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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说，你快给我讲个笑话。我于是就说了一个。从前有个人，他说，他爱我。”这是阿飞的冷笑话。洪晃说：“我特别喜欢吴虹飞的《活得像个笑话——黄缎子》。终于有一个不正经的女作家，敢用女性视角的幽默去讲黄笑话。过去这种缎子都是男人织的。” 导演彭浩翔说：“吴虹飞的黄段子该全是她个人经历，就是因为身边色鬼太多，无暇作正事。最后，她想通了，直接把情色对话写下来，就成了正事。只能说，飞，算你狠。”

　　这是阿飞的第13本书。在整个清华的校史里，10年出了13本书和3张摇滚唱片的毕业生，她是唯一。还有半张唱片躺在抽屉里，用她的话说，她在等待更令人惊喜的作品。当年，阿飞还没想过靠文字为生。作家格非刚进入清华任教时，便积极约见了她，鼓励她专心写作，成为作家。然而那时的她义无反顾地在心里回绝了。她要当一名白领。她的理想是赚钱养家，最后成为一名中产阶级的家庭妇女。

　　而作为一名非典型的妇女，阿飞另一个爱好是嘲笑自己。她在深夜里异常勤奋地写博客，短短几年间写了上千篇博客，在几百万字的博客里，她时常丧心病狂、惨无人道地挖苦自己。比如，“当年娄烨拍《颐和园》，要拍80年代大家读诗的情形。换衣服时，许多群众演员排着队领80年代的旧衣服。轮到我时，副导演一边麻利地发衣服，一边对我说：你！不用换了。”

　　少部分文艺青年也许还记得幸福大街乐队的来历。那个她和吉他手小龙的乐队。她这辈子的大部分智力和精力，都花在恋爱上了。用了6年的诺基亚手机，只能存200条短信，她坚持不换，因为害怕丢失小龙发给她的每一条短信。后来手机终于坏了，无法接听，她换了一部新的诺基亚，旧的放在床头的抽屉里。

　　她作为记者时因为采访黄健翔而与对方陷入“采访门”，口水仗打得极为猛烈，其后又与方舟子有了过节儿。做记者时她说：“我的视角未必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我认为我会全面看待他们，而不是从‘某个角度’，我尊重他们、倾听他们，很少提诱导性的问题。我想做一个社会学研究者，而不是一个新闻记者。”

　　这两年她过得并不顺利。去年冬天她带着吉他为“失去的爱情”去卖唱，准备赚个几百块钱款待朋友，结果在王府井地下通道被警察带走，审问一番，她说，“麻烦你帮我找回我前男友。”微博上的人们顿时都觉得非常欢乐。11月11日，只关乎爱情的演出也被打断。

　　如今，她的摇滚同行都拿奖了，她的同事都晋升了。她只能废物利用，把这些自毁形象的文字，织成了一大块金光闪闪的黄缎子，放进自己的书里。《活得像个笑话——黄缎子》，她似乎也在自嘲这几年她也“活得像个笑话”。

　　加缪说，诞生到一个荒谬的世界上来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一个人不能永无尽止地忍受寒冷。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吴虹飞至少代表了一部分勇敢的人，以理想主义的情怀，直面平庸、琐碎的生活。

转自 扬子晚报 2012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