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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乐

编者按

3月10日和3月20日，本报“乡土中国”专栏刊出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曾维康数年来深入江汉平原的一个村落，采访26位乡民，以口述实录形式——翔实报告当下农民“原生态”》的长篇报道，以及10位乡民的“口述实录”，受到读者的热切关注，并被广为转载。本期再次刊出两篇“口述实录”，作为“乡土中国——江汉平原一个村落的乡民口述史”系列报道的收官之作。同时，为了回应读者的关切，本报记者远赴广西百色乡村，详细记录曾维康研究生毕业后在此半年多来的工作、生活与感受，并刊出他在平果县的调查报告。今后，我们将继续关注曾维康的工作和成长历程，及时向读者报告。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维康(中)到广西平果县工作。这是他在乡村与村民们交谈。

　　南国春来早。3月18日午后1时许，我启程赶赴曾维康工作的广西百色市平果县采访。此时，距离2009年3月我们在清华园相识，已有3年时间。

　　在距北京近3000公里的平果县四塘镇的平下村，我与曾维康、世代生长于斯的乡民们朝夕相处、同吃同睡，耳濡目染这片土地传来的潮热气息。夜晚睡在农户家中，可清晰听到不远处老鼠乱蹿的脚步声，伸手甚至就能触到体型比城里大出数倍的蟑螂，而白色的大蛾子凶狠地撞击着窗户。这时，我总会想到，眼前这个从江汉平原一个村落里走出来的青年，究竟哪来的勇气，带着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甘愿放弃十几万年薪的工作和北京户口，来到广西农村？

　　当夕阳的最后一丝余晖渐渐湮没于山谷，平下村便不会再有任何光亮。整个村庄暗了下去。而曾维康上大学和研究生时曾生活了多年的那些大城市，此时肯定已华灯初上。未来将扎根这片远离家乡的南国大地，曾维康的脑海里又在想什么呢？曾维康告诉我，不消和北京、武汉等大城市相比，每每从村里回到平果县，面对县城夜晚别样的光亮，他都会感到一种深重的恍惚。

　　“都来这里了，还有啥后悔的？如果留在北京，脑子里就会一直想着没做的事儿，那才叫后悔哟！”曾维康说，去年春末夏初，求贤若渴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到清华大学定向招收选调生，希望为“富民强桂”引进一批青年人才时，他报名通过了笔试、面试，最终如愿来到广西基层工作，那一刻他觉得很幸福。“没有在中西部农村长时间地工作过、生活过、观察过、经历过，怎么能算懂得了中国的农村？”

　　如今，曾维康有了个“曾副”的称谓。结束了前半年在平果县党办秘书科的工作，2012年元旦伊始，他来到平果县四塘镇，挂职担任镇党委副书记。而今能说一口壮族方言的他嫌“曾书记”太过正式，村民们遂送他“曾副”称谓。村民们对我说：“我们做梦都想去北京，可这个‘曾副’为啥到我们这里来？他一定是‘党中央’派来的！”

曾维康也有纠结和烦恼。这与巨大的工作压力和艰苦的生活条件无关。当打算在广西基层扎根时，他放心不下远在湖北农村的母亲。作为家中惟一一个大学生、研究生，他无法像村里其他上大学的孩子那样，让长辈们跟着子女过上好日子……每念至此，他总是难以自已。

令人心烦的“葡萄地纠纷”

　　曾维康出生于湖北省荆州市一个农民家庭。长辈为他取名“维康”，多少寄托着离开泥土地、过上小康日子的殷殷冀望。几年前，父亲因病去世，家中所有重担，全部落在母亲肩上，看着儿子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毕业后，考上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母亲心里满是欢喜。

　　“我在电话里告诉母亲，我要到广西农村工作时，她都急疯了。”曾维康说，尽管通情达理的母亲不反对他的志向，但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母亲几乎带着警告的口吻告诉他：农村那些事儿，你一个读书人根本做不来。“果真，深入到农村后，我才明白母亲当初的良苦用心。”

　　“曾副，你快来一下，这里闹事了！”曾维康的手机响了，来电话的是“老张”，四塘镇平下村人称他为“张老板”。其实，真正的老板是老张的儿子，现在广东工作，他在平下村投资60万元种葡萄，老张从老家过来帮着儿子打理。

　　“这里地势高低不平，照理应该把田埂（分界）打掉。我们承包土地、签了10年合同种葡萄，只有把田埂平了，才能更好地耕种。机器进来后，每次操作都得绕开田埂的话，效率会低很多。”老张叹起苦经。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对此没意见，可村民就是不同意，时不时过来看这些田埂被平了没有。老张不愿和他们闹矛盾，不得不因陋就简。

　　村民们的道理很简单：你每年付我地租，可这地是我的。万一哪天你走人，有田埂，我们就能分清这是谁家的地。如果想要把田埂平了，每亩地租每年再加500元！

　　“今天倒好了，为了沟边地闹起来了！”原来，老张的葡萄地里有一长溜沟渠，周围土地的所有权本不属于村民。按当地习惯，谁开荒地就归谁。老张遭遇的，就是几个强烈要求他另加沟边地地租的妇女。

　　平下村村主任李五民悄悄告诉老张，这里的乡民观念保守，招商引资环境不甚理想。“有时候，来了一个老板，村民们就像见到肉包子一样，谁都想上去咬一口。一切，还需时间啊。”对此，老张深有体会，平日做工只需5至6个人手，却一下子涌来20多号人。“我不需要这么多人手啊！”

　　一个月前，曾维康踌躇满志地和我聊起他的美好愿景：广西当地农民世代种植甘蔗和玉米，一吨甘蔗500元，一亩甘蔗产量3吨到8吨不等，纯收入不过3000元左右，种玉米更少。可葡萄就不同了，每亩投入三四千元，但纯收入可达万元，做得好甚至能到2万元。“这是高效农业啊，如果成规模效益更可观。”

　　曾维康的笔记本上满满记录着四塘镇盘口村平路屯种植葡萄的成功经验：一开始光靠当地农民转变观念，难。只有看到甜头，村民才愿意投入。所以，需要引进外部资金，让农民通过出租土地得到地租（一亩900元），同时又通过做工增加劳动收入。“一手拿地租，一手拿工钱”，更重要的是做工习得的种植管理技术，能让村民们学会自己种葡萄，自主致富。

然而，梦想和现实之间，总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曾维康说，“葡萄地纠纷”是他成为“曾副”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强烈的挫败感。“这些老乡啊，好的时候真是好得让你感动。去村里转转，他们一定会拉你吃饭、喝酒，你不坐下来他们就拉长脸、不高兴；可当他们‘不好’的时候呢，又会‘不好’得让你心里生疼！”

征地引来盘根错节的问题

　　这一个月里，让曾维康烦心的是征地工作。原先，村里的学校、卫生院等，都是向村民们征地后所建，而这一回征地建镇政府农事服务中心大楼，村民们的反应出奇的冷淡。迄今为止，签字的农户仅七八家，八成以上的村民迟迟不愿动笔。

　　3月19日中午，在村里颇有威望的李家大哥请来了其他几位有“分量”的中年人，设宴款待“曾副”。谁都明白，征地问题在这饭桌上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大家都看到了，我们四塘镇从1980年代到现在，几乎没啥变化。而且，镇政府工作人员办公条件实在太差，根本没法儿正常工作。搬到新址，慢慢就会集聚起更多人气，人多了才有规模，有了规模才方便大伙儿做买卖嘛！原本，一亩地补贴2.7万到2.8万元，由于土地靠近高速路，按相关政策已调高到每亩3.38万，这个价格，已没有讨价还价余地了！”曾维康开门见山。

　　围绕着土地价格，一桌人你一言、我一语，毫无头绪。李家大哥发话了：“我家世代都在四塘镇平下村，我在比你现在还小的年纪，就离开这里到广东打工去了，再后来开始做生意，现在40多岁回到家乡开起小饭馆。”

　　“你也知道，土地是我们的命根子，征我们的地，就是要我们的命。”李家大哥话锋一转，不愿签字，说白了还是“不信任”。

　　“现在，富的都是当官的，穷的是我们老百姓，我们意见真的很大！”李家大哥历数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路灯本就少，且长年不亮，每年春节亮两天，到大年初三就只亮半天了；地下水管年久失修，漏水严重，一方面是老百姓用水紧张，一方面却只能眼瞅着地下溢出的积水一筹莫展；另外，村里低保分配不公平，条件差的老人拿不到低保补助，貌似不该得低保的人反倒得了，乡亲们看了寒心；还有更要命的，比如四五年前，镇上引来了老板开发试验田带着乡民们致富，可后来老板跑了，当初承诺的地租最终不了了之……“曾副，你说说看，这让我们怎么信任干部？就算上一任镇干部给出承诺，哪天他上县里当官去了，再来个新书记，怕是十有八九兑现不了！”

　　李家大哥说罢，几个中年人频频点头。

　　“我很清楚，老乡们是最理解人的，可这个地为啥老是征不下来？你们能和我掏心窝，就是对我的信任。只要说的是事实，我明天就和你们到现场一个个地方看，能解决的尽快解决。不能解决的，到底是啥原因一时解决不了，我白纸黑字给答复。”曾维康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上了好几页。

　　“一言为定！”众人一饮而尽。

　　曾维康是有备而来的，他的脑海里储存着对农村的理解。但，当这些牵连着沉重历史积弊的问题纷至沓来时，他也很困惑：作为一个微观的个体，自己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你知道吧？我怎么看，怎么觉着李家大哥极像我硕士毕业论文报告里的那位猪老板——东方哥。”比起家乡的村落，以及求学时代实地调研的东、中、西部农村，平果县平下村无疑是贫穷保守的，但曾维康能看到这里折射着自己曾经走过的其他村落的影子。“比如，当年我从家乡‘一个村30年没有修起村公路’开题，完成了1.5万字的调查报告《村级财政如何走向瘫痪》，你会发现中国中西部大部分农村，都面临类似的财政问题。再比如，在长篇调查报告《江汉平原一个村落26位乡民的口述史》中，你会看到，无论置身哪个村，所有人的面孔似乎都是熟悉的，跳不出这20多位乡民的框框。”

对大学生村官们寄予厚望

　　“嘿哟喽塞喂喽……”3月19日早上8时，曾维康的手机响起。到广西后，他特意把手机铃声换成清脆的壮族民歌。“曾副啊，你有没有吃早饭啊？我给你准备了炒粉、大肉，还有猪杂碎，你一定要来哦！”来电话的是平下村的屠夫孙永平，他是“曾副”的铁哥们儿。

　　待曾维康在小圆桌边坐定，主人立马拿出大碗白酒，用勺子喂曾维康。饮毕，曾维康再用勺子从碗里舀酒，喂给下一位老乡。“一碗酒喝上几圈，原本透明的酒里，就能看到从牙缝里带出的菜叶子、碎肉等。即使再浑浊不堪，喂到面前照样得一咕噜喝下去。否则，怎么和老乡们拉近距离？”

　　曾维康在四塘镇的铁哥们不少，但凡到镇上四塘街走走，他都能吆喝着叫出大街上几位老乡的名字。在曾维康看来，自己虽从小生长在农村，但想问题的角度和村民们有距离，光和老乡们一起种地、说一口当地方言、适应民俗民风，还远远不够。“要真正了解这些看似观念保守、不开放的村民，只有和他们交朋友。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敬我一分，我敬你两分。朋友多了，才能开展工作。”

　　他对乡亲们始终保持着耐心，而对平果县当地的大学生村官要求就不一样了。3月21日上午，他组织召开了全镇大学生村官创业讨论会，可本该到场的十来个村官和年轻干部，只稀稀落落来了六七个人。他火了：“浑浑噩噩地过下去有意思吗？难道就没有一点儿想致富的念想吗？人这一辈子，总得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业吧？！”

　　曾维康告诉我，他一直对大学生村官寄予厚望。他们上过中专、大专，是村里受过教育的一群人，最有可能把新观念带到一成不变的村落里。20来岁又正是充满激情、敢想敢干的好时光。来到平果县后，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大学生村官创业扶持项目上，希望通过有效的扶持政策让这些年轻人敢于试验、带头富起来，可由于种种原因，实际效果不理想。

　　“刚来这里时，我脾气远比现在急，后来明白了，很多事情急不得。比如，刚下到镇里时，每天中午一吃过午饭，我就急着去农户家里，现在不这样做了，因为午后两小时是农户的休息时间，我得尽可能适应他们的节奏。”曾维康感叹，相比自然环境的劣势制约着当地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他更忧虑的是农村留不住高素质人才。前者假以时日，能看到明显的变化，后者却是一个无法阻挡的趋势——有能力上大学的，大多数留在了城里，一些相对优秀的人才也都去了东部地区。眼下，村里几乎没有中等文化素养的青壮年劳动力，三分之二在外打工，留下来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你想要一下子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劳动技能，太难了！人才外流是一个趋势，谁都拦不住，读完大学回家务农、带头致富的人，实在少得可怜！”眼瞅着面前这些大学生村官，曾维康的心口有些发疼。

“要解决‘三农问题’，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现在的所有努力，或许只能起到微小的变化。我们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耐心。”

对母亲永远亏欠的承诺

　　曾维康并不总是那么自信和阳光，他也有抑郁的时候。3月21日傍晚，在平果县城街边的点心店里，我们促膝而坐。说着说着，曾维康的脸上流露出了伤感神情，继而透出隐约的苦痛。我深知，眼前的这个小伙子不会为贫穷和艰苦屈服，拨动他内心深处最柔弱的那根心弦的，一定连结着最刻骨铭心的乡愁。

　　“想起家中的母亲，我就觉着一阵阵内疚。”曾维康说，今后长期扎根广西，每年能回家探望长辈的时间，也就只有春节假期。每月2400元的工资，飞机票自然买不起；从广西坐火车回荆州，又怕没有这么长的假期……“当初，我何尝没有想过在大城市里找一份高收入工作，做一个体面的白领，或者申请出国留学。”

　　这些话，曾维康的导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彬也告诉过我。李彬教授说，小曾在读研究生二年级时，有一段时间常常感到疑惑。每周一晚间的答疑时间，曾维康总会来到清华园宏盟楼的导师办公室，倾诉他对时下这个浮躁社会的无奈，对未来的迷惘。李彬教授找不出任何合适语言来回应弟子，“对这些无解的问题，我还能说些什么呢？维康最终作出了回到农村的抉择，这个年轻人不容易啊！”

　　和每个年近而立之年的青年一样，不远处等着曾维康的，还有结婚买房等现实压力。一想到昂贵的房价，他明亮的脸上马上浮现乌云。在县城买一套房子，至少也得几十万，猴年马月能凑够这个数呢？“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在中西部基层、在落后艰苦地区工作的青年大学生很多呢，许多人一干就是一辈子呐。别人一定觉得我们很可怜吧？但可怜的人，心里装着一个梦喽！”他自言自语，旋即淡然一笑。

　　晚饭罢，我和曾维康到县城最大的超市买蚊帐，这是他为老乡们带的。在奶制品柜台前，曾维康左右比较，拿了两小罐酸奶。“没办法，两广一带终年潮热，我的宿舍没有冰箱，每次只能买上当天需要的食品，买多了就容易坏。”相比于冰箱，曾维康最大的心愿是买一台洗衣机。在村里工作，几无双休日的概念，每天忙得够呛，他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洗衣服，而至少1000多元一台的洗衣机，对这个年轻人来说，显然贵了点……

　　3月21日深夜，大风裹挟着细密的雨帘顷刻间把整个平果县城包围。顺着宽敞无人的街道，曾维康一路疾步返回宿舍。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背影，我最终还是未能控制住情绪，热泪滑落脸颊——为他和脚下这片土地有关的、所有最深沉的期盼而流泪！

　　（应受访者要求，平下村、李五民、孙永平为化名）

转自《文汇报》2012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