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中心

图一

图二

图三

　　百岁老人杨绛，一声“宅女”的自喻，引发多少人感慨万千。一百零一岁，仍思路敏捷，仍埋头长篇小说写作，真的成了一个传奇。她与一百零六岁仍笔耕不辍的周有光先生相媲美，带给我们惊喜！

　　最早读杨绛的作品是《干校六记》（封面见图二）。这是值得一读再读的书。她的笔调，看似格外简洁而冷峻，以冷静而从容的口气叙述“文革”期间的亲历，但正因为如此，更让我们深深感受出渗透于文字之间的历史无奈和惆怅。《干校六记》与另一篇长文《丙午丁未年纪事（乌云与金边）》，均是杨绛关于“文革”经历的回忆。身处动荡岁月，她内心虽不平静，外表却极为镇定，毫不慌乱。身躯瘦小的她，却拥有精神的伟岸，以坦然、坚毅、倔强，面对一切，包括磨难。她回忆被揪斗、游街的诸多细节，这样写道：“我心想，你们能逼我‘游街’，却不能叫我屈服。我忍不住要模仿桑丘·潘沙的腔吻说：‘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体面的人！’”可以这样承受一切的人，堪称智者，百年沧桑，她从容走过。

　　《干校六记》，三联书店1981年出版，封面由丁聪设计。她的另一本散文集《将饮茶》，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封面由范用（叶雨）设计。因常与丁聪、范用先生相聚，故对杨绛这两本书，多了另外一种亲切。

　　在写作这些散文之前，杨绛以翻译著称，她翻译的《堂吉诃德》与《小癞子》（封面见图一），均为西班牙的文学经典。《小癞子》仅3万多字，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的版本，64开本，小巧得可爱。其封面设计典雅古朴，遗憾未注明设计者。

　　《小癞子》是西班牙16世纪作品，作者身世不明，被誉为西方文学中流浪体小说的首创者。杨绛根据英文本转译，试摘录一段如下：

　　“我站在床一头，他站在另一头，两人同铺这只破床。这事并不麻烦。两条长凳上搁个芦苇架子，就算是床，上面铺一条黑褥子，遮上个单子。那褥子虽然还当个褥子用，经年不洗，脏得不像个褥子，里面絮的羊毛也太少了。我们铺下褥子想把它拍拍软，可是天生硬东西怎么也变不软。这见鬼的褥子里没什么絮的，摊在芦苇架上，一根根芦苇都衬得分明，恰像瘦猪身上的肋骨。上面我们又铺了一条跟那褥子半斤八两的毯子，我也说不上那是什么颜色。”

　　读这样的译文，简直就是享受。文字简朴，纯净，看似平淡无奇，却韵味十足，尽显古典小说叙述艺术的俗雅并存的古风。这才是文学翻译的至高境界，非杨绛这样学贯中西、文学功底上乘的译者，难以企及。读杨绛译文，即可明白，她后来成为散文大家，绝非一日之功。

　　1990年，我准备写作一本关于沈从文的书，一位前辈告诉我，钱锺书当年曾评论过沈从文，我便致信希望能访问他。不久，收到杨绛的回信（手迹见图三）：

李辉同志：

　　前承组稿来电话，忽忽经年，顷奉来函，甚感，即示锺书。锺书老病，遵医嘱谢事谢客。自言与沈先生过往甚少，交谊不深，故“印象”亦浅，无足道也，不敢劳驾。歉甚，即祝

　　钱锺书附笔同候

　　愿望失空，令人遗憾，但杨绛亲笔回信予以解释、钱锺书附笔问候，仍让我感动于两位老人的周到。见“钱锺书”签名设计为三字一体，更觉新奇。

　　很佩服杨绛的记忆。她开头所说“前承组稿来电话，忽忽经年”，是指一年多之前我打电话去约稿之事。1988年岁末，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筹划新的一年，请七位老人开设专栏，起名为“七味书谭”。约请的七人分别为：杨绛、金克木、黄苗子、冯亦代、杨宪益、董乐山、宗璞。为开设这个栏目，曾请他们聚会，除杨绛和董乐山之外，其他五位前来。虽然七人未到齐，但也属难得。我为他们五位拍摄了一张合影，珍藏至今。

　　七位老人，杨绛最长（1911年），宗璞最小（1928年），如今，只有这一老一小两位女性健在。念及于此，既为她们笔耕不辍而高兴，也为逝者而喟叹。(李辉)

转自《人民日报》2012年8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