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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虹飞，1993年考入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1999年毕业取得工学及文学双学士学位。1999年～2002年继续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攻读并取得硕士学位

　　小时候听些侗族歌曲，当时并不觉得它多好。听了很多的流行歌、很多的摇滚乐，再回去听侗族芦笙的时候，才觉得震撼。我听到了它们和诗经、楚辞在节奏上的关联，听到了来自远古的声音，仿佛那是有神性的。我会高兴地跟人说，我是来自广西的，我的家就在风雨桥旁边。——阿飞（吴虹飞）

　　采访吴虹飞的人，都不能用一句话阐明她的社会身份。有时候她是一个在地下酒吧高歌的女主唱，有时候是与名人面对面的记者，有时候又是一本接着一本出书的作家。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里，她出了一张令小资歌迷们兴奋不已的唱片《胭脂》。2009年1月，新华出版社又正式出版发行《名流——吴虹飞访谈录》。实际上在做以上这些的时候，吴虹飞只是偌大的北京“一个认真骑单车上下班”的媒体记者，她从2004年4月起任《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直到现在。

　　白岩松说她：“这个不务正业的幸福大街乐队主唱吴虹飞，为了得到更让自己满意的对‘幸福’的回答，一次次以记者的身份去出击那些‘好玩’的人物……这就让她的文字与提问先天有了卖点。吴虹飞自己当然也属于‘好玩’的人，于是‘好玩’对‘好玩’，文字便闪了光。”

　　童话大王郑渊洁这样评价：我隐居十年，从2004年底开始被媒体频频“骚扰”，始作俑者，是一个叫吴虹飞的记者。当时她是《新京报》的记者，她想采访我，但是她知道我不见记者。于是她给我写了一封信。见了面才知道，她不光是记者，还是作家，还在清华拿了好几个学位，出版过小说，还是摇滚歌星。这样的人物小时候竟然是我的读者，我自然很享受很麻醉。

　　来自美国的一名制作人曾经说：“吴虹飞确实用音乐创造了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感性热忱、带着浓重文学色彩和音乐特质，这是我在其他中国的女性摇滚歌手里从未见过的……”

　　而这个被大家称为“阿飞姑娘”的吴虹飞，来自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林溪乡吉昌村，侗族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的她1999年创建“幸福大街”乐队，担任主唱和词曲作者。她经常大模大样地对别人说，“我家就在那座没有一颗钉子的风雨桥旁边”，她甚至在博客上有点搞怪地称自己为“建国后第一个获得北京市户口的侗族摇滚旗袍女歌手”。

　　阿飞其人

　　今年春节，阿飞拎着行李回乡，一身素净的打扮，大眼睛扑闪扑闪的，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模样。在南宁她停留了几天，见了一些朋友。她和大家谈到“准备大规模挖掘侗族音乐”，朋友们都纷纷想挺身而出，做她的“经纪人”。阿飞告诉记者：“我的这些朋友单纯、可爱、热情，他们令我感到温暖，使我更渴望能做些事情。”

　　实际上，出自广西的阿飞，很少接受家乡媒体的采访，这跟她一贯的低调作风有关。因为采访黄健翔而与对方陷入“采访门”的当口上，无论对方单方面的口水仗打得多猛烈，她都一概不作回应。当时记者就试图通过朋友联系采访她，但被委婉的拒绝了。朋友说：“阿飞是个敏感而天真的人，这件事对她有一定影响，她甚至都惧怕和人打交道了，现在是什么都不想说。”

　　过年前她还专程去玉林看了自己高中时代的班主任，聚拢起来的同学们都来看阿飞，阿飞觉得“女同学们依然是这样的文静漂亮”，而她在高中则像个男孩子，打篮球、打排球、练长拳、踢足球，翻墙出去看电影，“劣迹斑斑”。据说至今高中的校长还记得，她撺掇班里文静的女孩子一起，将小老鼠放到几个班干部的书桌中，搞得教室乱成一团，她自己假装不知道。后来被迫写检讨书，内容如下：“可惜没有收到预期效果，我以为他们都会尖叫的。”台下哗然。

　　而现在居住在北京、每天骑单车认真工作的阿飞，经常要在深夜赶稿子，她摸索冰箱，却忘了速冻饺子已经吃完了；有时候觉得“发财”了，就步行很远去银行为自己存足够的电费，以免被拉闸停电；阿飞很爱买花花绿绿的裙子但从来不穿，来去衣服都是那几件灰不溜秋的，她自嘲称自己身上穿的衣服是“抹布一号”，行李里还有件“抹布二号”。

　　阿飞在南宁的好友甘雨回忆说：“作为一个前天才儿童，阿飞4岁识谱，5岁读毛主席语录和侗族民歌，四年级就看《红楼梦》，看不懂就背里面的诗词。高中，学校可以代订杂志，她的订单上永远是最奇特的，例如《红学》，估计当时没有人能看懂。她很早就看了《约翰·克利斯朵夫》、《静静的顿河》，还有杜拉斯、沈从文、张爱玲的作品。最后她成了中文研究生，恐怕和这些不无关系。”

　　“我不是那么自恋的人”

　　刚刚出版的《名流——吴虹飞访谈录》，是在阿飞任职《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文稿基础上编辑而成，书中涉及海岩、汪国真、柯云路、艾未未、黄燎原、郑钧、李云迪、文隽、朱哲琴、李谷一等多位各界知名人物。阿飞通过文字延续了自己的思考和叙述，并希望能藉此完成一份“关于历史、文字、艺术等领域在这个时代最真实的底稿”。

　　有人质疑，封面上放着阿飞大大的照片的《名流》将给读者带来什么？海岩、赵涛、郑钧、艾未未、阿来……还是只有吴虹飞？

　　新书上市的时候，阿飞已经回到广西准备过年。“新书封面让我大吃一惊，我十分骇然但已经晚了。封面是我的照片，虽然出版商是一番好意，但我依然很窘。读者也许会误认为我是一个多么自恋的人。我只是一个媒介，并不是想让读者去了解我。我感到非常不安”。

　　《中国新闻周刊》主编陈晓守针对《名流——吴虹飞访谈录》作出评价：“相比于前两本人物对话录《这个世界好些了吗》、《娱乐至死》，这一本集子更能看出阿飞的野心。”

　　阿飞回应说：“我的视角未必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我认为我会全面看待他们，而不是从‘某个角度’，我尊重他们、倾听他们，很少提诱导性的问题。我想做一个社会学研究者，而不是一个新闻记者。”

　　阿飞在她漫长的采访生涯中，当然会接触到不少名人，有的甚至成为了朋友。比如艺术家艾未未，有一年把阿飞和她的外公，以及侗乡里一些会唱歌的乡亲，带到德国一个著名的艺术展上去交流。有次窦唯很谦逊地对她说，我在一个摇滚录像里看到了你，你也是做音乐的，所以就别当作是采访，当成是交流吧，也许以后我们还有合作的机会也说不定。阿飞说：“当我听到‘合作’两个字的时候，几乎都有点轻微的昏眩，这个不是别人，是窦唯啊！”而作家王朔，有次了解到阿飞乐队制作唱片缺少资金的窘境，一时兴起，一定要给她2万元，以成就阿飞新专辑的录音启动。

　　阿飞音乐里的南方情结

　　记者了解到，在广西有许多阿飞的“歌迷”，他们有艺术学院的美术系学生，有咖啡店的女服务员，也有IT业的老总，他们会想方设法去买阿飞的唱片，默默看她的博客，为这样一个天马行空的阿飞是广西人而自豪。

　　阿飞这样描述自己的童年和家乡——“我是在缺乏文艺的地方成长起来的。从小父母就出去工作了，在国营工厂里当工人。过去打工是幸福，因为有宿舍分配。我一直很想写那个小县城里沉闷的生活，沉闷的童年，直到我一点一点地忘掉”，“小时候，和姐姐去集市,有少年来抢她的草帽，她跺脚生气。后来在水井边打水洗衣，又见白衣的少年，拿着侗族琵琶去走寨，路过水井和她打了个招呼，我说我要去听，被众人当成笑话。在当时，一个11岁的少女是还不能到大庭广众下去唱歌的”。

　　关于怎样走上“摇滚歌手”这条道路，阿飞说：“那时学校很流行写校园民谣，都在唱同样的情绪，星星啊、美丽的眼睛啊、大海啊，我觉得生活不完全是那样的，所以我就写些不同的。后来我认识了些摇滚乐手，和他们一起吃凉皮，又听了很多摇滚唱片，才发现音乐是可以这样的，这么忧郁但又充满力量。”

　　好友甘雨曾经在某年夏天到北京三里屯看阿飞和乐队演出，“当时阿飞唱了《嫁衣》，最后一段她忽然加了一段粤剧《帝女花》，把粤剧的唱腔结合到摇滚乐中去，观众立刻被音乐的气氛镇住了”。

　　这次回南宁，阿飞的朋友打算对她挖掘侗族音乐做些资助。她说：“我是百分之百的侗族人，从小讲侗语，非常喜欢侗族歌，我会通过各种途径去收集、学习散落民间的侗族音乐，然后改编，录音，演唱。这是我的一个计划。”

　　阿飞经常带着她的乐队走南闯北去演出，却唯独没有回过广西，对此阿飞的回答有些不好意思：“我很希望我的音乐被家乡人民听到，很希望带乐队回去为他们演出。但广西离北京太远了，我们没有赞助，没有宣传，我怕万一没有人来买票，我根本支付不了7个人的行程和路费。”（李岚）

转自 南国早报 2009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