定位为世界历史的后来者、他者或挑战者。

2001年911事件爆发，我当时在美国的研究生院读博士。系里专门安排了教授和研究生开会，讨论“为什么美国纯真又一次失去了”这个问题。我的导师当时发言说，我们总是失去纯真，是因为我们总是被困在美国例外的牢笼之中无法自拔。当今的世界，所有美国以外国家的人民，都至少拥有两种意识和视角，一种是从美国角度看世界的视角，另外一种是他们母国的角度看世界的视角，只有美国人，永远是单一的美国视角，永远认为美国对世界的认知不可辜负，所以我们永远困在所谓的美国纯真之中，也永远会一次又一次地感到被辜负、被误解而失去纯真。当时听到这段话，我只是体会到一些对美式傲慢与偏见的旁观者清和轻度幸灾乐祸。但是多年之后我认识到，这其实是对任何崛起国家和上位国家都适用的警示。辜鸿铭说中国人是温良的，我深以为然。这里的“温”不是温顺，而是温和。在中国崛起的今天，我们的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首先要包括对中华文明温柔、包容、能够换位思考的气质的自信与继承，这是当代人文学科的重要任务。我们的自信不是建立在例外论、自满和攻击性之上的，而是外柔内刚的笃定，也是海纳百川的气魄与纯粹。我们要保持东方文明的聪慧、温良、包容、平等的气质，也要吸纳西方思维体系中的逻辑、实证、准确和坚定。我们要从“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走向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在中国的时空中思考世界问题。我们可以既是孔子的继承人，也是康德的继承人，并且内心毫无违和感。无论学习的是外语、历史、哲学、还是文学，我们的工作都是从时间、空间、心理、符号等维度去找寻和建立不同文化、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社会在差异中共存的能力，追寻美美与共下的永久和平，用刘慈欣的话来说，就是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

我的第二个讨论，是今天技术化的世界中，人文何为。我以为是在技术化的世界中找到维系和建设人与社会的主体性，将技术人性化、让技术服务于人的方法，超克对人性逐渐技术化的近代世界史的路径依赖。清华人在这个事业中是责无旁贷的，因为我们学校从建校那一天起就是推进和实现这个技术化社会的中坚力量。我们也十分清楚，这个世界的工业化和技术化是浩浩汤汤的历史潮流，不可逆转，躲回抽象的人文精神和少数人自我陶醉的诗意栖居是于事无补的。技术可以是美的，不仅仅是审美层面的美，也是社会功用层面的美，这两种美也并不一定要分裂，而是可以内在统一、相辅相成、共同进退的。既然在清华上学，我们就要尽量去学习、理解、欣赏技术之美，参与到赋予技术之美以中国性，以及从中国文化和实践中发现技术之美的事业中来，增益“技术之用、技术之美”论述中的中国影响和贡献。这也是我们在清华学习人文学科的重要优势和随之而来的巨大责任。我们朝夕相处的，是全球大学平台上可以见到的最前沿的科技发展成果，和最精英优秀的一群科技工作者。他们的行动力、言谈举止、工作方法和他们的劳动成果，是否可以转译成理论、文化和叙事，进入人类创造性的群星闪耀的星云，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能发现技术、技术人员、工程师文化之美的眼睛和表达这种美的能力。当然，我们还有一个任务是让“敏于行讷于言”的“干活儿”传统，和“常为新”的“想事儿”传统有机统一起来，不再拘泥于学科分野，和中关村大街的楚汉河界。

最后，从我现在的专业出发，我想讨论一下在一个全面渗透的媒介化的世界，新时代的公众表达该是怎样的面貌，我们怎样在一个话语民主和大众文化发达的社会做一名知识分子。将近一个世纪之前，面对当时的媒介化对精英文化产生冲击的现实，德国犹太知识分子本雅明发出了这样的评论，“艺术的技术复制改变了大众对艺术的反应。从对毕加索画作的落后态度变成了观赏卓别林电影的进步态度。这种进步的反应以一种直接而紧密的融合为标志，那就是视觉、情感享受与行家态度的结合。”几十年之后，在工业化世界的中心地带——英国，一位来自于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威廉姆斯附议了来自文化精英阶层的本雅明对于大众媒介的看法。他一生都坚持认为“文化是普通的”，新媒介技术推进了文化的通俗化和日常化。而这不是指莫扎特和弥尔顿通过大众传媒变得更加普及，而是指普通人通过使用新媒体生产了他们自己的文化。然而，本雅明和威廉姆斯在工业化时代的乐观主义，放到今天数字化和社交媒体时代的民粹狂欢情境中，还是显得不够有说服力和让人安心。反而，在今年夏天的一部电影《长安三万里》中，我似乎找到了知识分子在流俗狂飙时代如何锚定自身角色的榜样——高适。我在高适身上看到了清华人的影子，平时闷声不响，拙于风流倜傥，但关键时刻力挽狂澜。他对文化和审美的高峰李白有热烈的爱，但不自惭形秽，也有笃定的自我意识，能做锦绣文章是好的，但危机时刻做国家的砥柱是更贴近本心的。这种质朴的、平民的文化立场和行动精神是真正的文明的基底。知识分子在媒介加持的平民主义时代，如何成为平民和民众的一部分，但仍旧保持个性、职业品质和独特的人生阅历，而不是以远离大众为自我标榜、自我陶醉，是一个持久的课题。至少我们应该意识到，坚持知识和文化的独立性是知识分子的理想，但这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公众、参与公共生活，而不是为了孤芳自赏、顾影自怜。

最后的最后，读书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而在美丽的清华园读书，更使快乐升级。祝学弟学妹们在清华园的时光充实、愉快，学业有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