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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原所长 资中筠

这一年里，她的思考与写作一如既往地围绕着知识分子与启蒙问题，并针对“大国崛起”语境中逾演逾盛的骄虚之气，毫不客气地否定“中国模式”的提法。而面对“国学热”的兴起，她也提供出了自己对所谓的“中国文化复兴”的冷静思考。

即将过去的2011年，对资中筠先生而言是不平静的一年。这一年中，这位已逾八旬的学者出版了三种书，发表了若干篇文章，在公开的场合说了许多的话，也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收获了众多的赞誉。特别是10月份五卷本的《资中筠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她接到了太多的讲演与采访邀约，一度打乱了固有的生活节奏。

《资中筠自选集》是资中筠将三十年来“自以为还值得重印的”与尚未入集的“我笔归我有”之作结集在一起，作为生平除学术专著外差不多是最重要的文集而出版的，对于她的创作乃至于人生而言，都有着重要意义。选集也受到了出版方、媒体圈、知识界以及读者的高度关注，高规格的首发式、轮次推动形式不一的推介与评论令它实现了口碑与销量的双丰收。尽管出版周期不长，但该自选集仍在岁尾扎堆的各式好书评选中频频现身，斩获诸多荣誉。

这样的反响，是她没有想到的。

“我从来不觉得我的书有多少读者，还值得那么多人来关心。”资中筠始终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只能算是小众读物，读者原也以七八十岁的人居多，“我只是把想说的话，尽量不加掩饰地说出来，没想到竟然变成了这样一个结果。”

这一年里，她的思考与写作一如既往地围绕着知识分子与启蒙问题，并针对“大国崛起”语境中逾演逾盛的骄虚之气，毫不客气地否定“中国模式”的提法。而面对“国学热”的兴起，她也提供出了自己对所谓的“中国文化复兴”的冷静思考。

她说：“我认为，‘中国模式’之说恐怕是个伪命题。”（1.31，探寻“中国道路”，《财经》2001年第3期）

她说：“所谓的普世价值是不是西方价值？我认为不是这样的。”（9.10，“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2011上的讲话）

她说：“我已经不认同现在的清华了，今年一百周年要给我发请帖，我表示了婉拒，我觉得清华已经面目全非了。”“有点像是‘招天下英才而摧毁之’。”（10.8，《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上的讲话），她说是指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丧失，而转向趋炎附势的熏陶。

关于“启蒙运动”的提法，她说：“启蒙就可以了，不要‘运动’。”（10.18，资中筠：迷信曾这样诞生，北京晨报）

她说：“你如果再要想抗争，马上就失去好多你现在拥有的东西。说工人阶级失去的是锁链，而现在知识分子失去的又是财富又是地位。有些人很在乎，哪怕实际东西并不失去，有几次高级座谈会不邀请他就很不舒服了。”（10.22，对话学者资中筠：启蒙就是回归常识，南方人物周刊）

她说：“有两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把孔子作为一种工具，异族统治的时候特别尊孔，为了统治和笼络中国的读书人，汉族的读书人，要抬出孔子来。在抵制一切新的思想的时候要抬出孔子，想要解放思想的时候，就要非孔。” “在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这个问题上，与其重复去尊孔读经，还不如重新再开设公民课。”（11.5，中国的文化复兴和启蒙，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

她说：“启蒙并不是万能的。有的蒙昧是由于你没想到，是无知的缘故；有的是利害关系。”（11.7，资中筠：启蒙与知识分子的传统，新京报）

关于公益慈善事业，她说：“中国现在缺的主要不是捐赠的来源，而是渠道不通畅。”（11.9，当前中国公益事业若干问题之我见，中华读书报）

她说：“第一个问题是当前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第二个问题是腐败丛生难以遏制。第三个问题是两极分化社会矛盾尖锐化。”（12.17，2011年度观察家年会上的讲话）

……

这些话，让她得到了“睿智”、“犀利”、“勇敢”等等好评，她却感到“比较悲哀”：“我心里想其实我的胆子不算大，我说的话既没多了不起，也没有多尖锐。但就是这样一些话，竟至让有的老朋友为我担忧。这说明我们现在言论的氛围是这么一种情况，人们都心有余悸。还说明现在全社会的胆子平均水平实在太低。”她尤其不能接受一家纸媒给她戴上的“八十后老愤青”的帽子，“他们看我对时弊有些针砭，就说我是愤青，对此我绝对不认可。愤青言论在我的理解中实际是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一种发泄，而且是‘无定向导弹’，随意发射。我自认是平和的、说理的、真诚的，而不是发泄情绪的。”

平和、优雅、从容不迫，是接触过她的人的统一印象。

更熟悉她的人也知道，是非分明、一丝不苟、好直言，亦是她的本性。出身老清华的她，恪守的正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所以她才会在1991年辞去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职务，为的是不去“说你不想说的话，或者是去贯彻你不赞成的政策”。1996年正式退休之后，资中筠开始在大量“有所思而流诸笔端”的自由写作中“回归自我”。然而“出世”的情趣没享受多久，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雅兴文章没写几篇，忧患意识却日甚一日，“每见种种悖理伤道之事，忧思难解，悲愤不已”，“如鲠在喉”、“不得不吐”。“现在资讯特别发达，加上又有网络，获取信息非常容易。每隔几天我就会收到人家寄来的好几十份报刊杂志，另外也有朋友经常给我邮箱发一些信息，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事实。我了解了这些事实以后就不能假装不了解，也不能无动于衷，我就得写这些，欲罢不能。”写也写不过来，“我有很多别的东西要写，但是刚要写这个，就会有什么消息使得我拍案而起，愤怒得不得了。”于是，写了一半的陶渊明的《闲情赋》搁置起来，计划中要写的很多“很好玩的”事情、想翻译的书，也都只得停下……到头来，自选集中《闲情记美》分卷只得183页，而《感时忧世》分卷则有233页。

贯穿在资中筠身上的这种忧患意识，往远了说是千百年来浸润在中国读书人骨子里的“士之遗风”，往近处讲则与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背景有关。资中筠尝谓自己所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即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既有“道德”和“文章”结合在一起的传统教育，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随西式的教育一并化为受教育者的“底色”。因之大家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

对时弊的针砭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对开启民智的宣讲，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构成了资中筠近年来写作与讲演的主题。这种对现实的切近关怀、对知识分子责任的担当还体现在如她一般岁数的几位老学者身上，如吴敬琏等。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整体表现是令她失望的。她写道：毋庸讳言，多数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日趋淡薄。其原因是现在个人命运不一定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可以“用脚投票”，而且出路与才能成正比。合则留，不合则去。同时，正义感与理想也为现实的功利所淹没。如果说，前三十年的思想改造主要是为威武所屈，那么现在有话语权的上层精英多为富贵（名利）所淫，而多数尚未站稳脚跟，忙于为稻粱谋者，则可以说是为贫贱所移。多数人并非良知全泯，但感到无力和无奈，而抗拒则立即失去很多，于是选择与种种明知非正义的“潜规则”或“明规则”妥协。士林已无共识，即使有，也各人自扫门前雪，形不成道义的压力。（《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建设新文化任重而道远》）她说她那一代人对非正义之事的“痛点”较低，故而反应较强，而相对应的，当代国人承受流毒恶习的“痛点”则仿佛越来越高，容忍度越来越大。

“有鉴于此，当前我国急需开启民智，掀起一次再启蒙，打破专制制度造成的精神枷锁，否则民族精神有日益萎缩之虞。在这方面，号称‘知识分子’者责无旁贷。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这些话写于2010年9月，但必将洞穿今后很长一段时间的中国文化思想史。

在这一年，尽管一系列的采访与讲演邀请会占去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使她无法看想看的书、写要写的文，她也仍要尽可能多地接受。“哪怕读者、听众中有几个青年人听了我的话，有所触动，产生共鸣，进而凭良心做事，尽量不同流合污，起码守住底线，不做助纣为虐、坑害他人的事情，也就算有了一些积极的效果。希望毕竟是在青年人身上。”

事实上她周围的熟人朋友中有不少有理念、有见识的正当盛年的人，在各自的领域内顶着压力、冒着风险执着地做着有益的贡献；她还常常读到一些颇见学养和有见地的文章。这些都令她欣慰，升起希望。她在汶川地震后写的文章中对灾难中媒体人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说“给点阳光就灿烂”。《自选集》出版后不但在老年人中，在青年人中也能引起这样的共鸣，非始料所及。所以她认为当前仍不乏有良知的好学深思的优秀青年，而且他们坚持做一些事需要有加倍的勇气和韧性。主要是社会环境太恶劣。做好人好事的成本与风险越来越高，做坏事反倒越来越容易。这已经不是“启蒙”的问题了。

她更愿意来年能回到自己的生活、工作节奏中，多看一些书，集中思考一些问题，希望有所得，形诸文字。每过一两年，再结集一本书出来。

（记者 韩晓东）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1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