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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3年1月23日12时49分，著名翻译家杨德豫先生在武汉去世。作为一个著名的翻译家，2009年出版的五卷本《杨德豫译诗集》，集中体现了杨德豫先生的翻译成就。由杨德豫主编的“诗苑译林”在上世纪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有读者称之“有如大漠甘泉，汩汩流入荒芜的心田，造就了一生灵魂可以永远诗意栖息的绿洲”。杨德豫翻译的《拜伦诗选》被老诗人、翻译家卞之琳誉为“标志着我国译诗艺术的成熟”。

杨德豫先生的父亲为国学大师杨树达。杨德豫先生一向低调，生平经历及事迹很少见于报章及网络。去世前，笔者赶赴长沙为杨德豫做了一次口述。口述中，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追忆了他与父亲杨树达的复杂感情和难忘经历以及他自己坎坷不平的人生。从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可以看到上世纪知识分子在国史家事中的精神风貌。在杨德豫先生离开我们的时候，本报编发他生前未曾公开发表过的自述，以飨读者，以寄思悼。

杨德豫：1946年秋至1949年2月，先后在中央大学、清华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系肄业。1949年2月在北平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142师、48军、华南军区、中南军区、广州军区的报社任编辑。1958年下放湖南大通湖农场。1978年调到湖南人民出版社任编辑，1990年调到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离休。译著有《朗费罗诗选》、《拜伦抒情诗七十首》、《湖畔诗魂华兹华斯诗选》、《神秘诗！怪诞诗！柯尔律治的三篇代表作》等。1996年，《湖畔诗魂华兹华斯诗选》(中译本)荣膺首届鲁迅文学奖彩虹奖第一名。

反骨：在家学中成长起来

我生于1928年戊辰年，属龙。我是在北平师范大学第二附小念的初小。小时候，我的兴趣本来是美术，喜欢画画。当时，我父亲杨树达是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他主要是搞语言文字学，研究《汉书》、《春秋》、《论语》等。他把我的兴趣向诗歌引导，从小就教我念《诗歌易读》、《唐诗易读》、《唐诗三百首》，等等。我上二三年级以后，父亲开始教我学《论语》，一共20卷从头到尾学完了，我当时才八九岁，不愿意学。但是我父亲很严厉，我不敢反抗他。

对于《论语》，我唯一感兴趣的是带故事性的，我基本上都背了下来。对于书中的说教，我就不感兴趣了，有些也能背，可是很反感。而且我从小有点犯上作乱的思想，有点反骨。解放以前，我激烈反对国民党，解放以后又当了“右派”，大概都与这有关。直到现在我还有反骨，粪土当年万户侯。

1937年5月，我祖父病重，我父亲从清华大学请假回长沙照顾他。过了两个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我父亲叫我们都回长沙去。七七事变以后，北大、清华、南开就联合起来到了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接着又到南岳衡山，后来又搬到云南组成西南联合大学。此时，80岁左右的祖父病情很重。我父亲为了照顾我祖父，就接受了湖南大学的聘书。于是我们全家就在辰溪住了7年，一直到抗战胜利。

在辰溪，湖南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办了小学，由湖南大学的学生当老师。我的学习也不怎么好。1940年高小毕业以后。因为我从小身体很弱，多病，父亲不放心让我到沅陵上美国教会办的雅礼中学，而辰溪根本没有中学。他就请中文系的学生教我初中课程。我记得，教我初中数学的是郭晋稀，教我初中英文的是吴金庠。

吴金庠的英文水平很一般，可是他有一个很严格的办法，就是每篇课文都叫我背。我的英文基础完全是背书打下的。所以我后来很感谢吴金庠，我是很顽劣的学生，调皮捣蛋，不认真学习，如果不是他教我，我英文底子根本就没有，考大学我就不会考外文系。

1938年在宁乡的时候，小学课本全部是白话文。我父亲不大喜欢白话文，他就买了民国初年出版的全部是文言文的初中语文课本，一课一课地教我。所以我文言文的基础从那时候打下来。我父亲教我写旧体诗词，让我学平仄，对仗，我写了一些，无病呻吟，毫无诗意，毫无价值。有几句我父亲很欣赏，写在他的回忆录里面。

同时，我也爱看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学作品，包括鲁迅的书，巴金、郁达夫、沈从文的小说，曹禺的戏剧，冰心的散文，特别是爱读白话新诗，自己也学着写。1941年至1942年之间，我曾在沅陵《中报》上发表过一些新诗、散文和旧诗。发表新诗和散文用的笔名是“新潮”，旧诗用的笔名是“旧潮”。现在回想起来，那些当然是毫无价值的劣等货色。

1940年小学毕业两年之后，虽然我完全没有读过初中，却于1942年以同等学历考上了湖南大学自办的云麓中学，成绩还很好。我在高中3年，也是调皮捣蛋的学生，不太守纪律，上课瞎胡闹。

1945年7月，高考开始了。我当时好高骛远，看不起湖南大学，认为湖南大学是三流大学。在填志愿的时候，我选填了西南联大，我父亲就不准，一定要我考湖南大学。我在父亲的命令下，勉强填了湖南大学历史系。在湖南大学历史系就读的一年里，我只上两个人的课，一个是很有名的政治学家李剑农的政治学课程，还有一个是曹廷藩教授的地理，他的政治思想很进步，地理教得很好。

湖南大学教国文课的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曾经做过北京某大学校长的熊知白。我不上他的课，因为他讲得不好，而且我思想比较左，认为共产党好，国民党不好，而熊知白却反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我在作文中批评美国，同情苏联，他就给我改。我在作文中说，苏联想让中国成为它的盟友，他把“盟友”改成“鹰犬”，我就很反感，觉得他是反动教授。

他在课堂上讲，有人自认为了不起，有家学渊源，课都不来上。我父亲就批评我不上他的课，我说他教得不好，我不愿意在这个大学上课，我不愿意读湖南大学，不愿意读历史系，不愿意听这些课。有一次我和父亲争吵得厉害，我哭了起来，我说：“让我念湖南大学是我的耻辱。”我父亲很生气，说：“湖南大学是你的耻辱，那我在湖南大学教书也是耻辱了？”

“参政”：中央大学的学运积极分子

1946年的夏天，我下决心去考清华或者中央大学，可是湖南没有考区，武汉有考区。我父亲不准我去，一分钱不给。我母亲就偷偷把她的一些首饰给我，我的大姐也把她的零用钱给我，我用她们的钱凑足了到武汉的路费和生活费。

考清华的时候，国文考试就是一篇作文，每个学生都带着毛笔和墨盒，我事先准备不好，墨盒的墨干了没发现，我的旁边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同学，我跟她说：“我的墨盒干了，你把你的墨盒放在中间我们共用行不行？”监考的人就认为我交头接耳作弊，悄悄记下我的座位号码，把我的试卷作废。

清华大学没有考上，我就想考中央大学。但是，中央大学考试时间迟一个月，一个月的生活怎么办？我的钱很少，就找我父亲的两个熟人借了一点钱。但是，这点钱维持生活很困难。我住的都是最差的旅馆。后来连旅馆都不敢住了，住到了可以免费的暑期训练班。吃饭也在最下等的饭店去吃，很不卫生，因此我得了痢疾，一直几十年，我现在还有慢性结肠炎，就是那时候留下了病根。

回来后，我父亲还是怪我，说：“不要你去你要去，你借的钱还不得我还！”后来，我考上了中央大学外文系。我父亲很舍不得我走，但是，我那时候已经18岁了，有独立意志，他也没有办法。我父亲很爱我们，又对我们很严厉。我走的时候他很舍不得，送了很远，一直送我到灵官渡的渡口。

我没有想到，我父亲这次和我是永别。1946年我离开以后，整整十年没回过家，一直到我父亲去世我才回家奔丧。对此，我一直很后悔，觉得对不起我父亲。

到了中央大学以后，我变成了守规矩的学生，因为中央大学教授都是很好的，对学生也很严格。我看英文小说，除了用英文写摘要、写笔记、写学习心得以外，还有必读的课本，必读的课外书。可是那一年学生运动闹得很厉害，我也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那时候，毛泽东讲民主自由，成立联合政府，我那时候也很左，觉得国民党坏透了，蒋介石坏透了。1947年1月，在“抗暴运动”中，不但中央大学的游行我参加，金陵大学的游行我也去参加。1947年5月，“反饥饿反内战”的“五二运动”，更是轰轰烈烈。

在中央大学，也有支持国民党的反动学生。和我一块从湖南到南京去的就有反动学生。可是地下党也很强大，学生自治会两派竞选，都是左派胜利，右派(三青团)失败。在中央大学，我听过罗隆基的演讲，我很佩服他，在休息室专门找他给我签名。我听过梁漱溟的演讲，也听过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中文演讲。此外，还听过马寅初的演讲，学生自治会专门请一些左派的教授演讲。

雪耻：清华时期的“自由派”

我二舅和我的外祖父都在上海，我二舅是国民党经济部的一个司长。我的外祖父在北洋军阀时期，熊希龄当总理的时候，他当过财政次长(相当于财政部的副部长)，还代理过财政总长(相当于财政部长)。1947年暑假我就想到上海去过。

我到上海过暑假的时候，清华北大也到上海来招生，我就想要出这口气。去年考清华冤枉我说我作弊，把我卷子作废了，我再来考一次。这次不考一年级，而是考二年级做转学生。

我在南京中央大学实际上只读了半年多，有公费吃饭，不要钱。我大哥在南京中国农民银行做事，零用钱他给出，所以不要我父亲出一块钱。哥哥给我的零用钱还不少，我经常去看电影，《魂断蓝桥》、《居里夫人》、《翠堤春晓》、《一曲难忘》那些好片子我都是那时候在南京看的。我考取了清华，当时北方兵荒马乱，北平已经在解放区四面包围之中了，我父亲出于安全反对我去。那时候我也不听他的了，也不要他出路费了，因为我在上海的时候，我二舅妈给了我一笔钱，我用那笔钱买了一些左派的书，剩下的就作为路费。

我到北平已经是9月底了，清华是9月初就开课，已经上课一个月了。在清华读了一年半，除了搞学生运动之外，我读书也很认真。有一个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叫做民主青年同盟，要我参加，我没有参加。我不是怕白色恐怖，而是因为我喜欢个人自由，不喜欢组织纪律的约束。

他们要我参加的时候说有两条，一条是拥护新民主主义，一条是拥护民主集中制。拥护民主集中制就要守纪律，统一听组织安排。我说我同情共产党，拥护共产党，我也希望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可是加入组织都要受组织纪律约束，我受不了。我同班左派同学就说我是liberal，大概就是“自由派”的意思，我虽然没有参加他们的组织，但是他们对我很好，让我编学生自治会的大字报《清华时报》。

革命：一线参加剿匪

1949年1月底，北平解放。当时准备对北平解放是两手，一手是和平解放，如果和平解放不成的话，也准备打，东西南北四路，东路由48军来打，准备从东路进攻打朝阳门这边。解放后，48军那时候要南下，很缺干部，48军有清华一个姓刘的学生，比我们高几班，他自告奋勇说回清华找一批人来参加48军。我就改名江声参军了，一直到后来去湖南人民出版社之后才恢复杨德豫的原名。

2月28日，我去报到。我参加了两个训练班，一个是青年干部训练班，讲毛泽东《反对自由主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新民主主义论》。还有一个采通训练班，讲采访、通讯、办党报的一些知识。后来把我分配到142师宣传科。

4月24日，48军开始南下。我从北平一直走到江西南部，除了过黄河、过长江之外都是徒步走的，没有坐一天火车和汽车。行军期间，师领导一直叫我锻炼，下到连队班里去，我是师里头的采访员，可是让我到班里去跟战士住在一起，体验基层生活。还有写稿子的任务，行军的时候还要帮战士背枪，编一些快板。

过了长江，白天蒋介石的飞机来炸，不敢行军，夜里即便有好大的雷雨也要行军，后来到了江西南部就开始打仗了。后来剿匪的时候我到了前线，那是10月份。剿匪就要去打井冈山，我那时候有个人名利思想，我想解放井冈山这是一个好题目，如果解放井冈山由我来报道的话，可以出点名，我就要求到前线去。解放井冈山，有一个很有名的恶霸地主叫萧家壁，活捉之后，毛泽东都表扬了。因为当年在井冈山他就是红军的死对头，我们48军把他抓住了还得了奖。

1950年，中南新华书店出版《老苏区通讯选集》，第一篇就是《回到井冈山》，这是我和其他人合写的。当时有点个人名利思想，想当名记者。我是1950年10月入的团，那时候我已经22岁了。

遭难：大鸣大放，被打“右派”

1956年，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周恩来做了《向科学进军》的报告。我的思想活跃，觉得在部队里干不太合适，我喜欢外国文学，想搞翻译。1956年秋天，我的业余诗歌翻译开始了，开始翻译的是《朗费罗诗选》和《彭斯诗选》。这时，就有点不安心部队的工作。当时不是义务兵制，是志愿兵制，还没有复员转业的制度。毛泽东说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部队中有人就把这个话歪曲成要在部队当一辈子的兵，每个军人都必须树立“永远是战斗队”的思想。我业余翻译外国诗歌，也不受好评，被认为是不务正业。

大鸣大放的时候，地方鸣放很热烈，部队没有鸣放，想出气的人就觉得很憋气，要求“鸣放”。由我发起，报社的好几位同事联名写了一篇文章，要求“鸣放”。我们是部队报纸，广州军区领导压制“鸣放”。我把这个稿子投到广东省委的机关报《南方日报》，但上面有压力，这篇文章就没有在《南方日报》刊登。

不久，广州军区开了报刊座谈会，一共有二十几个人参加。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政治部主任江峰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倾听大家发言。黄永胜就坐在我对面。会上，我第二个发言。那时我胆子很大，我说：“上级派秘书处的处长来当报社的社长，他说报社最主要的任务是揣摩领导的意图，这完全是秘书处长的语言。秘书处是给领导服务的，就专门要揣摩领导意图，派秘书处长来领导报社根本不对头。”这话一上纲就是“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就是右派言论了。我还讲，报纸可以批评领导干部，我还说报社应该独立负责，编辑记者应该文责自负，这些都被认为是要摆脱党的领导。

我被划“右派”主要是两条罪状，一条是写那篇没有发表的文章，说广州军区领导“压制鸣放”；另一条就是在广州军区报刊座谈会上发言。1958年，“右派”处理分成6类，第一类是劳动教养，第二类就是监督劳动。我是第五类，降级、降职、降薪。我原来是正连级，相当于地方的19级，降成22级，工资由原来的120几块钱，降到50块钱。我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开除军籍，剥夺军衔，被遣送到湖南大通湖农场劳动。在此后20年时间里，我有13年半在生产队第一线，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可以说是体力劳改。有两年半是我摘了帽子以后调去农场宣传部办小报，还有4年是在农场子弟学校教书，这6年半可以说是体力劳改兼脑力劳改。

翻译：“右派”出书，稿费被扣

1958年6月，我到了农场劳动。1959年10月，我那本《朗费罗诗选》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为什么我是“右派”还能出版书呢？这里有一个过程。人民文学出版社来信同意出版大概是在1958年春天和夏天之间，军队已经决定划我为“右派”了，还没有下放劳动。我向领导交代，说我业余翻译一本书，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选，投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来信同意出版。领导说：“那不行，你右派分子还能够出书，那不是说不红也可以专吗？”报社就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信说：“我们不同意右派分子江声出这本书。”其实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翻译的除了这本《朗费罗诗选》，还有一本是《彭斯诗选》。我把我的译稿寄去了，他们说他们已经另约一个人翻译《彭斯诗选》，由我们两个人合译。我当时还不知道是谁，后来知道是王佐良。

报社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寄去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回信了，说：“既然江声被划为右派分子，我们同意《彭斯诗选》不用他的译稿了；可是《朗费罗诗选》他已经译完了，我们再另找一个人要重新译，很费事，而且上面有政策，右派分子如果要出书的话可以改个名字出，那所以他译的这本书我社还是打算出。”报社领导还是不太同意，他们回信说：“我们原则还是不同意出，如果你们实在坚持要出的话，一切责任由你们负。”我听说后，说好，我就换个名字，我的原名是杨德豫，我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信说，用杨德豫的名字出，1959年10月，《朗费罗诗选》就出版了。

出书以后，我在生产队劳动。这本书稿费是600多元，一分场的书记李信把稿费扣住了，不给我。我就给出版社写信说我没收到稿费，后来一查，稿费确实已经到了农场。我就去问农场领导，我说我有一本书出版了，得了600元钱稿费，给我汇来，可是没有收到。这一问就得罪了他，五一劳动节，开全分场的大会，他这个人没有文化，把李大钊叫李大剑，他说：“有个江声他懂英文，是英帝国主义的走狗，他胆敢造谣，说别人扣他的钱，你们要斗他。”后来也没怎么斗，他自己犯了错误，离开了农场。

1962年初，情况好转了，要给我摘帽子了，农场的“右派”哪怕没摘帽子的也不在生产队劳动了，都分到生产队做会计、统计，或者到学校教书，这时才把这600元钱还给我。我在1962年摘了帽子，调到农场宣传部之后，就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了信说，我帽子已经摘了，还是可以搞翻译这东西。他们1962年下半年就给我写信，说要我承担《莎士比亚全集》里面一首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的翻译。本来《莎士比亚全集》想1964年出版，因为1964年是莎士比亚诞生400周年。我用业余时间翻译完了，寄给出版社。他们在1964年上半年已经把校样寄给我看了，但后来没出。当时有毛泽东两个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批评得很严厉，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不敢出了。结果，1964年就已经打好校样，排好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一直搁到1978年才出。

1978年12月，我被调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当时湘潭大学教授、老诗人彭燕郊找到出版局领导，建议出版一套外国诗歌中译本丛书。那时候我因肺气肿，在疗养院住院。1982年10月我出院之后，出版社把编丛书的任务交给我。这就是“诗苑译林”。这套书先后由湖南人民、湖南文艺两家出版社出版，时间长达10年(1983年-1992年)，共出书51种。1991年，这套丛书获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二等奖。

1992年，我离休。

（杨德豫 牟尼）

转自《法治周末》2013年1月31日