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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刚刚在西南联大读完一年半学业的傅君诏凭借自己优异的学习成绩，考取了云南省政府公派留学，并在党组织的授意下，启程赴美，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活。此后，这位爱国青年先后求学于卡耐基·梅隆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国际名校，归国后又先后在华北大学工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科技大学前身）任教，历任教务长、科研部主任等职。

如今，年逾九旬的傅君诏依然精神矍铄，向记者畅谈自己持续半个多世纪的高校求学和工作经历。在回忆的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关于当今高等教育的一些看法。

我们的老师够“勤快”吗

留学之初，年轻的傅君诏选择了冶金作为自己的主修专业。

彼时，冶金科学的发展重心已经从欧洲移至了美国。他所求学的卡耐基·梅隆大学更是当时美国在冶金专业教学领域名列前茅的学校。在这里，傅君诏除了学习到之前从未接触的知识之外，老师们的授课方式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仅以“物理冶金”这门课程为例，据傅君诏介绍，当时有四位老师共同教授这门课程，与国内高校不同的是，老师中没有任何一人在一开始就为学生规定一套“标准教材”，而是在讲完一堂课之后，在黑板上写下下一课的参考书目。有时是一本书，有时是一本杂志，有时甚至仅仅是某篇文章的某个段落。

“教师授课的教材是不是应该一成不变？相信很多人都会给出否定的答案，但是如何变却值得思考。”傅君诏说，即使到今天，在国内高校中，某些专业的课程书目陈旧依然是一个大家关注的话题，很多人都在建议加快教材的更新速度。但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即使参考书的更新速度再快，也难以赶上最新的科技前沿。

然而在半个多世纪前，国外高校已经就此给出了很好的解决方案。

“不规定具体参考书，仅针对下一课的内容具体设置阅读范围，无疑会督促学生提前预习。当然，这样做也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教师必须做大量准备工作，否则就难以给出书目范围。那么我们就必须考虑：我们的老师够"勤快"吗？”傅君诏说。

老师就是“教书匠”？

1950年，硕士毕业的傅君诏学成归国。3年后，他被调到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科技大学）任教，担任教务处副处长，主管科研工作。工作不久，一位叫胡正寰的年轻教师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国内高校教师几乎唯一的职责便是教好学生，科研工作还属于“旁门左道”，但胡正寰却将自己的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到了科研上。这种“怠慢”教学的行为引起了学校某些人的不满。

“那时，胡正寰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很多人都批评他"不务正业"。但我却一直替他据理力争，并想尽办法为他争取科研经费。”而几十年后，这位醉心于科研的年轻教师不但成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在教学上也同样已是桃李满天下。

“直到今天，我还一直认为高校教师必须要有自己的科研。”傅君诏说，因为教师并不是简单意义的“教书匠”，而是要在传授知识的同时，教学生如何创造性地独立工作。但如果教师本身就没有这方面的经历，他能拿什么教学生呢？

傅君诏表示，不能不承认当前的高校与几十年前有了很大不同，一些教师不再是不从事科研，而是为了自己的科研项目，甚至耽误了教学工作。“教师的本职工作依然是教书育人，这是不能改变的。但我们也不能因为个别教师的问题，就限制教师科研的热情，而是应该在制度层面上对其作出规范。”

“教师必须要从事科研，这很明确。但同时我们也要明白，某位教师科研与教学之间比例的多与少，其实并不是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教师要通过教学，将自己的科研成果、科研态度乃至科研感悟教给学生，这才是最根本的。”傅君诏说。

我们的中间试验场在哪里？

1992年，傅君诏从自己的岗位上退了下来，然而离休后的他依然关注着自己挚爱的高等教育，焦虑于中国冶金科技水平与世界的差距。虽然年事已高，但对一些问题也依然有着自己的思考。

几年前，傅君诏参加了某高校的一次校庆活动，在庆典仪式上，校领导的讲话让他觉得有些不舒服。“这所学校当时已经成立了半个多世纪，但一提到成就，校长大书特书的依然是建国之初的科研成果，我们这么多年的发展去哪了？”

傅君诏表示，目前中国的科研论文数量已经是世界第一，但被引用率却低得可怜。更重要的是，大部分科研成果没有最终转化为实际的产品，而是被束之高阁。“这是一个大家讨论了很多年的问题，但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中国，很多科研机构、高等学校的科研成果不是停留在论文上就是止步于实验室成果，往往无法付诸生产，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缺乏试验生产环节，这个问题对钢铁生产来说就更加突出，因为我们的国家企业领导往往不愿意冒风险进行新技术产品的试生产，只求过得去就行，所以我们的产品技术提高得很慢。这既反映出体制的问题，也说明了企业领导意识短视。

几年前，国内某研究所研究出一种新的生物制品，希望能够转化为产业化生产，但在国内却没有找到一家可以制造出一条试生产线的厂家。最终，他们只能选择与国外合作。

“这件事对我们启发很大。”傅君诏说，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系列中间试验性的过渡。这一中间试验场并不是简单的为实验指导方向，而是致力于帮助其转化为产品。但是这一环节在国内似乎是缺失的。

傅君诏表示，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转化市场，这一点非常明确。“中间环节的缺失对技术转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需要弥补上这一缺憾，则需要从政府到企业、高校的多方面配合。”

（陈彬）

转自《中国科学报》2012年10月2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