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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元植，1933年5月生于市区朔门老街。1951年高中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化学工程系。1952年因院系调整转入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1953年成立北京石油学院（今石油大学），随之转入石油及天然气炼制工程系。1955年毕业，应届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1962年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1984年8月调浙江大学化学系任教。博士生导师。

今年5月，已80高龄的徐元植教授应温州市瓦市小学之邀，专程回母校探访。徐教授侃侃而谈，各种回忆扑面而来。在小学、初中时代，因为少不更事，徐老也曾经是一名“问题学生”，结果他却以高学分考入北京大学，进而成为电子磁共振波谱学方面的学界泰斗。他的人生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瓯江畔的快乐童年

徐元植于1933年出生于温州市区老街朔门街，祖辈原来是开鱼行的，徐元植是家里的独生子。5岁时，徐元植就被父亲送到了瓦市小学老校就读。徐老回忆说，小时候，他一直是一名差生，但是度过了一个很快乐的童年。徐老还记得，当时朔门街的城墙犹在，小时候他经常走到城墙外的瓯江畔看潮涨潮落。

当时的小学生有两门主修课，一门是语文，一门是算术。由于小学算术很简单，徐元植基本能及格，但是小时候的他很难安下心读书，几乎年年语文考试都是不及格，成为历届的“试读生”。由于成绩平平，初中的时候他考入了当时的私立瓯海中学（现在的温州四中）。此时的徐元植依然很贪玩，经常是老师在讲台上讲课，他趁老师回头在黑板上写字，就直接从窗户里跳了出去，到操场上打球。因为个子小篮球没法打，徐元植就拿小皮球当篮球投篮。贪玩的结果是他读到初二就被父亲转到了永嘉县立中学（现在的温州二中），但仍因成绩太差被留级了。

这时徐元植已经13岁，留级让他觉得自尊心极度受损，于是开始发奋读书。等到中考的时候，他总算考入了当时的温州二中，当年二中录取52名学生，他是第31名，属于中等偏下。高中时代，徐元植一直努力读书，仅一年时间就从入学时的第31名上升至第3名，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是保持在前三名。1951年他参加全国统一高考，考上了北京大学化工系，成为温州当年惟一考上北京大学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后来北大化工系并入清华大学，他又成为一名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的学生。

闯入磁共振领域

1955年，徐元植以全班前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并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1962年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

1960年秋天，大连化物所要新组建一个自由基化学研究室，所长认为徐元植毕业于清华，而且年纪轻，学习能力强，就让当时还只是一个实习研究员的他负责组建“自由基检测新方法”课题组，并担任该课题负责人。所谓“新方法”就是用“电子磁共振”的技术检测自由基的结构、性能和浓度的方法。该课题成果将应用于导弹燃烧过程，是当时的国防重大课题。然而，当年全国着手搞电子磁共振的仅有四家，除北京大学物理系一家是属教育部外，其余三家都属中国科学院，其中实力最强、起步最早的又属长春应化所。于是1961年，徐元植进入长春应化所整整学习一年，掌握了原来全然陌生的电子磁共振波谱学。这也为他后来成为国际上的电子磁共振领域元老级人物奠定了基础。1963年徐元植回到大连组建自由基化学研究室的时候，刚满30岁。

蒸蒸日上的事业因着“文革”而嘎然而止。1969年底，徐元植带着家小回到温州，落户黎明公社务农。1970年10月，温州晶体管厂多晶硅车间一直不能正常生产，徐元植的到来，提出了一整套改造工艺设备的计划，不到半年就使之正常生产出品质优良的多晶硅棒。因着徐元植是技术人才，温州的父老乡亲都没让他多干农活，因此，闲暇之余，他就可以经常前往当时的温州市工业科学研究所查阅CA（美国化学文摘），时刻关注着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动态。徐老还记得，当时温州市区很多工人家庭都烧煤球炉，他的习惯是下班回到家，就先点起煤球炉，然后躲到房间里抓紧时间做实验。

“文革”结束后，徐元植回到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调用个人档案，当时的所长告诉他，他的资历已经可以升为副研究员，但是需要做报告，进行答辩。如今回忆起来，正是“下放”温州10年间的学习，让他自学到最新知识，对于答辩游刃有余。徐元植于1979年上半年在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做了题为“均相催化剂的多相化问题”的学术报告，这在当时的国际学界，可是热门研究课题。同年10月，徐元植晋升为副研究员。

深得卢嘉锡赏识

1979年，徐元植站在了人生一个新的十字路口。46岁的他不想留在温州无所作为，也不愿意再回到东北。一个学术报告让浙大发现了徐元植，徐元植也正有意愿留在浙大教书。

然而正是这样的公开调任手续，让我国化学界泰斗式人物卢嘉锡院士寻到了徐元植。卢嘉锡时任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所长，几年前从德国进口了一台相当先进的电子磁共振波谱仪，急需相关人才。于是“文革”后期，卢嘉锡一直在打听寻找徐元植的消息，无奈当时通讯不发达，遍寻不着。此次浙大化学系要调徐元植正是让卢老有踏破铁鞋后方得来的感觉。1979年底，卢嘉锡特邀徐元植到家里一起进餐。席间，卢老提起当时国内的电子磁共振研究领域专业人员匮乏，而徐元植是该领域较早涉足并取得成绩的人之一，希望他留下来好好研究磁共振仪器。于是，1980年1月，徐元植到了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报到。

重拾被迫丢下十几年之久的电子顺磁共振波谱学的研究，这对于年已47岁的他来说，其困难之大是可想而知的。然而他回忆说，在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工作的四年对他后半生在学校的作为和业绩确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83年9月，他应清华大学化学系之邀在清华举办了“电子磁共振波谱学”讲习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到了1984年8月他调到浙江大学化学系工作，担任教授，当年他已51岁了。

1986年12月，徐元植应日本电子磁共振学会的邀请，参加了在北海道大学举行的“日本电子磁共振学会”年会，并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电子磁共振研究的过去和现状”的学术报告。与此同时，他与日本电子磁共振学会会长、北海道大学的相马纯吉教授，共同发起“中日双边电子磁共振学术研讨会”。决定每两年召开一次，第一届定于1987年11月在中国杭州举行，第二届定于1989年11月在日本京都举行。徐元植教授被选为中方主席，相马纯吉教授被选为日方主席。这个电子磁共振学术研讨会，至今都是中日电子磁共振学界定期举办的最具权威的年会。

2004年，徐老从浙江大学退休。然而退休之后的他并没有闲着，他把更多的时间用来写相关专著，先后出版了两本电子磁共振领域的书籍。同时，从1994年至今，徐元植教授一直是国际学术刊物《Applied Magnetic Resonance》的国际学术顾问。

（翁卿仑）

转自《温州日报》2012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