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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见卓识,因材施教,措施得力,得人才得天下

2004-04-14 |
远见卓识,因材施教,措施得力,得人才得天下

远见卓识,因材施教,措施得力,得人才得天下
作 者:郭梁 发布日期:2004-04-14

---固体物理班建班30周年相聚

在今年新当选的58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邝宇平、朱邦芬、范守善三位均出自清华大学物理系,在科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议论之后,人们又发现三十年前建立的由18人组成的固体物理班,一共培养出了顾秉林、朱邦芬、范守善三位中国科学院院士,顾秉林院士还担任了清华大学校长,还有一位有成为院士的潜力。另外,瞿振元担任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陈浩明同志担任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国家863专家组主要成员。他们当中三位担任过清华大学物理系系主任,一位担任过生物系的系主任,一位担任过系党委书记,成为学校业务和管理的骨干。如此之大的成才比例,根本原因是什么?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

2003年12月20日在清华大学纳米中心,固体物理研究班的校友们举行建班30周年聚会。何东昌、滕藤和当时担任这个班负责人的熊家炯、张宏涛等几位教师和同学们一起回顾了组建研究班的情形。何东昌、滕藤二位老师还为研究班30周年题辞。

何东昌老师题辞为:逆境奋斗 玉成于汝

滕藤老师题辞为:深谋远虑 周总理指示加强基础研究
历经劫难 固物班不负众望成果丰硕

一、 前瞻性科学方向决定成才目标方向

固体物理研究班诞生在“文革”期间的1973年。其历史背景是:1972年7月,周恩来总理会见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杨先生向总理提出希望“倡导一下基础理论的学习和研究”的意见,周恩来总理很重视这一意见,并指示有关领导,要把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搞上去,强调“要认真实施,不要浅尝辄止止,如浮云一样,过了就忘了。”这以后总理还多次指示,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再三指出“这事不能再拖了。”当时何东昌同志是分管学校教学、科研的校党委副书记,他根据总理的指示精神并结合清华当时的情况,提出了教改工作意见,并和滕藤同志研究决定成立基础科学研究班,应当说这在当时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的。

1973年初,由滕藤同志通知工物系两位教师熊家炯、张宏涛负责筹建固体物理研究班”;并通知张宏涛负责“固体物理”、“激光”、“物质结构”、“催化”四个研究班的招生工作,要求寒假后四个研究班开课。学生由“新工人”(清华大学64、65级学生)中遴选。每班10人,考虑到固体物理研究班毕业后要成立新的固体物理教研组,因此人数可以适当增加几人,同时要考虑到成立新教研组的各方面要求,精心遴选学生。滕藤同志还亲自参与了选拔工作,通过与全校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协商选拔。最后四个研究班总共录取43人。这四个班1973年3月开始上课,但好景不长,10月就因“反右倾回潮运动”中断。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重新恢复。

联想到30年代以工科为主的MIT校长,认识到理科教育的重要性,提出具有前瞻性的加强理科的远见卓识,并邀请斯耐特担任MIT理学院院长。在斯耐特担任理学院院长21年的期间,有三位获得了诺贝尔奖。

1996年由杨振宁先生提议并组建的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成为吸引国内外一流师资队伍的基地。朱邦芬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多年后又回到了母校担任物理系系主任。

前瞻性学科建设需要有了解掌握世界科学前沿与发展趋势的洞察力和决策能力。30年前在文化大革命的环境下建立固体物理研究班是需要勇气的,现在看来这和21世纪重点要抓的几个大方向中的“高新材料”是完全一致的。今天我们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更是需要勇气。若无勇气,只有不干;有勇气的同时还需要实事求是。

二、 因材施教是大学培养拔尖人才的根本保证

正是由于研究班的学习,使其中许多人有机会成为中国较早出国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幸运者。在中国第一批出国留学人员中,固体物理教研组中有三人参加,其中一人是研究班的教师赵南明,另两位是研究班研究生顾秉林、陈浩明。

后来,研究班留校成员被陆续轮流派出国学习。范守善曾前后四年多到MIT、哈佛大学和斯坦福三个世界最著名的大学学习,虽然没有去拼博士学位,但学到了真本事,为后来从事纳米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组织措施得力到位是人才培养的关键

1973年一共组办了四个研究班,但固体物理班成才率最高,重要原因就是组织措施得力,管理落实到位。负责教学和管理的教师认真负责,与同学密切相处。虽然教师只比学生大六七岁,但彼此之间很了解。

当时,教师中没有大师,文化大革命期间教材也很少。有的教材还是同学自己推荐教师采用的,教师教学相长。

适当分流发展,不扎堆。留校的11人没有完全扎堆在一个教研组,1984年有两位去组建清华大学生物系,后来又有一位被调到学校工作。

固体物理教研室曾获得北京市先进党支部。

关心每个人。例如,当时并不出名的顾秉林,爱人在外地,学校破格调入解决了两地分居问题。

四、 得人才得天下,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同志问清华大学实验室损失多少,何东昌回答道具不准确估计大约1/3,邓小平想了想说估计是20个亿的损失吧。

是啊,硬件的损失非常巨大,但人才是事业最重要的保证,得人才得天下,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人才是参与社会竞争最根本的核心竞争力。30年前,恐怕没有人敢想象清华这样一个工科院校会与北京大学这样实力雄厚的理科强校竞争。而目前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拥有九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是全国高校中以系为单位拥有中国科学院院士最多、竞争力较强的单位不能不让人深思。


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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